一、军队的产生与演变

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原始部落之间就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这是很自然的逻辑。城市产生之后，苏美尔城邦之间的争霸战争更是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非常遗憾的是，有关这一时期战争尤其是能够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军事制度的文献材料少之又少。

（一）公民兵制度

在苏美尔城邦时期，各城邦实行的是民兵制度，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正规军或常备军。公民在和平时期从事生产劳动，遇外敌入侵时便应征入伍。最早记录和描绘战争场面的资料来自乌鲁克文化时期，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圆筒印章上，刻有战争和俘获俘虏的场面。到早王朝时期，这类的资料有所增多，不仅有对战争场面的记载，而且还有征兵的资料，在乌尔城邦国王的墓葬中甚至还有陪葬的卫兵。来自舒路帕克的最早的军事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军队和战车的名单，而另一些来自扎巴拉（Zabala，临近乌玛）的军事资料则提供了各式武器的名单。不幸的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资料，都无法揭示出这一时期有关士兵的来源及其社会地位等重要问题，我们只能判断，这一时期的苏美尔城邦尚没有全职的职业士兵和军队，他们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临时征召起来的一般成年公民。这在保存下来的乌鲁卡基那统治时期拉伽什城邦巴乌神庙的有关档案中便有所反映，受雇于巴乌神庙的劳动力便应征参加了与乌玛的战争，并有人员死伤。另外，有一些后来成为军事头衔的称谓，如努班达（nu-banda）等，在巴乌神庙仍然只是民事统治机构的一部分。甚至更晚出的“军队”一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所指代的人群，在和平时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公社劳动，只在城邦发生紧急情况时才拿起武器上战场。实际上，在阿卡德王国里姆什统治时期的文献中，被俘的士兵被称为古鲁什（GULU?，阿卡德语为etlum），古鲁什在苏美尔语里的主要意思是“成年男子”，他们是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士兵有了专门的称呼埃林（ERíN），但他们同时还被称呼为古鲁什。例如，在乌尔第三王朝舒辛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文献中，他们既被称为古鲁什，也被称为埃林。到了古巴比伦时期，正如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时期的文献所揭示的那样，对士兵的称呼基本上用埃林取代了古鲁什。“埃林”这个词，具有双重意思，既代表“士兵”或“武士”，也具有“受雇佣的工人”之意。[1]

图6.1 阿拉米人的骑兵征战浮雕。出自阿拉米人统治下的古扎纳城，泰尔·哈拉夫遗址。公元前1200—前900年

（二）常备军的出现

民兵制度基本反映出苏美尔城邦时期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以及这种社会和经济状况对军队的需要，那就是社会发展的空间范围还很有限，主要是各城邦之间为争夺土地和水源而进行的城邦内战，偶尔有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发生，对专门的常备军或职业军队的需求度不高。目前有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现常备军或职业军队的最早记载，始于阿卡德王国时期，确切地说，是在萨尔贡大帝统治时期。在著名的《萨尔贡年代记》中，他提到“每天有5400名士兵在他面前进食”[2]。在萨尔贡统治时期出现常备军或职业军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为萨尔贡建立起来的阿卡德帝国，依靠的是武力征服，冲破地域界线的征服性帝国之伟业，不可能依靠民兵来实现，只有依靠职业军队才能获此成就。阿卡德帝国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辽阔区域，更只能依靠职业军队的征战。此后，常备军或职业军队贯穿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第一位提到建立特殊专业军队的人，是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舒尔吉，他说他挑选乌尔城的公民，组成了一支长矛军。[3]

图6.2 亚述浮雕：皇家骑兵渡河行军。约公元前704—前681年。出自尼尼微

亚述的常备军称为“中央军”或“王军”，亚述的国王们发展亚述军队完全是出于把亚述建设成军事国家的需要。出于战争的需要，亚述的常备军必须确立固定的战斗编队，通常由50人组成一支小的编队，当然还有比这更小的兵团，也有更大的兵团，大到万人兵团。无论兵团规模是大是小，决定其效率的是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常备军的军事组织中，还有一些类似特种兵的团队，特种兵团的士兵都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某种军队作战所需要的特殊技能。战车兵、工程兵、攻城车兵和攻城塔兵等都属于特种兵。此外还有负责运送粮饷和武器等其他物资的运输兵，以及负责记录和登记造册等事务的军事书记官等。

（三）职业雇佣军

雇佣军是最具职业军人特点的，他们主要来自外邦人。雇佣军也属于常备军。美索不达米亚的雇佣军制度在古巴比伦时期已经非常盛行。例如，在西帕尔城，驻军就包括由城市公民组成的常备军和由外国人组成的雇佣军两部分。驻守西帕尔城的外国雇佣军主要是加喜特人雇佣军，此外还有苏提人雇佣军（ERíN Suti）和埃兰人雇佣军（ERíN NIM.MA ki ）。[4]外国雇佣军的主要职责是驻守哨所和要塞地区。外国雇佣军在古巴比伦时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就连“将军”一词（UGULA.MAR.TU）也来自外国军队，其字面意思是“阿姆鲁人的头领”（overseer of the Amurru），表明这个头衔来自贝都因人军队的指挥官。[5]

如果说类似西帕尔城的资料所揭示的外国雇佣军资料还很零散的话，那么汉谟拉比还为我们提供了皇家外国雇佣军的有趣资料。在汉谟拉比的征服和统一过程中，外交手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外国同盟友邦往往派出自己的军队，加入巴比伦的军队中，以实际行动支持或投入汉谟拉比发动的征战中。巴比伦书信和马里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生动的证据。为了击败宿敌埃兰，汉谟拉比经过努力终于与马里国王兹姆里利姆结成了同盟。兹姆里利姆不遗余力地为汉谟拉比在其本国向部民征兵，甚至不惜采取强硬手段，并最终完成了征兵的目标。一份给兹姆里利姆的报告（ARM Ⅱ No.118）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构成尾翼部队的部民到达了。先锋部队和尾翼部队都进展很好。他们没有疾病和其他问题，也没有一个人丢失。远征军部队的人员也进展顺利。我主不必担忧。

其他事情如下：在每一次远征期间，我都必须听取详细的汇报，因为总有很多抱怨。现在，在每一次远征期间，我同样必须听取详细的汇报，但已经没有了抱怨声，取而代之的是欢笑和歌声。他们就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开心。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参加战斗和击败敌人。我主的仆从们的心灵在诉说，愿我主高兴与欣喜！[6]

所以，兹姆里利姆为汉谟拉比派出了庞大的军队，他们分四批到达巴比伦。第一批先遣部队由600人组成，随后的第二批有1300人，他们由兹姆里阿杜（Zimri-Addu）和伊巴尔皮埃尔（Ibal-pi-El）将军统领。第三批的加强部队数量不详，由沙鲁姆安杜里（Sharrum-andulli）统领。最后一批是由马里王国的众多部落组成的军队。这四批马里部队是在不同时间抵达巴比伦的，每批部队到达巴比伦时，巴比伦方面都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伊巴尔皮埃尔致兹姆里利姆的一封信详细地记录了巴比伦欢迎一批马里军队加入汉谟拉比军队的盛况：

当我们还在途中的时候，听到了一部分部民到达巴比伦的消息，我把这个消息这样通知了汉谟拉比：“部民已经到达。我主可愿意出去迎接他们？”这就是我要求他做的，他这样回答我：“在这个月5日（或6日），我们将回到巴比伦，那时我会做出决定。”这就是他回答我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巴比伦，正向王宫大门行进。汉谟拉比立刻让我们进城，他说：“快来！让部队进城，在指定区域已经准备好了的房屋里住下来。明天早晨，我将陪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就走了。

随后我对他的大臣辛贝尔阿普里姆（Sin-bel-aplim）说：“他们每次进入马里城，我主都会出来迎接他的仆从们，并举行军旗手阅兵式。”我把这些告诉了他，他回答说：“明天所有的部民都将与我主一起进餐。然后举行军旗手阅兵仪式。”这就是他回答我的。塔伯埃利马提姆（Tab-eli-matim）和辛贝尔阿普里姆与我一起离开了，我们让部队进了城。

第二天，我集合了50名精锐士兵，让他们进入检阅队伍当中。所有的部民都在公园里与汉谟拉比一起进餐，就在这个公园里举行了标准的阅兵仪式。汉谟拉比为部民的到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向他们分发了许多礼物。[7]

正如这封信所揭示的，汉谟拉比对马里雇佣军的回报，不仅是两国在政治上的攻守同盟，还包括经济上的支出。在这封信的末尾，列出了一长串的礼物清单，是汉谟拉比赠送给马里高级军官、低级军官、普通士兵以及军旗手的礼物。学者们判断，汉谟拉比赠送给马里军队的这些财物都属于其国王兹姆里利姆所有，这些财产被归于宫廷，因为这些礼物都悉数记载在马里的档案文件中。实际上，汉谟拉比还有其他许多外国军队的支援。对于汉谟拉比而言，无论是对自己的常备军还是对待外国雇佣军，作为他们为自己服役的回报，赠送财产都属于正常的支出。

这种官方的外国雇佣军加入巴比伦的作战部队中，完全听从巴比伦军队的统一调遣，但他们并不效忠于巴比伦国王，他们仍只效忠于自己国家的国王，并随时把作战情况向自己的国王汇报。实际上，他们与巴比伦军队协同作战，其目的是为其国王达到自己国家的战略目的，只不过这时他们自己国家的战略目标与其同盟国巴比伦的战略目标，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

在亚述的军队中，外国雇佣军的数量更多，这与亚述统治者对待俘虏的态度密切相关。例如，辛那赫里布就曾把“西方国家”的大量俘虏编入自己的军队中，其中包括10000名弓箭手和10000名盾牌手。亚述巴尼拔还曾把自己征服的埃兰的弓箭手、盾牌手以及手工业者和铁匠补充到自己的军队中来。

在亚述的文献中经常提到一种常备军叫“伊图阿”（Itu’a），他们来自阿拉米人部落。这支部落曾经给亚述制造过很多麻烦，但从公元前8世纪晚期以后，他们归顺了亚述帝国，成为亚述帝国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军队。例如，西顿人发生抗税暴动、杀死税务官的骚乱时，他们被派到黎巴嫩地区维持秩序。在亚述的军事组织中，并没有民族或种族歧视现象。征募外国人入伍充军的条件与征募亚述本国人的条件完全相同，每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兵团，拥有他们明显的身份标识，这种身份标识不仅包括他们所擅长使用的武器，还包括他们的服装、鞋帽和头饰等，这些都与他们的民族渊源密切相关。在亚述的浮雕艺术作品中，有弓箭手、投掷手、击剑手、长矛手、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等组群，不同的组群拥有不同的装束，使用不同的武器，他们的装束和武器具有他们自己部落、族群或民族的鲜明特征，表明不同的兵种来自不同的部落或族群。

二、武官军官制度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任何时期，任何王朝或国家的国王或统治者都是其军队的最高统帅或总司令。国王作为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绝不是空享这一头衔，从苏美尔各城邦的恩西或卢伽尔，到阿卡德王国的创立者萨尔贡，到巴比伦最伟大的国王汉谟拉比，直至亚述帝国伟大的国王们，他们亲率军队远征的事例屡见不鲜。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文献中，涉及军事制度方面的资料非常罕见，只有古巴比伦时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古巴比伦时期的军队组织，是一个以国王为核心的组织机构，它涉及两个领域的工作，即在战争时期从事军事事务，在和平时期从事公共工程建设、要塞堡垒的修建，以及运河的挖凿和疏浚等。军队组织的官僚体系可以分为武官军官系统和文官军官系统两大部分。现存的文献资料表明，古巴比伦时期军队的组织结构是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最终在阿米迪塔那和阿米萨杜卡（Ammi-saduqa，公元前1646—前1626年在位）统治时期达到极盛。

（一）将军

在古巴比伦时期，除了国王作为最高军事统帅外，在军队内部，最高军事长官称为将军（UGULA.MAR.TU），在将军之下是队长（PA.PA.，wakīl ?attim），在队长之下则是军士（NU.BANDA），军队的最底层也就是军队的主干则是普通士兵，他们之中包括里都（Red?m）、巴衣鲁（Ba'ir?m）和埃林（ERíN）等。

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在西帕尔城，“将军”这个称呼出现在汉谟拉比统治的第39年（CT 47 46：27），一位将军的士兵在一份法律文件中成为证人之一。将军实行轮换制，一般每年更换一次，而队长则相对稳定。[8]但在目前有限的材料中，也发现有的将军任职2年或3年。在阿米迪塔那统治的第35年，有一位将军叫斯那图姆（Sinatum），如果他与阿米迪塔那统治第29年出现的一位同名将军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任职时间就达到了6年。[9]

“将军”这个头衔（UGULA.MAR.TU）是个外来词，其字面意思是“阿姆鲁人的头领”，这似乎表明这个官职最初指挥的是贝都因人的雇佣军。但在目前西帕尔城保存下来的古巴比伦时期文献记载的28位将军[10]中，只有在汉谟拉比统治第39年第一位被提到的将军萨姆萨努姆（Samsanum）和阿米萨杜卡统治第5年被提到的将军舒胡特基（?uhutki，son of Kuzarri）明显是外来的名字，表明2位将军的外族身份，其他所有将军的名字都是典型的阿卡德语人名，说明绝大多数将军都出身巴比伦尼亚的城市公社。

驻守在各地的军队之将军，可能统一由中央政府直接从巴比伦派出，而不是由城市地方自治机构挑选。关于这一点我们缺乏直接的材料证据，只能根据其他间接的材料来分析、判断。例如，在古巴比伦时期，王室、贵族和高官家庭通常都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神庙，做纳第图女祭司。根据来自西帕尔城的材料，地位低于将军的队长以及高级军事行政官（abi sabim）都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当地神庙中去做纳第图女祭司，在纳第图女祭司当中唯独不见将军的女儿。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将军不是西帕尔本地人，而是来自巴比伦。

在一份属于古巴比伦时期的账单中，记载了两位将军、两位牧羊人和其他一些人一道向西帕尔-阿姆那努姆（Sippar-Amnānum）城的官员们缴纳大麦的数量。有学者据此判断，将军可能要为他的职务缴纳职务税。[11]这则材料中的两位将军向城市当局所缴纳的大麦，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赋税，仅凭这个账单实难判断。

巴比伦中央政府一年任命多少位将军，这也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就目前材料的局限，在西帕尔城一年内最多提到过五位将军，这也许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二）队长

“队长”在武官军职中是地位仅次于“将军”的职务。就目前的材料而言，在西帕尔城，“队长”一职最早出现在汉谟拉比统治的第41年。与将军的轮换制不同，队长在军职系列中是比较稳定的职位，即使不是终身制，一个人也可以长期担任队长一职。例如，斯那图姆（Sinatum）任队长22年，瓦拉德马尔都克（Warad-Marduk）任队长11年，伊波尼阿达德（Ibni-Adad）任队长12年，伊尔舒伊波尼（Ilsu-Ibni）任队长5年。

按正常逻辑，队长的任职人数肯定远远多于将军的人数，但目前的材料同样不能提供具体的情况。还以西帕尔城为例，在一年内被提到最多的队长，与将军一样，也只有5人。但在一份材料中，同时提到5位队长和1位将军[12]，不知这是否预示着队长与将军的正常比例。

队长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负责管理份地（sibtu-fields），尤其是里都士兵的份地。这一点与将军的职责相同，可能只是权限不同而已。另外，队长在涉及军人财产转移等案件中，享有和代表军界的法律权威，在这方面的职责也与将军相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可能也只是权限不同而已。

队长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用武器装备士兵（samadu），并为他们分配岗位。从巴比伦运来的武器，全部交由队长保管，再由队长分配给士兵。队长还负责把外国雇佣军护送到应到达的兵站。例如，在一份属于阿米萨杜卡统治时期的文献（CT 48 78）中，2名队长负责护送3名埃兰雇佣兵和数量不详的苏提人雇佣兵，这些雇佣兵被安排守护底格里斯河的堤岸。在和平时期，队长还负责管理修建公共工程用的劳动材料，以及负责为雇佣工人分发粮饷和工资等。

与将军一职不同，队长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从巴比伦派出的，而是从当地选拔出来的。来自西帕尔城的材料显示，驻守西帕尔城军队的队长，肯定都是西帕尔城的公民。例如，一位名叫伊尔舒伊波尼的队长，为我们提供了其家庭的完整档案（BE 6/1 119）。他是伊利达米克（Ili-damiq）之子，其父伊利达米克在公民大会中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伊尔舒伊波尼的姐姐拉马萨尼（Lamassani）是一名十分富有的沙马什神庙的纳第图女祭司，她拥有大量的地产。他的兄弟也拥有一份兵役份地（sibtu-field），因此他也是一名军人。队长多半来自家境殷实的富裕家族，队长本人也都是拥有多处房产、地产之人。

与将军一样，队长也必须缴纳职务税（Goetze JCS 11 34 No.25：7）。

（三）军士

军士是处于队长之下的军衔。在一份文献材料中，明确地记载了几名队长和几名军士处于一位将军的领导之下。实际上“军士”的称呼（NU.BANDA或laputtum）不仅出现在军事文献中，在一些情况下它还出现在其他文献中，表示“头领”或“监管人”等意思。尽管按照正常的逻辑，军士的人数肯定多于队长和将军，但有关他们的材料却更少，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官位低下，鲜有机会从事重要的军事活动和私人财产交易，因此也鲜有机会进入官方文献和私人法律文件。

（四）士兵

士兵无疑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主体。从《汉谟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出，古巴比伦时期的士兵主要包括里都（red?或UKU.US）和巴衣鲁（ba’irum或SU.?A）。里都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是在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四代国王阿匹尔辛统治时期，早于将军、队长和军士。

三、文职军官体系

在古巴比伦时期，与武官军官制度相比，文职军官体系也很发达，这从古巴比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便清晰可见。在古巴比伦时期，军队中存在着三级行政管理人员或文职人员，即高级军事行政官（abi sabim）、军事税务官（deku）、皇家军事书记官（DUMU.E.DUB.BA）和占卜官（baru）。

（一）高级军事行政官

阿比·萨比姆（abi sabim）作为高级军事行政官，可能是古巴比伦时期军队管理机构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其地位甚至可能位于将军之上。阿比·萨比姆的军事职位和地位，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肯定，因为关于此有原始文献的依据。例如，在一份文献中，阿比·萨比姆被称为“军队之父”[13]；在另一份文献中，阿比·萨比姆被称为“雇佣军之首领”[14]。有一份账单记载的是在战争期间为士兵分配给养品的情况，所有被分配的牛总计1685头，其中有许多头牛分配给了5位将军，而对分配享有主宰权的就是1位阿比·萨比姆高级军事行政官。[15]

长期以来，一份重要的原始文献（CT 6 29）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因为它不仅成为研究阿比·萨比姆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军队与官制、社会经济及奴隶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份文献记载如下：

瓦拉德布尼尼（Warad-Bunene），他的主人皮尔希伊利舒（Pir?i-ili?u）以1.5明那之银，把他卖到了埃什努那——在埃什努那服役5年之后，他逃回了巴比伦。两位阿比·萨比姆官员辛穆沙里姆（Sin-mu?allim）和马尔都克拉马萨舒（Marduk-lamassa?u）抓获了瓦拉德布尼尼，并对他说：“你获得了自由，你的奴隶标记被剃掉了。你将要作为里都服兵役。”瓦拉德布尼尼回答道：“我不要作为里都服兵役，我将履行我父亲地产的伊尔库义务（ilkum-service）。”他的兄弟们李必特伊什塔尔（Lipit-i?tar）、阿达德卢泽鲁姆（Adad-lu-zerum）和伊波尼沙马什（Ibni-?ama?）对着马尔都克神和阿米迪塔那王发誓。瓦拉德布尼尼没有受到奴隶身份的起诉，他将与他的兄弟们一起履行其父亲地产的伊尔库义务，直到他生命的尽头。[16]

作为军队中的最高行政长官，高级军事行政官的任期也不像将军那样轮换很快，其中有一位马尔都克拉马萨舒任职达14年之久。与将军由中央政府从巴比伦派出不同，高级军事行政官一般出自当地的公民，他们的女儿在当地的神庙中担任纳第图女祭司。

从文献可以看出，高级军事行政官掌握着军队的生命线——给养的供应，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有超越将军的权力。他们不仅负责一般陆军的给养供应，还负责战车手和外国雇佣军的给养供应（CT 45 54）。此外，高级军事行政官还负责征兵工作（CT 6 29：8）；负责在军队范围内的音乐与歌唱活动（CT 8 21c：5f.）；还像队长一样，负责为从事公共工程劳动的工人分发粮食等配给品（TCL 1 158：8）；负责为王室向普通公民租借羊毛等物品（CT 8 21a；CT 8 30b；CT 8 10a）；负责购买奴隶从事公共工程劳动[17]；最为重要的是，高级军事行政官还是军队事务争端的仲裁者（CT 4 39d：5；CT 4 19a：13；PBS 7 108：28；TCL 1 164：13）。

也有学者认为，高级军事行政官并不是专职的军事官员，也不是专门的军事仲裁官，他的职责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王室官员，其基本职责在负责农业事务，负责收集和储存农产品”[18]，“他作为王室官员的这些职责，使得他在一些情况下充当了位于城市公社及其传统的机构和势力与城市公社成员对国家应负义务之间的代理人”[19]。

（二）征兵官和军事税务官（deku）

根据一位军事税务官辛伊丁纳姆（Sin-Iddinam）的任职经历来判断，军事税务官一职可能系终身制。军事税务官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征收兵役免除税（igisu-tax）。自有公民兵制度以来，服兵役就是城市中成年适龄男子应尽的国家责任。在古巴比伦时期，对不能服兵役的人实行以纳税代替服兵役的制度，因此便有了兵役免除税。根据目前的材料尚无法判断兵役免除税适用于所有适龄成年男子，还是仅限于从事特殊职业的人。在目前的文献材料中，缴纳兵役免除税的人包括商人头领、商人、祭司、法官及其他政府官员，还有牧羊人、建筑师、理发师和船工等。兵役免除税按年度征收，以货币或银钱形式（kasap ilkim）缴纳，也可以分期付款。缴纳兵役免除税的数额因人不等，根据目前的材料无法判断征收兵役免除税的原则。来自西帕尔城的材料显示，一个人一次缴纳的数额最少的有2/3舍客勒之银，最多的达120舍客勒之银。[20]政府征收上来的兵役免除税，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为在各城市工作的王室官员以及军事书记官提供粮饷。

军事税务官除了为政府征收兵役免除税以外，还负责为公共工程召集劳动力。

（三）皇家军事书记官

在楔形文字文献中，皇家军事书记官有两种称呼，一种为DUMU.é.DUB.BA，另一种为DUB.SAR。在多数情况下，DUMU.é.DUB.BA用于军事场合，DUB.SAR用于非军事场合，但这样的区分并不严格。根据来自西帕尔城的文献资料，DUMU.E.DUB.BA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汉谟拉比统治的第35年，三位军事书记官在一宗财产转让活动中担任最终的证人。有一些军事书记官反复出现在文献中，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们工作职责的信息。例如，伊比伊拉布拉特（Ibbi-Ilabrat）担任军事书记官35年，舒姆里斯（?umu-lisi）担任军事书记官6年，沙鲁茹姆（?allurum）担任军事书记官2年。

图6.3 亚述浮雕：描绘军事书记官在记录被砍去头颅的敌人的数量。约公元前700—前692年。出自尼尼微

军事书记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及时记录里都士兵等的变化情况，对减员和增补情况进行登记，以保证军队士兵数量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战斗中，军事书记官还负责清查和记录缴获敌人战利品的数量、消灭敌人的数量以及俘获战俘的数量，并把所有这一切都登记造册。

在非战争的和平状态下或在战场之外，军事书记官还和武官队长一道共同负责管理从事公共工程建设的工人，为他们保管和分发配额的生活必需品。军事书记官还像其他军事官员一样，在军人与军外人员进行财产交易过程中充当主要证人，虽然他们也可能在其他普通公民之间的财产交易中充当证人。

在文献中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部队书记官”（DUB.SAR ERíN）的人，他们有可能是来自巴比伦的军事书记官。例如，在一个盗牛案件（TCL 1 164）中，一名部队书记官伊丁马尔都克（Iddin-Marduk）获得了赔偿的判决。在这个案件中，虽然其他当事人都来自西帕尔城，但主审官却是巴比伦的高级军事行政官，据此判断这名原告部队书记官是来自巴比伦的军事书记官。在另一份文献材料（CT 45 55）中，一名部队书记官负责把大麦运送到西帕尔-雅赫路鲁姆（Sippar-Jahrurum）城的粮仓，这些大麦是属于王宫守卫官（GAL UKKIN.NA ERíN KA é.GAL）的，他有可能是承担护送或押运任务。

（四）占卜官

占卜活动在古代君王们所参与的战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占卜官也因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同样如此。占卜官不仅决定着是否应该发动战争，还在战争进行中决定着是继续战斗还是选择媾和的战略决策。占卜官通常还要随军出征，他们不仅负责提供占卜仪式所用的牺牲，更重要的是还要获取占卜物和解释预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习俗中，羊是最常见的占卜动物，偶尔也会用到鸟。占卜官似乎还负责为在战争中牺牲的亚述军官和士兵举办葬礼，虽然并没有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留存下来。

亚述帝国的占卜官由于享有预兆解释权，在鼓舞军队士气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在军队陷于被动不利的局面时，占卜官往往为军队提供吉利的预兆，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摆脱困境。亚述国王埃塞尔哈东在其父王辛那赫里布遇刺身亡之时，意欲率军镇压弑君者的军队，来自众神的一封信给予了埃塞尔哈东以支持，表明神站在埃塞尔哈东一边，从而大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使叛军士兵纷纷弃弑君者而去，有效地瓦解了叛军，造成了叛军的分崩离析。在亚述巴尼拔镇压其兄弟、巴比伦王的反叛战争中，占卜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占卜官提供的一份预兆是这样的：“在月神（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对于那些谋划反对亚述巴尼拔，犯有反叛罪之人，我将让他们邪恶地死去。让他们死于闪闪发光的铁剑之下，死于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死于饥饿和瘟疫。我将终结他们的性命。’”[21]在另一次行军过程中，亚述巴尼拔的军队面对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产生了畏惧的情绪，这一次又是占卜官立了功。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军队来到了伊戴德河（Idide），波涛汹涌。他们产生了恐惧心理，不敢渡河。居住在埃尔比尔的伊什塔尔女神在夜间为我的军队而显圣。她这样告诉他们：“我自己将走在亚述巴尼拔的前面，他是我用双手创造的亚述王。”我的军队在伊什塔尔女神显圣的保佑下，恢复了信心，安全地渡过了伊戴德河。[22]

占卜官通常也出自豪门，拥有巨额的地产和房产，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除了从事占卜活动外，他甚至还参与给军人分发大麦的工作。在涉及军人甚至上至将军的财产转让交易活动中，占卜官可以充当重要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