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后被阿卡德人继承，并发展为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又由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传给波斯人等周边民族。然而，解开楔形文字之谜却恰恰要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具体地说就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是打开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述语）迷宫的钥匙，阿卡德语的释读成功又为解开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语之谜奠定了基础。

一、先驱者们的探索

西方人最早关于楔形文字的记载可以溯源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在其名著《历史》（Ⅳ，89）中曾提到过这种文字，把它称为“亚述文”（Assyrìa grāmmata）。但在随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楔形文字便鲜为人知。1621年10月21日，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彼得罗·德拉·瓦莱在从波斯的设拉子城（Shiras）写给他在意大利那波利城的朋友的信中，提到了楔形文字。信中还摘录了一小段文章，包括5组符号。他甚至正确地断定，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的。欧洲人所见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便是瓦莱从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大流士皇宫的墙壁上临摹下来的。当时人们对这种文字非常陌生，以至于有些学者甚至怀疑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品而已。1673年，年轻的法国艺术家安德烈·多利埃尔·德斯兰德斯（André Daulier Deslandes）发表了第一份准确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版画，在其上抄录了铭文上的3个符号，认为它只是装饰物。这种看法在当时及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很普遍。但随后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进行的考古发掘很快证明，楔形文字是这一地区唯一常用的文字。

最早对楔形文字进行释读的是17世纪末的英国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他早年曾担任英国驻波斯大使。1677年，他发表了一份只有3行文字的复制品，并认为它由单词或音节组成。他根据波斯王宫保存完好的铭文，正确地推断出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的，并确认其为波斯人的语言。1693年，英国驻东印度公司代表塞缪尔·弗劳尔（Samuel Flower）发表了一份由20行文字组成的波斯波利斯铭文，这份铭文被称为真正的铭文，虽然它只包括23个独立的符号。1700年，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在其一部有关古波斯宗教的著作中，复制了弗劳尔的铭文，并把它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这是这种文字首次获得这一名称，此后便被普遍采用。遗憾的是，海德仍不相信这种符号表示具体的含义，还认为它只是装饰品。1711年，英籍法国旅行家谢瓦利埃·卡尔丁（Chevalier Chardin）复制了第一份完整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的铭文，他青年时曾三次去到波斯波利斯。3年之后，卡尔涅利·莱布鲁姆（Carneille Lerbrum）发表了更为精确的三种语言的铭文抄本。但最终为释读波斯楔形文字铺平道路的是丹麦数学家卡尔斯滕·尼布尔。1788年，尼布尔发表了由三种语言组成的准确、全面的波斯波利斯铭文，指出铭文应该从左向右读。他认为，这三种铭文代表着楔形文字的三种不同形式，并称之为第一种（Class Ⅰ）、第二种（Class Ⅱ）和第三种（Class Ⅲ）。在尼布尔看来，第一种非常简单，第二种比较复杂，第三种最复杂，所含的符号特别多。他甚至正确地分析出第一种由42个符号组成，这种形式代表着这种文字的一种字母排列方法。但他没有进一步确认这三个种类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字，而认为它们是同一语言的三种不同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学者在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之外的其他领域取得了研究成果，大大地推动了楔形文字的释读进程。一位是法国学者A.H.安奎提尔-杜佩隆（Anquetil-Duperron），他长期在印度收集有关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该圣书是以古波斯文写成的，因此他获悉了阅读和理解古波斯文的方法。1768年和1771年，安奎提尔-杜佩隆发表了他的有关研究，为那些试图释读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学者提供了有关古波斯文的知识，这些知识被实践证明大有益处。另一位学者是A.I.西尔维斯特里·德·萨西（A.I.Silvestre de Sacy），他于1793年发表了一份钵罗钵语（Pahlavi）铭文的译文，该铭文发现于波斯波利斯城的近郊，虽然该铭文的时间要比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铭文晚几个世纪，但它也或多或少地揭示了早期文献的某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便是：“x，伟大之王，王中之王，……之王，y王之子，伟大之王，王中之王……”

在尼布尔研究的基础上，两位同时代的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的释读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一位是罗斯托克（Rostock）的东方学家奥拉夫·格哈德·泰克森（Olav Gerhard Tychsen），他在1798年正确地断定，尼布尔所说的三种形式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语言，在第一种语言中遇到的那些单独的斜体楔形符号是分词符号。但他除了认出一个元音字母a以外，其他的推测都误入歧途。另一位是哥本哈根的弗雷德里希·明特尔（Friedrich Mùnter）教授，他于1798年向丹麦皇家科学院提交了他的两篇重要论文，并于2年后（1800年）正式发表。首先，他也认识到，在尼布尔所说的第一种形式中不断出现的一个斜体楔形符号是分隔符号，这一点与泰克森不谋而合。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因为它使学者们能准确地断定每个词的开头和结尾。其次，他认为第一种铭文是字母文字，第二种铭文是音节文字，而第三种铭文则是一种表意或象形文字。再次，他甚至进一步正确地推测，这三种铭文是阿黑明尼德王朝时期的文献，所记载的内容是相同的。最后，他正确地认出了“皇帝”和“王中之王”这两个词。但非常遗憾的是，明特尔错误地认为这三种铭文中的文字代表波斯文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即古波斯语、钵罗钵语和帕西语，否则他的成就会更大。

至此，虽然释读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还只是处于初始和基础阶段，尚无重大发现和突破。

二、格罗特芬德首获突破

在楔形文字释读方面第一位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是德国哥廷根一位年仅27岁的中学教师，他的名字叫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1775—1853年）。格罗特芬德几乎不懂任何东方语言，但他对解读人造密码特别感兴趣。与商博良[21]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不同，格罗特芬德没有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手边也没有释读象形文字时所依据的双语言铭文，他主要凭借的是其敏锐的洞察力。1802年9月4日，格罗特芬德在哥廷根科学院（Gottingen Academy）宣读了他的论文。他以令人信服的材料证实了那三种形式的楔形文字属于三种不同的语言，其中第一种是阿黑明尼德王朝时期流行的古波斯语。他也识别出了分词符号，并进一步认为第一种文字是字母文字，而不是音节文字，因为每2个分词符号之间往往刻有10个符号，而由10个音节构成的词是极其罕见的。格罗特芬德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读出了波斯阿黑明尼德王朝的皇帝大流士（Darius）、其子薛西斯（Xerxes）和其父胡斯塔斯匹斯（Hystaspis）的名字，并正确地分辨出古波斯楔形文字的10个字母。下面便是格罗特芬德释读出的铭文，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它们定名为铭文Ⅰ和铭文Ⅱ。

图3.14 铭文Ⅰ：大流士的古波斯文铭文。其意为：“大流士，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诸国之王，胡斯塔斯匹斯之子，阿黑明尼德王朝的皇帝，是建成这座宫殿的人。”

图3.15 铭文Ⅱ：薛西斯的古波斯文铭文。其意为：“薛西斯，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大流士皇帝之子，阿黑明尼德王朝的皇帝。”

格罗特芬德根据前人特别是泰克森和明特尔的研究成果，断定该铭文是用古波斯语写成的阿黑明尼德王朝皇帝的铭文，其中铭文Ⅰ中反复出现的，标有号码2、4、5、6以及铭文Ⅱ中反复出现的，标有2、4、5、7的那个词就是“皇帝”。随后，格罗特芬德又尝试用波斯萨珊王朝的铭文的模式来解读铭文Ⅱ，该模式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为“x，伟大之王，王中之王，y王之子，阿黑明尼德……”在释读“y王之子”时，他首先假定y是人名，是皇帝的名字。由于这个词在第一篇铭文中是第一个词，而在第二篇铭文中位于“王中之王”这一称号之后，并在词尾多出一个符号，因此，格罗特芬德得出结论，即在第二篇铭文中，“儿子”这个词的前面是附属于它的生格。接下来他开始查阅在希罗多德著作中出现的波斯皇帝的名字，并与他所研究的铭文相对照，以便找出相应皇帝的名字。他首先排除了居鲁士（Cyrus）和冈比西斯（Cambyses），因为这两个皇帝的名字长短不一，而他所释读的那两个名字的长度几乎相等。格罗特芬德还发现了另一重要的事实，即第一篇铭文的作者是第二篇铭文作者的父亲，他带有帝王的头衔，而他自己的父亲却没有帝王的头衔。据此，他断定，铭文Ⅱ的作者一定是薛西斯，而铭文Ⅰ的作者一定是薛西斯的父亲大流士，大流士的父亲胡斯塔斯匹斯恰好不是皇帝。最后，格罗特芬德把这三个名字代入了古波斯圣经中的名字形式，终于确定了15个字母，其中有4个是错误的。

图3.16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

格罗特芬德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本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之外，还因为其他文献已提供了一系列波斯皇帝的名字。并且古波斯文字的符号较少，总共只有40个左右，而且其性质与现在通用的字母文字接近，这一切无疑降低了释读的难度。此外，格罗特芬德的释读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在释读过程中也不断得到其他学者，如泰克森、明特尔和里奇的支持，后者不断把自己在巴比伦和尼尼微遗址获得的楔形文字的铭文的抄本送给他。

格罗特芬德的成果为楔形文字的最终释读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大部分符号的音值被确定下来。1822年，A.J.圣-马丁（A.J.Saint-Martin）正确地读出了V；1826年，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在“王中之王”这一词组中鉴定了复数生格的词尾；1836年，巴黎著名的波斯学家尤金·鲍尔诺夫（Eugème Bournouf）借助于一篇铭文中的波斯部族名称表确定了大多数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的读法；格罗特芬德的密友和合作者、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则使释读工作暂告一段落。他断定，波斯文字中的元音a与印度字母表中的元音a一样，是不表示出来的，但长元音是通过词中加上符号a来表示的。

三、亚述学之父罗林森与《贝希斯顿铭文》

真正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是英国的年轻军官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22]。1835年，年仅25岁的罗林森奉命前往波斯，担任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罗林森是一位古典学者和多种语言的研究者，因此他一到波斯便对遍及全波斯的楔形文字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收集三语铭文。他很快就注意到哈马丹（Hamadan）附近的阿尔凡德土墩（The Mount Alvand）铭文和距离克尔曼沙（Kermanshah）20英里远的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 Rock Inscription）。前者包括以三种语言刻成的两个短篇。罗林森在1835年开始临摹。他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释读成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同样的方法，成功地读出了它们。罗林森还正确地断定了18个波斯楔形文字符号。但他也认识到，要想确定该铭文的所有符号，手上必须掌握许多专有名词，《贝希斯顿铭文》恰好为此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图3.17 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爵士

《贝希斯顿铭文》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刻写的铭文，记载的是他镇压国内高墨达暴动[23]和人民起义的经过。铭文以古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三种文字刻在位于古都埃克巴坦那西南的贝希斯顿（Behistun或Bisutun）大崖石上，距地面300多英尺高，无法攀岩而上。罗林森不得不借助于人工梯架，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系绳悬空进行摹拓。他首先着手摹拓出铭文的波斯文部分，共5栏414行。到1839年，罗林森已开始获得一些有关欧洲学者的释读情况，这时他已翻译出前200多行。此后由于军务，罗林森的工作一度中止。1844年，他重返贝希斯顿，完成了全部波斯文铭文414行，及第二部分即埃兰文铭文全部263行的摹拓和翻译。1848年，他把他的手稿，包括摹本、转译、翻译、评论和注释从巴格达寄往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从而把古波斯铭文的释读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同年，著名的爱尔兰语言学家爱德华·兴克斯[24]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的许多预想与罗林森独立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共同之处。至此，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符号和语言的重要特点已经很清楚了，释读工作可以说基本完成，剩下的只需一些微小的修改和纠正。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22岁的德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25]，他是拉森的学生，与罗林森和兴克斯一道被称为“楔文三杰”。

四、楔文三杰与亚述学的诞生

图3.18 爱德华·兴克斯

图3.19 朱利斯·欧佩尔特

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令世人震惊。许多学者对罗林森和兴克斯的研究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展开攻击，把他们的成果诬蔑为偏见和毫无价值。这时，三杰之一的欧佩尔特根据自己的研究，于1855年连续撰文证明罗林森和兴克斯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并且列出了许多可以表示多种音值的新符号。欧佩尔特还是第一位全面研究古代书吏自己准备的音节表的人，这些音节表藏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发掘出的大量泥板中。他的众多的论文、文献材料和论点大大地巩固了一门新学科——亚述学的根基。

1857年是非常值得牢记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数学家、业余东方学家塔尔博特[26]翻译出了一份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的铭文，于1857年3月17日寄给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兴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把三篇译文进行比较。此时欧佩尔特恰好也在伦敦，所以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安排由五位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塔尔博特、罗林森、兴克斯和欧佩尔特的四篇译文进行评议，结果表明四篇译文大致相同。这一研究终于得到了权威学术机构的正式承认。这门语言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阿卡德语。一门新的学科——亚述学宣告诞生。罗林森由于在释读楔形文字方面的突出成就，亦被尊称为“亚述学之父”。

图3.20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的八角形赤陶铭文。上面记载了他军事征伐和内政的业绩。约公元前1110年。出自亚述城。1857年四位专家成功释读这份铭文，宣告了亚述学的诞生

随后，罗林森等人又基本破译了苏美尔语，并因此产生了亚述学的分支——苏美尔学。

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诞生使得大量的楔形文字原始文献尤其是阿卡德语文献得到了整理、拉丁化转译和翻译，而文献整理和翻译工作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发展。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发展不断地翻开人类文明史的新篇章。

[1] G.R.Driver，Semitic Wri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4-5.

[2] I.J.Gelb，A Study of Writi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65.

[3] G.R.Driver，Semitic Writing，p.57.

[4] 参见[苏]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165～166页。

[5] I.J.Gelb，A Study of Writing，pp.66-69.

[6] 参见[苏]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第148、181页。

[7] I.J.Gelb，A Study of Writing，p.67. G.R.Driver，Semitic Writing，p.57.

[8] 较详细的论述参见于殿利、郑殿华：《巴比伦古文化探研》，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页。

[9] Richard Caplice，Introduction to Akkadian，Rome：Biblical Institute Press，1983，p.15.

[10] G.R.Driver，Semitic Writing，p.15.

[11] G.R.Driver，Semitic Writing，p.64.

[12] [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13]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6页。

[14] 参见滕大春：《关于两河流域古代学校的考古发掘》，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63～64页。

[15] 今阿布·哈尔马尔遗址（Tell Abu Harmal）。

[16] Edward Chiera，They Wrote on Cla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165-166.

[17] 有学者认为赫梯人从叙利亚的塞姆人那里借鉴了楔形文字。参见[苏]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第193页。

[18] 今土耳其的博阿兹柯伊（Bo?azk?y）。

[19] 乌加里特（Ugarit），位于叙利亚东北沿岸，即今天的拉斯沙马拉（Ras-shamrah）。

[20] 在埃尔-阿马尔那（El-Amarna）发现的埃及国家档案文件。

[21] 商博良（Jean 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年），法国著名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并研究多种东方语言。1822年根据罗塞达石碑释读埃及象形文字成功，从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22] 罗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1810—1895年），英国亚述学家。在东印度公司服军役期间，研究波斯和印度语言，并最终释读楔形文字成功，与博塔和莱亚德一道被誉为“亚述学之父”。

[23] 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内部发生的反对阿黑明尼德王朝的政变，首领为米底祭司高墨达，政变很快就被大流士一世镇压。

[24] 兴克斯（Edward Hincks，1792—1866年），爱尔兰亚述学家。曾发现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同时与罗林森等人成功地释读了楔形文字。

[25] 欧佩尔特（Jules Oppert，1825—1905年），著名东方学家。出生于汉堡，1854年加入法国国籍，主要著作有èlèments de la Grammare Assyriene（1860年）及ètudes Sumèriennes（1881年）等。

[26] 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年），英国摄影术的先驱，曾有多项发明。最早释读尼尼微楔形铭文者之一，业余从事亚述学研究，并取得较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