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苏美尔文而言，它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和公共管理之需要而产生的。在公元前第四千纪，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在保管储存产品的过程中，记账和统计首先成为必需，最早的文字形式出现在几百块泥板之上，内容显然是记述经济活动的。

一、文字的出现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文字出现在乌鲁克文化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这些文书是用苏美尔语刻写在泥板上的，最早发现于乌鲁克的埃安那古庙中。属于乌鲁克文化时期的泥板文书，其数量已不算太少，例如，在乌鲁克四期文化中就出土了570多块泥板，在三期和二期文化中出土的泥板文书相对少些，只有34块。在位于基什东北约17英里处的一个小遗址，即捷姆迭特·那色遗址中，发现了属于这一文化期的194块泥板，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另外，从著名的乌尔王陵中出土了几百块泥板，其中少部分泥板的内容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的泥板相同。在早期，出土泥板最多的遗址是舒路帕克，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泥板数以千计，目前仅发表了其中的250多块。这些泥板有少部分与在乌尔王陵和捷姆迭特·那色发现的泥板在内容上有重复。[1]其时间断限大约在公元前2600—前2500年。大约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拉伽什发掘出土了一块独特的泥板，即拉伽什王恩赫伽尔（Enkhegal）的泥板。因此，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勾画出在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统一巴比伦尼亚之前，苏美尔人文字发展的大致阶段：

乌鲁克四期文化

约公元前3500年

乌鲁克三期和二期文化　约公元前3300年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

约公元前2900年

乌鲁克一期文化

约公元前2650—前2400年

舒路帕克时期

约公元前2600—前2500年

乌尔时期

约公元前2575—前2475年

拉伽什时期

约公元前2575—前2400年

阿卡德时期

约公元前2370—前2200年

图3.1 乌鲁克文化四期的文字

图3.2 泥板的正面（左）和反面（右）

图3.3 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文字

二、象形符号

虽然“楔形”这个词体现了古代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字最本质的外在特征，但它仅适用于该文字发展的后期阶段，即最终“定型”阶段，而并不适用于其前期，即形成时期。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图形文字，如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初出现在泥板上的文字，其外观并不呈楔形，而只是些平面图画。显然，被后世称为楔形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字，起源于图画式的象形文字，这一点早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在这种最早的文字体系中，一个或更多具体事物的图画便构成一个符号，代表着一个词，其意义与所画的物品基本一致或近似。这种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Pictography）或表词字（Logography或Word writing）[2]。在乌鲁克四期文化中发现的文字，就仅仅是一些数字、具体物品的图画和人名。其写法很简单易行，每个词所表达的意思也很直观，一般就是直接描述该事物的图画。例如，“羊”的概念就是由一只羊的图画来表示的；同样，“鱼”就是一条鱼的图画，“鸟”就是一只鸟的图画，等等。参见下图：

在上图中，需要特别说明和值得注意的是“嘴”和“食物”的代表符号。前者与“头”的概念一样，采用的都是头的图形，但它在嘴的部位上引进了影线，以表示强调或特指该部位；后者采用的符号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盛食物的容器，即碗的图形，这就体现了一种转折或借替关系。

对一些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事物，苏美尔人则选取其局部或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的部分，来代表或表达其整体的概念。例如，他们用各种动物的头部来表示该动物，用男人和女人的**图形来表示男人和女人等。如下图所示：

对一些难以用简单图画文字来表达的抽象概念和事物以及具体的动作等，苏美尔人则采用象形符号与会意符号相结合的手段来表示。例如，他们在一只卧着的家禽旁边放上一只蛋，就表示“生育”的概念；在半圆形下面画几道线影来表示黑暗自苍穹而下，从而表示“黑”、“夜”的概念；以更加抽象的方式，即用两条平行线来表示“朋友”和“友谊”的意思；与“朋友”和“友谊”的概念相对应的是，苏美尔人在表示“分歧”和“敌对”的概念时，采用的符号是两条交叉的直线；他们还用“嘴”加“食物”来表示“吃”，用“嘴”加“水”表示“喝”的意思。更有趣的是，苏美尔人用“山”加“女人”来表示“女奴”，这是因为苏美尔人的女奴大部分是来自周围山区的女人。如下图所示：

一个图画代表着一种事物或行动，势必造成符号繁多，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因此，一般的语言形式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即经济原则，也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符号来表达最广泛的意义。苏美尔人很快采取的第一个经济措施就是在原来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一种表达方法，即他们不仅用一幅图画表达其最初所代表的物质，还用它来表达与之相关联的意义。例如，一幅太阳图画不仅表示“太阳”，还可以用来表示“光明”、“白”和“白天”等意义；一幅星的图画，不仅用来表示其最初的意义，即“星星”和“天空”的概念，还用来表示“神”；一幅脚的图画不仅表示“足”或“脚”的概念，还用来表示与脚有关的意思，如“站立”、“行走”、“去”、“来”或“带来”等。[3]

三、从象形文字到楔形文字

以一个或更多具体事物的图形作为符号来表示该事物或与之相近的概念，这种文字系统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其一是符号本身的形式过于复杂，造成书写困难，大大影响了书写速度；其二是表达某一完整意义所需的符号太多，使用起来显得笨拙、不便。因此，简化符号并逐渐使之规范化乃社会发展之必需，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字体系都要经历的过程。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不断简化的结果便是，原始的图像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无法辨认，直到最后完全失去了象形的特点。在这方面，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算是个例外，在该文字体系中，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字与古埃及文字一样，同属于象形文字，但两者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仔细刻画或精心绘制的图形，有时还上了好几种颜色，而古代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只是一些图示性的、线条式的图形，这些线条只是象征性地、图示性地表现符号所代表的实物。造成古苏美尔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不同。[4]也正是苏美尔人独特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使苏美尔人象形文字的符号在逐渐简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楔形，并最终完全失去其象形的特征。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石料少，羊皮纸又难以保存，所以人们便以泥板作为书写材料。这里泥土的土质与其他地区的不同，它具有很强的黏性。在泥板上写字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很难精确地刻写原始的图画文字的曲线，很难勾勒出迂回曲折的轮廓。相比较而言，在泥板上刻写直线和线条就要容易得多。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使用的书写工具通常是芦苇秆笔，由于这种笔笔尖细、笔尾粗，所以把它往泥板上一压就形成一个笔画，而且呈楔形或钉子形。另外，阅读方向的改变肯定也促进了苏美尔象形文字的演变。最古老的苏美尔铭文一般都是从右向左、从下向上读的。大约从法拉时代起，这种书写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这时文字开始从左向右、从上向下阅读。

苏美尔文从图画文字最终演变成楔形文字，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大约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始告完成。由于最初的楔形文字符号也比较复杂（虽然它比图形文字要简单得多），所以楔形符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苏美尔人的这种楔形文字符号很快便传到阿卡德地区的塞姆人部落，随后又传给了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加喜特人、乌拉尔图人、波斯人和乌加里特（Ugarit）人等众多民族。由于这些民族的书写符号都具有楔子的形状，所以它们都被称为“楔形文字”。

在苏美尔文从图画文字演变为楔形文字以及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的楔形符号本身不断简化的过程中，大体上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第一，组成每个符号的楔子的数目逐渐减少。例如：

第二，将符号的主要成分化为横的或竖的平行线条，使符号的一般形式规范化。例如：

第三，将符号的“个性”固定在其成分具有特征的部分，这一部分是稳定不变的或起码是清晰可识的；符号的其余部分则形态变化无定形。例如：

第四，往往根据偶然的相似，对同样演变的符号做某种方式的分门别类。例如：

以上几种变化趋势反映出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符号逐渐失去其象形的特点；其二，泥板向左旋转了90°，使图形原来的位置发生了变化。66～67页的图形更清晰地揭示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符号演变的以上两个重要特征。

另外，在符号演变过程中，亚述语的符号与巴比伦语的符号显现出微小的差别。总体来说，亚述文字的符号呈现出更正规、更方正、更严谨的趋向，它尽可能地使用平行的楔形，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斜线；而巴比伦文字的符号则依然比较柔软、纤细，其微小的构词成分在数目和形式上保持着相对的灵活性和自由性。

四、从象形文字发展为音节文字

苏美尔文字的图形符号和会意符号只能表示一些具体的事物和行动，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表词字很难表达引语和语法形式，这还不算严重，因为它所要表达的意思通常可以根据上下文来猜测和理解。更为严重的是，它很难表达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这一点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字不同，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图画文字足以表达人名之类的专有名词，因为它仅限于部落范围之内，并且在每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内部几乎人人相识，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仅属于自己的名字。[5]苏美尔人生活的环境则大大不同，与印第安人相比，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大都市中，这些大城市人口较多，人与人之间大多数并不相识，因此重名现象十分普遍。为了把同名之人区别开来，苏美尔人通常在自己名字的后边注明父亲的名字和出生地点。另外，印第安式的名字，如“白牛”某某、“大熊”某某等，比较易于用图画文字来表达，但它无法表达苏美尔式的名字，苏美尔人通常采用的名字为“恩利尔赋予生命的”某某等。在涉及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时，苏美尔人的表词符号和会意符号就更显得无能为力了，它几乎无法表达这些专有名词，因为对苏美尔人来说，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本身并没有任何含义。因此，要适当地表达它们，只得借助于其他手段，这就导致了表音符号和音节文字的出现。[6]另外，表音符号和音节文字的出现还与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的另一个缺点有关，即上面讲过的，图画文字表达某一完整意思所需的符号太多，使用起来不方便，因此苏美尔人便借助于一些有益的设计来减少符号的数量，使其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其中最有意义的设计便是用发音符号代替表意符号。

最早的表音符号出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期，音节符号已被广泛使用，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苏美尔文字已变成了表词—音节文字（Word-Syllale Writing）。相比之下，苏美尔文中出现表音符号（或音词字）要比埃及的象形文字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苏美尔人的文献最初只记述生产和计算等方面的内容，只是一些物品的存单和收支账目，很少涉及人名和地名，尤其是外国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初起，随着战争的不断发生，为苏美尔统治者歌功颂德、记述征战和战斗等内容的铭文逐渐增多。这就经常会遇到一些专有名词，尤其是所征战、攻克和夺取的外国城市和地区的名字及其统治者的名字。另外，有一些在意义上非常相近的词往往采用同一或相似的符号，为了把它们区别开来，苏美尔人开始引进发音符号。

表1 楔形文字符号的起源与演变

续表

苏美尔文在音节方面仅仅是开了个头，它没能走得更远，这主要是因为苏美尔文需要表示音节的符号很少。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方面，苏美尔文的记述对象多为苏美尔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较少涉及苏美尔人所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外国地名和人名等；另一方面，苏美尔语属于黏着性语言，其单词多数是单音节的，缺乏内部的变化，大部分只需要简单的前缀和后缀音节，因此，满足这一目的以及表达那些用图画文字无法表达的词汇，只需少量带有音值的符号便足够了。阿卡德人成功地发展了音节体系，因为他们除了使用对他们来说属于外语的旧有的符号作为表意符号外，还必须用音节来拼写每一个单词，但他们的成就也仅限于此。因此可以说，苏美尔人的文字具有词汇意义，而阿卡德人的文字则具有音节价值。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五、限定符号和发音补充符号

由于一个表意符号可以表示许多意义相关甚或毫不相关的物质或概念，因此它就相应地具有许多发音方法，例如，最初只代表“旭日”的符号可以表示70多个单词（包括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等），12个不同的音节。这就使苏美尔文及其继承者阿卡德文出现了许多同音异义字和同义异音词，为正确拼写和理解其语义制造了不小的障碍。为克服这一困难，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阿卡德人发明了两种符号，即限定性符号和发音补充符号。

限定性符号相当于部首符号，它置于其所修饰的名词之前或之后，旨在标明该名词所代表意义的种类或属性。这类符号一般不发音，但在转译成字母符号时，不与其所修饰的名词并列，而是置于其左上角或右上角。一般认为，限定符号最初出现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现在所发现的限定性符号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其中神名安努（Anu）、恩利尔（Enlil）和埃阿（Ea）左上角的d，代表苏美尔语dinger一词，意为“神”。

发音补充符号也可以称为音补字，它是为便于正确选择一个符号所代表的不同意义而设计的，其方法是用它来确定构成一个词的多种符号的读音。因此，发音补充符号的位置要视需要确定发音的符号的位置而定，有时位于词头，有时位于词尾，有时甚至位于词的中间。其写法与限定符号相同，不能与所修饰之词并列，要置于其左上角或右上角。前置者如mumutin-gimi（？），左上角的mu用来表示mut?n。这个词中代表mu的符号应读为mu，而不能读作该符号的其他读音；后置者如?ad?u、mātimtim、ak?ud?ud及ik??adad等，其中右上角的u、tim、?ud和ad与前者中的mu所起的作用相同；居中者如ab-lulul和am-qúqut等，这里位于左上角的lu和qú分别指示位于其后的符号的发音。

发音补充符号在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来苏美尔文化的继承者阿卡德人也保留了这种用法，而且还用它来表示语法关系。阿卡德人为标明某一词的语法形式，以便拼写和理解，有时会在表意符号的后边加上一个或两个音节。例如，LUGAL-rum一词，其中LUGAL来自苏美尔文的表意符号，意为“王”，右上角的rum表明这个词的词尾形式，即该词采用的是主格的形式，故阿卡德文应读作?arrum。同样，LUGAL-am或LUGAL-ra-am则表明该词在阿卡德文中应读作?arram，即采用的是宾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