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

列宁说：“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有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3]

所以，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

关于私有制的形成，在埃及，私有制的萌芽是在阿姆拉特时期，而私有制的确立则要到格尔塞时期，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大体一致，国家的重要作用正是为了保护私有制。

私有制的出现和确立，在埃及也像别的地方一样，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例如，铜制工具的使用增多[4]，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及交换的发展。这时，在埃及，内部的交换行为也已存在。[5]交换行为的发展必然促进私有制的确立。

在前王朝晚期，埃及人开始使用圆柱形印章。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这个时期的圆柱形印章，这是我们见到的古代埃及最早的印章。该印章上面的图案是鱼和芦苇，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毫无疑问，印章是私有制的产物。

关于阶级的形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都指出，阶级的形成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公社内部分化出平民与贵族；二是战俘变成奴隶。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的文物中我们就见到了被捆绑着的战俘的形象，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文物中也有抓获俘虏的情景，以及被抓获的战俘的形象，还有奴隶劳动的浮雕（蝎王权标头）。有学者认为，在蝎王权标头上劳动的奴隶并非埃及人，而是被抓获的战俘。有奴隶就有奴隶主，当时的国王和贵族就是奴隶主。

关于贵族与平民，二者是在氏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贵族不仅可以占有较多的土地和其他财富，而且可以占有奴隶，成为奴隶主。英国著名埃及学家A.H.伽丁内尔在《古代埃及词源学》（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中指出，贵族的象形文字的拉丁文注音为Pct（帕特），平民的象形文字符号为田凫，其拉丁文注音为rhyt（赖赫依特）。[6]

图3.3 调色板上的雕刻——田凫

《世界上古史纲》一书认为，贫富的分化和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发生于涅伽达文化Ⅰ时期：“涅伽达文化Ⅰ时期，坟墓规模有大小之别，反映了居民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象。尤其是在最大的墓中还有巫术用品以为附葬。这种大墓的所有者，可能是巫医或宗教事务人员，甚至也可能是氏族首领……显然是从公社中分化出来的脱离生产劳动担任社会管理的专职公务员。”[7]

不过，关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格尔塞时期）财产符号和阶级分化的程度，埃及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如柴尔德，他虽然提出了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有了私有制的萌芽，以及奴隶制出现的事实，但他同时又认为，到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所有这些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成就，促进了格尔塞时期埃及富裕的增长。很可能，财富现在分配得不像过去那么平均了。在墓的大小的差别和陈设方面使人们认为公社成员至少分成了比较贫困的和比较富裕的……但尽管墓穴建筑有这样的不同，在其中的陈设上的不平等还没有达到证明格尔塞居民分成领袖与普通公社成员的程度。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每一个村子还属于有自己图腾的单个氏族的村子”[8]。根据图拉南部（在那里也发现有蝎王名字的铭文）的资料，和同时期的阿布西尔·埃勒-麦勒克的资料，波斯托夫斯卡娅也认为，“当时（按：即蝎王时代）已开始了财产分化的过程，以及自然而然的，阶级分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陵墓的遗物还没有提供出象第1王朝时期那样激烈的财产不平等的情况”。“在图拉……其墓的大部分是简朴的坑穴，其中有些墓中发现的骨骼，仅偶尔用席子卷了起来；墓地南部只有几个墓看来是用砖砌成的。但它们也很少，且只有一个墓室；墓上面也没有覆盖物；在这里发现的陶器，基本上也全都属于前王朝的陶器类型，与第1王朝时期通常精心制作成的陶器截然不同。”阿布西尔·埃勒-麦勒克墓提供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她认为，物质遗物资料证明，“在蝎王时代，在臣服于他的地区里，阶级分化才只是萌芽”。[9]

波斯托夫斯卡娅也不同意伽丁内尔关于这一时期存在用凤头麦鸡（田凫）表示的平民和贵族对立的观点。同时，她认为，格尔塞时期的陵墓遗存不能反映财富的极大分化，从而排除在那个时候存在阶级和国家的可能性。我们只能假定，当时赖赫依特是一种人种术语，很可能是部落的名称，而“蝎子”是其领袖。[10]

其实，在格别陵发现的一段亚麻织品上的画，已经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埃及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在这块亚麻织品上画有两艘船，其中一艘上画着一个坐着的人，他的双手放在膝上，在船尾有舵手，画上的桡夫没有保存下来。在另外一艘船上画有桡夫，他们留有胡须，这为该亚麻织品的时代定在前王朝时期提供了根据，因为在古王国时期及以前，除了贵族以外，埃及的男人们一般是不留胡须的。那个坐着的人显然是一个贵族。因为只有他坐着，别人都在划桨或掌舵，这表明他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人。而且，也只有贵族才可能拥有这样精美的亚麻布，并在上面绘有图画。其他那些人显然是平民。[11]

图3.4 亚麻织品。都灵埃及博物馆藏

此外，前王朝时期的战争性质也与这个时期的情况相符。反映这个时期的战争的文物不少，如阿拉克刀柄上雕刻的水陆战图、画墓中的水陆战图、公牛击敌调色板上公牛击敌的雕刻、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鹰狮击敌的画面等。这些文物上的雕刻和绘画反映了小国之间或小国联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疆土，掠夺财富。

由于战争的增多，埃及开始出现了有围墙的城市。萨维里耶娃认为，早在公元前5000年纪，埃及就已经有城市类型的设防居民点。而在古王国时期，孟菲斯和一些诺姆的首府就已经是国内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埃及也经历了其他近东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国家的发展阶段。[12]

关于城市的出现，这时的城市多半是建立在交通要道上，而且由于战争频发，所以都用围墙包围着或用壕沟包围着，这从当时出现的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可以看出。这时的城市既是王宫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所在地，也是该国所崇拜的主要神祇的神庙的所在地，像涅伽达、希拉康波里等都是如此。

例如，此时涅伽达的南城就是一座有防卫城墙的堡垒。狄奥斯波里·帕尔伏出土了有围墙包围的城市模型。[13]后来象形文字中“城市”的象形文字很可能就是从史前（前王朝时期）时代晚期推导出来的。[14]

但对格尔塞时期战争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观点，刘文鹏认为，这时的战争是当时已经形成的各个小国之间或小国联盟之间的战争。他说：“涅伽达Ⅰ的居民被称为‘城市居民’，他们在居地周围筑起城堡，建设防卫。根据考古发现，作为涅伽达城组成部分之一的‘南城’是涅伽达文化Ⅰ的一个重要遗址。这里才发掘了一百多平方米的面积，但全城估计要大得多。城堡是由小石砖建设成的。有人认为涅伽达及其‘南城’可能是这一带的首府。恩格斯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新设防城市的周围站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高耸入文明时代了。’”[15]他认为，像战场调色板、蝎王权标头、纳尔迈权标头、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贡赋调色板等文物上的雕刻就反映了这样的战争。

但波斯托夫斯卡娅则认为，这时的战争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只是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她说：“若干事实证明，‘蝎子’时代又是导致了国家产生的那种部落之间流血战争的时期。……在‘蝎子’的狼牙棒上，他的胜利是以在绳套中捆着的凤头麦鸡和弓作为标志的。”“因此，‘蝎子’狼牙棒的雕刻证明，在埃及，国家发生的过程起源于部落之间的流血斗争的形式。……部落之间的斗争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财产不平等的发生所引起。后来，一些部落被另一些部落所征服，财富的掠夺（其中也包括奴隶），加速了阶级形成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恩格斯写道，部落的联盟已意味着氏族组织破裂的开端。”[16]

古代埃及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应当是王权的形成。

在埃及，王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认为，古代埃及王权的形成大约是在格尔塞时代晚期，在约公元前3200—前3100年的蝎王统治时期。

但关于王权形成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看法。刘文鹏认为，埃及的王权形成于格尔塞时期。[17]他说：“古埃及的城市国家以城市的形成为基础，以王权的出现为标志。如果说对巴达里文化时代的城市产生还有些异议的话，那么到了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Ⅱ时代，随着埃及城市化过程的展开，无疑的，埃及开始出现了城市国家或诺姆。涅伽达城出土了最早的王冠和王衔的符号，可以看作为王权统治的最早的城市国家。而希拉康坡里斯出土的权标头和调色板等文物，证明了它是又一个城市国家之所在。”[18]

但波斯托夫斯卡娅却不这么看，她认为：

在蝎王时代，“埃及还不存在国家，自然，把他称作王只是有条件的，其含义犹如在荷马时代希腊巴赛勒斯之被称作王一样”。她还指出：“需要重新审查在文献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国家作为社会机关产生于尼罗河，是在‘蝎子’以前很久的时期。从前面所考察的事实里可以得出结论，在‘蝎子’以前的时期里，只能谈得上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而不是国王——国家政权的代表。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这样的事实，即在‘蝎子’时期，财产不平等，从而阶级的分化和斗争还没有达到可以作为统治阶级对被压迫阶级使用暴力的组织——国家产生创造了条件的那样一种规模。在财产不平等方面发生的激烈转变只是从第一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捷尔时期才发现的。”[19]

王权形成的重要标志是王衔和王徽的出现。古代埃及的王徽是指国王所戴的王冠，在古代埃及的早期，国王所戴的王冠有2种：红冠和白冠。红冠的形象是一把座椅，加上一条眼镜蛇，意味着国王受到蛇神的保护；白冠的形象是一只鹰，意味着国王受到鹰神荷鲁斯的保护。古代埃及的王衔是指国王所崇拜的主要的神，以及王权的主要保护神，每个国王除了有自己的本名以外，还有王衔名。[20]

最早的红冠形象是彼特里在涅伽达1610号墓里发掘出来的，它刻在一个黑顶陶上。红冠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王冠，最受崇拜的王冠形式。最早的白冠形象是在蝎王权标头上看到的，即蝎王所戴的王冠。埃及人的传统认为红冠代表下埃及，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早于白冠。

最早的王衔符号是彼特里在涅伽达1546号墓发现的，它在一块破陶片上，形象为一只鸟，栖止在一个圆形屋顶上。此鸟象征的是鹰神荷鲁斯。后来，作为王衔符号的还有塞特式、鹰蛇式（两妇人式）、树蜂式等。[21]

有红冠形象的陶器属于彼特里的年代顺序法或相对年代法的SD37，即涅伽达文化Ⅰ的晚期；有荷鲁斯形象的王衔符号的陶器属SD35～39，涅伽达文化Ⅰ的晚期，涅伽达文化Ⅱ的早期。

此外，作为埃及王权标志的还有权标。柴尔德指出，在埃勒-奥马里的一个埋葬中，“发现有一个木质的权标，在其末端有雕刻，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使人想起在历史上成为下埃及王权标志的权标。可能，在埃勒-奥马里时代，权力在领袖手中。谁知道他们中之一注定不会成为整个下埃及的‘国王’呢？”[22]他把奥马里文化定为与塔萨、法雍、梅里姆达文化同时期的文化。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在希拉康波里发现有蝎王权标头；猎狮调色板上的猎人都拿着权标，这些人可能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可能是小国的国王。

此外，后来成为国王标志的还有“腰挂牛尾”，而腰挂牛尾的最早形象是在猎狮调色板上的那些猎人，蝎王权标头上蝎王也在后腰上挂有牛尾。

在古代埃及的文献中，特别是在一些王表中记载了若干前王朝时期国王的名字。例如，在《帕勒摩石碑》上，前王朝诸王中的上埃及诸王或诸神的名字已失，下埃及诸王中，9个国王的名字中有7个是完整的，2个有残缺：……普、塞卡、卡乌、梯乌、特什、涅赫布、瓦塞涅斯、墨克……阿……[23]没有记载他们的任何活动。此年代记编定于古王国时期的第5王朝，离前王朝已经七八百年，编定者究竟是根据文献还是根据传说，不得而知，因此其可靠性很难确定。

在新王国时期编定的王表中，前王朝时期的王都被认为是荷鲁斯的追随者。

在曼涅托的《埃及史》中，前王朝时期的国王被认为是一些神，是亡灵朝的统治者。[24]

现在埃及学家正依靠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确定前王朝时期的国王及其顺序。目前主要是根据南部埃及的希拉康波里的考古发掘资料。在这里，可能有2个国王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在文物上可以看到的卡（Ka）王和蝎王。关于卡王的资料主要有：在希拉康波里出土的雪花石膏瓶上的卡的符号（K’），且与蝎王的名字（一只蝎子）并列[25]；1899年在阿卑多斯大墓的第1王朝王墓旁发掘的属于前王朝时期的B7号墓里出土的一些有“卡”符号的荷鲁斯名的陶片，以及在它的旁边发现的一些有同类符号的陶片，一个被打碎的器皿陶塞上的印章。埃及学家关于卡王存在与否有3种意见：第一，认为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他的王位由蝎王继承；第二，认为卡王并不存在，只是国王的同貌人，即国王的卡像；第三，认为卡王与蝎王是同一个人。

图3.5 蝎王权标头。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蝎王的文物主要是在希拉康波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及其他器物。[26]蝎王的存在也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关于他的活动，从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可以看到，他曾领导过胜利的战争，打败了以田凫为标志的平民和以九弓为象征的“外国”，而后举行了农耕仪式，或神庙奠基仪式，或开渠仪式。在图拉出土的文物上有蝎子的名字的符号，表明他可能远征至三角洲与河谷交界的地方。至于蝎王统治的地区，即他仅仅是上埃及之王呢，还是已经是上下埃及之王，还有不同看法。波斯托夫斯卡娅认为，蝎王权标头仅剩下1/3，在已经丢失的那一部分上，很可能还有一个头戴红冠的蝎王像，而现存的部分上是一个头戴白冠的蝎王，再加上他已经远征到了图拉一带，甚至可能到达三角洲地区，因此，他可能已经是上下埃及之王了。

图3.6 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

恩格斯指出，国家与氏族制度之间的不同点之一，是公共权力机关（军队、警察和法庭等）的形成，而公共权力机关是由官吏来管理的。所以，在公共权力机关形成的同时，就是国家形成的同时，官吏队伍也一定形成了。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27]

在格尔塞时期，官吏队伍是否形成了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刘文鹏认为已经形成了，他的依据是蝎王权标头上有由国王和官吏组成的贵族阶级。而波斯托夫斯卡娅则认为尚未形成，她说：“但是，在‘蝎子’时候的文物中，还没有任何能证明国家机器存在的事实。诚然，在图拉出土的铭文中也有了可以解释作‘h，t，-c’称号的变种的符号。然而，为了证明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必须吸收头两个王朝的全部铭文资料。……但即使成功地证明图拉出土的铭文中的象形文字应当注音为‘h，t，-c’，这也还不一定意味着‘h，t，-c’在这里就被理解为国家机关的官吏，并且在那时已经存在这样的机关：很晚时期宗教仪式中‘h，t，-c’所起的仪式职能显然证明，这个称号是起源于原始公社时期的，当时，大概是部落的负责人之一。”[28]

以后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表明，在蝎王权标头上的国王的持扇人和给国王提鞋的人都是国家官吏和贵族。而这些人也在第1王朝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上出现过。

当然，在格尔塞时期，埃及的国家刚刚形成，国家机器刚刚从氏族制度中脱胎出来，因而不可能很复杂，官吏队伍的规模也不可能很大，国王既是军事首领，又是行政首脑，还是祭司长，其权力相对来说并不大。

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这也是阶级和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那么，在格尔塞时期，出现文字了吗？古代埃及文字出现于何时？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

鲍姆加特认为：“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居民把文字引进了埃及。”她认为文字不是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创造的，而是从外部传进来的。但她承认当时埃及已经有了文字。[29]

刘文鹏也认为，在格尔塞时期埃及已经有了文字。他认为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即前王朝时代末期，埃及已经出现了文字。在这个时期的某些器皿上的绘画，可能像图画文字一样，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在某些墓墙上还出现了类似象形文字符号的文字。到了涅伽达文化Ⅱ的末期，显然在好多文物上，包括一些调色板在内，都可以见到象形文字的符号。[30]

由于波斯托夫斯卡娅认为在格尔塞时期还没有形成国家，因此，她也就认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她认为，在蝎王时代，“产生于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阶级基础上的，……为了剥削者少数的利益而钳制被剥削者多数的国家，在这个时期还不可能形成。在那时还很拙劣的文字水平发展也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众所周知，文字发展是同国家的形成同时进行的，因为它构成了国家机关的不可缺少的需要之一”[31]。她在另一个地方还说道：“在萨卡拉发现的第1王朝的王墓证实了早先知道的我们对文物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印象，即文明发展的这些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极短的时期里达到的，是在第1王朝的头两个国王统治时期里达到的。这个印象首先是建立在这时文字发展方面发现的这个过程的基础之上的（从阿哈印章上的半是图画半是文字到登的铭文中广泛地运用音符）；其次是建立在这个短时期内政权机关结构方面的那些重要变化的基础之上的。……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如此激烈的变革，发展过程的神速……不应当引起惊异，在这个国家形成时期来说，这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国家的形成是最大的变革，它给了新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贵族夺取了政权，这成了他们剥削国家其余居民的工具和急速致富的源泉。国家的产生促进了在尼罗河河谷的条件下迫切需要的国家的统一。整个国家统一在集中化的君主专制的保护之下，首先促进了新社会制度的巩固：年轻的国家从国王登时起，已经开始进行掠夺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这也促进了统治阶级财富的增长。”[32]

可见，在埃及文字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算进入文明时代的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