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料

研究古代埃及史，主要有3大类资料：希腊罗马人提供的资料（包括旅行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提供的资料）；古代埃及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包括象形文字资料、僧侣体文字资料和世俗体文字资料等）；古代埃及保存下来的文物资料（如雕刻，绘画，城市遗址、神庙遗址、坟墓遗址等建筑遗址，等等）。

19世纪初，在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释读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之前，人们主要通过希腊罗马作家著作中记载的内容去了解古代埃及的情况。

在希腊罗马人中，最早提供有关埃及情况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学家，而是曾经到过埃及的希腊雇佣兵，以及随这些雇佣兵一起来到埃及的商人和旅行家，他们在埃及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埃及的逸闻趣事。还有一些希腊的政治活动家，如梭伦、来库古等，他们也曾经到过埃及，对埃及的政治状况有所了解，并参考埃及改革的经验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改革。另外就是一些希腊的学者，也有不少人到过埃及，他们记录下自己看到和听到的情况。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古代希腊人中第一个记述埃及情况的是当时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利都城邦的赫卡泰乌斯（Hecataus），他大约是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人，著有《系谱史》和《利比亚史》，这些著作都已经失传。他的著作中记述埃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埃及尼罗河的泛滥、三角洲的形成，以及埃及的动物区系等情况，而关于埃及居民的情况则涉及很少。

在赫卡泰乌斯之后记述埃及情况的是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被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家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他的著作《历史》记述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波斯战争。该书中，作为他叙述对象的首先是当时已经成为波斯帝国一部分的小亚细亚、埃及和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情况，而后才记述了希腊波斯战争的进程。关于埃及的内容，主要是在他著作的第2章，以及第3章的前半部分。该著作的其他部分也有关于埃及的一些零星记载。希罗多德曾到过埃及，在埃及旅行过很多地方，最南边到了尼罗河第一瀑布。因此，他的记述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地理和宗教方面，他提到的许多城市的名字、神的名字，是许多别的作家未曾提到过的，再加上他的作品文笔生动，记有不少逸闻趣事，因而很受人们的喜爱。但他在埃及的时间很短，现代一些研究者认为，他在埃及最多待了不过3个月，因此，他了解的东西不会很多，不会很深入，因而也不可能很详细。另外，他不懂埃及人的语言和文字，没有看过古代埃及的文献和档案，全凭他的导游、翻译的介绍，如果这些翻译和导游有偏见，那么，他的叙述就必然不准确，必然会有偏见，甚至会有错误。

属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西里的希腊人戴奥多罗斯（Diodorus），曾于公元前59年在埃及待过一段时间，他著有《历史集成》（Historian Library）。其资料来源除自己亲身的见闻以外，还吸取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阿布德拉人赫卡泰乌斯的著作《埃及史》（该书未保存下来）中的资料，以及希罗多德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的资料。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埃及宗教、军事远征，以及埃及的土地、河流、植物、动物等方面的记述。他的著作在历史方面的记述较简单，但关于国王生活的规定、行省的行政、等级制度、动物崇拜、审判和法律、教育和医学、死者的埋葬和崇拜仪式等的记载很有价值。戴奥多罗斯比希罗多德严谨，因此他常常批评希罗多德。但他的著作较为枯燥，不如希罗多德的生动。

斯特拉波（Strabo）是生活于罗马共和国时代晚期至帝国初期的希腊人，他曾在亚历山大里亚住过若干年，随罗马总督到过第一瀑布。他的《地理学》一书中有不少关于埃及的记述（主要在第17章，在其他章中也偶有提及），其中对三角洲的各诺姆的记述较为详细。他著作中有关地理方面的内容较为可靠，而关于历史方面的记述则需要认真考证。

生活于罗马帝国初年的希腊人普鲁塔克（Plutarchus）所写的《伊西斯和奥西里斯》，讲述了有关奥西里斯的故事，为研究埃及的宗教提供了重要资料。

生活于罗马帝国初年的老普林尼的著作《自然史》，也有关于埃及的一些记述。此外，柏拉图、克劳迪、托勒密、恺撒等人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埃及的一些内容。

反映埃及情况的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的特点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离他们记述的那些事件发生的时代太远，他们本人又不懂埃及的文字和语言，全凭埃及本地人的介绍，因而他们的著作不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失真和错误、偏颇之处难免，在利用他们的资料时必须用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的资料去印证。因此，现代研究埃及史的学者仅以他们提供的资料作为一种参考和补充，主要依靠古代埃及的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

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大多是通过考古发掘或发现得来的，它们或者刻在石头上（如石碑上、建筑物的墙上、石柱上等），或写在纸草上。通过对埃及的发掘和发现，人们获得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为埃及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古代埃及文明历时几千年，文物和文献的损失异常严重，现在人们掌握的文献资料很难涵盖其历史的各个时期及各个方面。而且还有许多已经被发掘的资料尚未公布，尚未被翻译成现代文字，也还未成为研究的对象。

现在埃及学家掌握的古代埃及文献资料包括以下几方面：

王表。例如，《都灵王表》、《阿卑多斯王表》、《卡尔纳克王表》、《萨卡拉王表》和曼涅托的《埃及史》等。曼涅托的《埃及史》严格地说不能算是王表，因为它本是曼涅托为征服埃及的希腊人写的一本埃及史，但该书已经失传，现在“洛布古典丛书”中的Manetho，实际上是现代人从许多古代作家的著作中摘录出来的有关曼涅托《埃及史》一书的一个辑录本，其主要内容是一些国王的名字及其活动片段，其体例和王表差不多。

年代记。例如，第5王朝时期编定的《上古埃及年代记》，即《帕勒摩石碑》，记载了从前王朝晚期至第5王朝的若干位国王的活动。《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记载了图特摩斯三世对外征服的活动，该年代记原来是写在皮卷上的，但该皮卷已经失传，现在留下来的只是卡尔纳克神庙中的一个辑录本。

传记。古代埃及留下的传记大多保存在传记主人的墓里，如第3～4王朝之交的《梅腾自传》，第5～6王朝之交的《大臣乌尼传》，第18王朝初年的《桡夫长雅赫摩斯传》等，它们为研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资料。

战记。《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亚细亚远征》反映了第18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对叙利亚的一次军事远征的情况，《卡尔纳克石碑》反映了第19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同小亚细亚强国赫梯进行争霸战争时的卡迭石战役的情况等。

王家铭文。第5～6王朝时期的国王涅菲里耳刻勒的阿卑多斯敕令和第6王朝国王佩比二世的达赫淑尔敕令，其内容是保护神庙经济和豁免神庙经济中劳动者的义务。第10王朝国王阿赫托伊给其子美利卡拉的教训，该教训反映了阿赫托伊对在乱世中如何加强王权、巩固统治的思想。第18王朝末期的图坦卡蒙关于放弃改革的敕令，其内容是放弃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恢复对阿蒙神的崇拜。第19王朝初年的霍连姆赫布的敕令，其内容是关于巩固王权，保护中小奴隶主涅木虎的利益等。

科学文献。例如，《莫斯科数学纸草》和《林德纸草》中反映了古代埃及的数学成就，《艾贝尔斯医学纸草》中反映了古代埃及人在医学方面的成就等。

私法文书。例如，古王国时期涅库勒（Nekyre）王子和伊都关于土地转让的铭文，中王国时期在卡呼恩（Kahun，又叫拉呼恩，Lahun）发现的商业文件，在法雍发现的关于土地买卖和出租奴隶的文件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西奈铭文。西奈铭文反映了不同时期埃及人在西奈的活动，特别是对西奈铜矿的开采情况。

哈特努布铭文。这是在埃及中部的哈特努布采石场留下的铭文，并为了解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时期的涅杰斯阶层的情况提供了若干资料。

捐赠铭文。这其中有国王给神庙的各种捐赠，如《哈里斯大纸草》中记载的拉美西斯三世捐赠给当时各个神庙以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财产；有贵族（如新王国时期一个名叫阿蒙霍特普的人）捐赠给神庙以土地的铭文（刻在一个调色板上）等。

外交档案。这主要记述的是第18王朝时期中后期埃及和西亚各国国王来往的信件，反映了当时埃及和这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埃及国内埃赫那吞主持的宗教改革的状况。

此外，还有反映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的祭祀仪式和对死者的祈祷的《金字塔铭文》、《棺铭》和《死者之书》。

经济文献。例如，《维勒布尔纸草》，其内容为第20王朝时期对埃及中部部分地区的王室和神庙土地的丈量记录，其中包括各个地块的主人、面积和租种者的姓名、成分、租种的数量，以及应缴纳租税的数额等，为研究当时埃及的土地制度、奴隶制度、赋税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颂歌、寓言、神话故事等。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有《船舶遇难记》、《辛努海的故事》和《两兄弟的故事》等；诗歌包括劳动者的歌、爱情诗；颂歌中著名的有《尼罗河颂》和《阿吞颂歌》等；寓言有《魏斯特卡尔纸草》中记录的几个寓言故事；神话有孟菲斯神学和希利奥波里神学等。

文物资料。古代埃及留存下来的文物资料非常丰富，这包括各种考古发掘的遗址、遗迹和各种文物（如各种陶器、各种石制工具和器皿、各种圆雕和浮雕、绘画、装饰品、工具、武器等），对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生产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工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物资料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遗址和遗迹。例如，城市遗址、村落遗址、神庙遗址、军事要塞遗址等。

陶器。古代埃及留下的各个时代的各种陶器异常丰富，例如，从巴达里时期就开始生产的黑顶陶、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生产的彩陶，以及其他时代生产的带有各种花纹的陶器等，著名埃及学家彼特里（Petrie）根据不同时代的陶器所制定的定年法对古代埃及的年代分期具有一定的意义。

石制工具。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居住痕迹，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工具（从石刀、石斧到石镰、石磨、石锄、石杵。在古代埃及，直到王朝时代人们还在使用石制工具，使用的时间很长）。古代埃及保存下来的石制器皿（石瓶、石罐等）也非常丰富，而且制作十分精美，其用途也非常广泛。

我们现在知道的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古代埃及资料集有如下一些：

布利斯特德的《古代埃及文献》（Breasted，Ancient Record of Egypt），5卷，1906年出版。其中，第1卷的内容包括了中王国及其以前的资料，第2卷为第18王朝时期的资料，第3卷为第19王朝时期的资料，第4卷为第20王朝和后期埃及的资料，第5卷为索引。这套资料集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套资料集，虽然已经出版100多年了，有些信息也可能略显陈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资料集可以完全取代它。

利希海姆的《古代埃及文献》（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berature），3卷，1975年出版。其中，第1卷包括了中王国及其以前的资料，第2卷是有关新王国时期的资料，第3卷为后期埃及的资料。这套资料集的优点是译文比较新，有些是布利斯特德的资料集中所没有的。

《第18王朝晚期埃及文献》，6卷。

《第19王朝时期埃及文献》，2卷。

《第20王朝时期埃及文献》，1卷。

伽丁内尔主编的《维勒布尔纸草》（Wilbour Papyrus），4卷。第1卷为纸草文献原文及拉丁文注音，第2卷为注释，第3卷为英文译文，第4卷为索引。

彼特里编辑的《西奈铭文集》。

此外，还有《哈特努布铭文集》等。

另外，普利查德主编的《古代近东文献》（J.B.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司徒卢威主编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年版）和罗斯托夫采夫主编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80年版）中也包括了不少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埃及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和《古史通报》中也刊载了不少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许多有关古代埃及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有一些古代埃及的铭文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几乎没有出版过有关古代埃及资料的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学者，比较重视这方面资料的翻译和出版。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教师在1959年分上、下两册出版了《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其中上册里的第一部分就是古代埃及的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林志纯先生编的《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和《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中均有关于古代埃及部分的资料；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和中古史教研室为配合教学，出版了《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其中第一部分基本上是新翻译的古代埃及的资料。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少。

二、史学史

虽然西方学者对古代埃及的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很早就已经开始，但真正的埃及学却是在近代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从商博良成功释读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才开始的。

商博良成功释读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绝非偶然，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有赖于他个人的努力和天分。所谓客观条件，是指当时欧洲人对埃及的兴趣，特别是对埃及古代文化的兴趣，再加上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更加推动了这种兴趣的高涨。所谓主观条件，是指商博良本人对埃及古代文字的兴趣和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分无疑帮助了他在这方面作出成就。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手下一个名叫布萨的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罗塞塔一座残破的城堡里，发现了一块用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刻成的石碑，即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被运回法国（后来落入英国人手中），并制成拓片。当时一个名叫阿克布拉德的瑞典外交官正在巴黎，他也得到了一份拓片。他对石碑上的希腊文和世俗体铭文进行了比较，成功地在世俗体铭文部分认出了全部希腊文部分的专有名词。但他没能再进一步，因为他认为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这妨碍了他正确地去释读象形文字。

在商博良之前还有一个人在释读象形文字方面做过努力，也做出过贡献，他就是光的波动说的创始者，英国人托马斯·杨。他于1814年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抄本。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古代埃及文字不是字母文字。他还发现，铭文中的希腊文部分有许多重复的文字，他认识到象形文字部分中的椭圆形框子中的字是国王的名字，并猜出了托勒密和伯林尼斯这两个国王的名字。但他也没能再前进一步，成功释读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不是他，而是比他年轻、比他更加努力、在语言方面基础更加扎实的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洛特省的一个小城。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书商。他本人从小就对东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并在语言方面有惊人的天赋。他对埃及的兴趣最初是来自一个名叫傅立叶的人，这个人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一次他到商博良家，和商博良的哥哥谈及对埃及的观感，当时商博良也在旁，从而触发了商博良致力于研究古代埃及文化的兴趣，坚定了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决心。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他就通过自学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阿拉美亚文、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据说，在上中学时他就着手编纂多卷本的《法老统治时期的埃及》。到中学毕业时，他已准备了该书的个别章节，并拟制了古代埃及的详细地图。1814年，该书的前2卷问世。在此之前的1808年，他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的铭文的拓本，从而开始了对象形文字的释读。他遵从普鲁塔克关于埃及人有25个字母的断言，开始从罗塞塔石碑中去寻找。他也和他的前辈一样，从王名、地理名称入手，逐步地确定了大部分世俗体的字母。同时，他发现，古代埃及人也像阿拉伯人和其他某些东方人一样，忽略了元音，而经常地不将元音写出。他还发现，古代埃及不止2个文字系统，而是有3个文字系统（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且彼此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商博良在释读象形文字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例如，他也曾认为，象形文字不是文字，而是象征性的；他还曾将埃及的3个文字系统出现的顺序弄颠倒，认为最早的是世俗体文字，而后才演化出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等。但是他很快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821年年底，商博良定居巴黎。这时，他已认识到，古埃及文字是发声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世俗体文字有字母表，象形文字也有字母表。在具体释读象形文字时，他也是从托勒密这个名字开始的。他早已知道罗塞塔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在世俗体的部分中用的是什么符号，他也知道在哪个王名圈中的象形文字与这个名字相符。而且，这个时候他已掌握了介于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之间的僧侣体文字的很多符号。他不仅认出了托勒密这个名字，而且用世俗体文字、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符号将其写了出来，证明了托勒密这个名字中的7个象形文字符号是发声的，而且知道了每个符号发什么音。后来，他又获得一份双语言铭文，当中不仅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还有克娄奥帕特拉的名字。他先用僧侣体符号替换出托勒密这个名字的世俗体符号，而后又替换出它的象形文字符号。他还尝试读出了克娄奥帕特拉这个名字。但这两个名字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的国王的名字，那么，在此以前的埃及人的国王是否也使用这些符号呢？

1822年9月14日，商博良得到了一份有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名字的铭文，并释读出来，这两个人比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期早了1000年。这说明，古代埃及人也是用象形文字来写他们的名字的。这样，商博良就成为现今已知自罗马人统治以来第一个用古代埃及原来的语音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名字的人。

1822年9月24日，他宣布了他成功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报告，该报告以致达西尔（Dacer）先生的信的形式发表，从而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学的诞生。

但是在当时，商博良还只是读懂了个别的词和个别的句子，大量的象形文字尚未被释读；而且，当时他的成就还未为人们所承认。1832年3月4日，年仅42岁的商博良就因过度辛劳而辞世。直到1866年，一份新的双语言铭文被发现并被释读，这就是坎诺普（Canopus）敕令，商博良的成就才被世界所公认。

此后，在19世纪，从事埃及学研究的学者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释读象形文字，编写象形文字字典和文法；另一方面是搜寻更多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于是，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大肆搜罗古代埃及的文物。

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还谈不上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和搜集文物。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科学的考古学尚未确立，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发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掠夺文物。例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亨利·沙特的使命之一就是披着外交官的外衣在埃及搜寻文物，法国驻埃及领事特洛维梯也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文物搜集者，意大利人吉奥凡尼·贝尔佐尼则为亨利·沙特收集、发掘文物。他们获得了很多文物，后来这些文物大多在欧洲出卖或捐赠给了博物馆，成为伦敦、巴黎、华盛顿和都灵等地国立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品，也有一些成为私人收藏。他们的活动对埃及文物的破坏性极大。

当然，在18、19世纪，欧洲的一些考古学家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也为埃及的考古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以列普休斯为首的一批德国考古学家尽可能地记录了埃及地面上的文物，这是很有意义的；以马里埃特为首的一批法国考古学家进行了30年的考古发掘，并建立了开罗埃及博物馆，为埃及考古学做出了贡献，也得到了埃及人的认可，埃及人在今天的开罗埃及博物馆外为他竖立了一座雕像。

人们对埃及考古遗址进行细致而有系统的清理、发掘，始于19世纪80年代。例如，彼特里对阿卑多斯、涅伽达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发掘活动，不仅获得大批可靠的文物、文献资料，而且为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树立了榜样。其他许多考古学家对希拉康波里的发掘，对金字塔地区的发掘，对行省贵族墓地的发掘，对阿马尔那的发掘，对图坦卡蒙墓的发掘等，为埃及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古代埃及史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古代埃及本身的文献资料即象形文字的资料来书写埃及史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这方面，法国的马斯伯乐和美国的布利斯特德开了先河。

马斯伯乐利用了他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详细地研究了古代埃及的文化，包括艺术、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确定了埃及宗教和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

美国著名的埃及学家布利斯特德，在将古代埃及文字资料译成现代文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辑了5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为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资料。他还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通史性的《埃及史》（古代部分），叙述了从前王朝至波斯人统治时为止的古代埃及历史，将象形文字资料纳入通史中来。不过，他的这本《埃及史》对政治方面注意得多，对经济方面则很少涉及。

彼特里主要根据考古文物资料写了多卷本的《埃及史》（从前王朝至新王国）。

此后，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众多的埃及学家利用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对古代埃及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成绩卓著的埃及学家，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通史和专史方面的著作），在文献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出版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在埃及学方面的著作，可参见本书中的参考书目，这里就不再赘述。埃及学研究在此期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传统研究领域精耕细作，不断深化。

政治史方面，学者们通过对法老、祭司、大臣的论述，揭示出埃及国家政治演化的生动轨迹。重要的论题如《纳尔迈和统治者的概念》、《新王国法老和王后的谱系》、《埃及女法老哈特舍普舒特》、《古埃及的权力和性别：以哈特舍普舒特为例》、《亚历山大大帝的埃及王衔》、《出自萨卡拉的普塔舍普塞斯的自传铭文》、《第21王朝前期底比斯高级祭司的继承》、《拉美西斯时代晚期阿蒙高级祭司的职业生涯》、《古代埃及王权》等。特别是1998年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透视》，对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政府组织、建筑风格、对外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1999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埃及》，对埃及早王朝历史、政府构成、城市兴起、对外关系、王权及王室丧葬建筑均有精彩论述；2010年维利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出版的2卷本《古代埃及指南》，则详细论述了古代埃及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家和经济结构、社会秩序、语言文学艺术等。

宗教史方面，泰晤士·哈德逊公司出版了理查德·威尔金森的《古代埃及神庙大全》（2000年版）和《古代埃及诸神大全》（2003年版），重要的论文如《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丧葬纸草》、《代尔·巴赫里的罗马木乃伊面具》、《阿玛纳的民间宗教》、《中王国初期的丧葬仪式》、《代尔·麦地那的个人宗教实践》、《孔苏神的宇宙起源论》等。特别是约翰逊的《关于阿蒙霍特普三世与阿玛纳的一些新思考》一文，指出阿蒙霍特普三世认同太阳圆盘与创世神阿图姆·拉，而埃赫那吞强调其作为阿图姆长子舒，对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在神学上的联系提出了新认识。这些成果展示出古代埃及人独特的丧葬文化和宗教实践。

军事史方面，主要的成果有《新王国时期对哈马马特的远征》、《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殖民政策》、《公元4世纪希腊罗马定居点在法雍北部的扩展》等。特别是2003年出版的约翰·沃洛诺夫编辑的《古代埃及战争历史词典》，作为战争、革命、内乱历史词典的一种，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自前王朝至642年之前历代统治者时期的战争，并对有关战争的人名、地名进行了详细解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新兴研究领域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社会史方面，重要成果有《荷鲁斯和塞特之争中的性别和会话策略》、《前王朝葬礼中的社会关系》、《利比亚统治时期阿蒙的底比斯大祭司们及其家庭》、《希腊罗马时期法雍地区鳄鱼祭礼中鳄鱼的饲养》、《埃及巫术中的鹰和猫》、《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塞德节和强迫劳役的免除》、《关于古代埃及的行贿》、《希腊罗马埃及的写作、教师和学生》、《埃及阿玛纳工人村的面包制作和社会交流》、《古代埃及乡村家庭中的国内空间和性别角色》、《古代埃及发型和身份的建构（约1480—1350BC）》、《古代埃及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前王朝和第1王朝陶器的时空分布》、《罗马埃及的建筑和贸易模式》，以及2003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城市：古代近东和埃及、希腊、罗马的城市生活考古》、200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埃及与希腊之间的亚历山大里亚》、2008年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埃及日常生活》、2009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埃及家庭：王权与社会结构》等。这些成果对古代埃及的社会阶层、家庭结构、乡村与城市、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全方位展现出古代埃及的社会风貌。

文化交流史方面，重要成果有《青铜时代埃及与爱琴文明之间的联系》、《来自迈锡尼的陶器残片》、《埃及的基督：荷鲁斯与耶稣的联系》、《荷鲁斯旅行之路：埃及与黎凡特间的联系》、《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在撒马利亚-塞巴斯提安的伊西丝和科莱女神的祭礼》、《伊西丝与帕提尼：从罗马埃及到印度宗教的传播》、《伊西丝与德墨忒耳：神圣母亲的象征》、《玛特与希腊神话的关系》、《青铜时代的埃及和迦南》、《公元前一二千纪埃及文化对西北阿拉伯的影响》等，这些成果以文化交流为视角，展现出埃及文明对域外文明的深刻影响。

艺术史方面，重要的成果有《图坦卡蒙时代埃及的贵金属彩绘》、《新王国蓝冠的图像研究》、《颜色的仪式重要性》、《第6王朝时期地下装饰的革新》、《古埃及的舞蹈》以及2005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罗马埃及的漂亮葬礼：艺术、身份和葬礼宗教》等，展现出古埃及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创造力。

第三，考古学重大发现与新技术应用助力埃及学研究登上新台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考古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2005年澳大利亚考古小组在距埃及开罗以南15英里（1英里≈1.609千米）的墓葬群发现了保存最完好的木乃伊。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红海沿岸发掘出古埃及的造船厂及世界上最古老的船只。2017年考古学家在国王谷附近一个第18王朝的墓穴里发现了8具木乃伊和上千个陪葬雕像。

埃及考古不只局限于传统的田野发掘范围，新兴的水下考古、绿洲考古、航空考古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考古工作者通过GPS，探测亚历山大里亚海港水下的托勒密王宫，并绘制出沉没的遗迹的地图；在开罗西南的拜哈里耶绿洲发现了大量公元1、2世纪的罗马化的埃及人木乃伊；考古学家通过人造卫星拍摄的图片发现了建于4000年前后的埃及古城。

新技术的应用也极大地推动了埃及考古的发展。从1993年以来，考古学者对国王谷的部分法老与王后的木乃伊的DNA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确定了第18王朝法老与王后的王室谱系。2002年，埃及考古部门组织了胡夫金字塔“机器人探索之旅”大型考古活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进行了全球直播。2007年，考古学家通过CT扫描和DNA测试，证实了在国王谷一座坟墓中出土的一具木乃伊属于古代埃及著名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2013年，弗吉尼亚州博物馆的考古学家通过先进的医学扫描技术对距今约4000年的古埃及木乃伊进行研究。

埃及考古还不断修正了我们对古代埃及文明史的认识。例如，2001年《考古研究杂志》的《埃及前王朝考古的一些趋势》一文强调群体社会和政治发展与贸易的关系，该文认为，控制与南部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的努力，似乎鼓励了上埃及文化和政治影响向北方的扩张，并提出了古代埃及政治统一的新见解。2010年，通过10多年对金字塔建造者墓群的挖掘和研究，考古工作者证明了金字塔是由劳工而不是奴隶建造的。

埃及考古学是埃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考古新发现以及新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蓬勃发展。

欧美的埃及学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但除了巴凯尔的《法老埃及的奴隶制》以外，还没有一部古代埃及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著作问世。在这方面，苏联的学者所做的工作要多得多。他们除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讨论过古代东方（包括埃及）的社会性质问题，50年代初对古王国时期的麦尔特的身份问题展开过讨论以外，还出版了若干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专著，例如，萨维里耶娃的《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土地制度》、别列别尔金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大官经济》等。

直到现在，埃及学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古代埃及国家起源中的若干问题、古代埃及的土地制度、古代埃及的主要生产者的身份问题、古代埃及的社会性质问题等。之所以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方面有资料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研究不够深入及理论方面的原因等。

在我国，虽然也培养了一些懂得古代埃及文字的埃及学家，出版了一些埃及史方面的著作，如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16]以及《埃及考古学》[17]，王海利的《失落的玛阿特——古代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研究》[18]，等等。但由于起步晚，懂得古代埃及文字的人比较少，占有的资料也很少，因此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古代埃及史研究方面还很落后，要在埃及学方面赶上并超过西方各国，还要走很长的路。

[1] 关于“凯麦特”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按词义本身应为“尼格罗人”，或黑色的人，表示法老埃及的居民是黑色民族。[埃及]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0～31页。

[2] “普塔赫”（Ptah）神是孟菲斯城的保护神，也是古代埃及的艺术之神。希腊人将其比作赫淮斯托斯。埃及人则常将其与太阳神阿吞神结合在一起，叫作普塔赫-阿吞（Ptah-aten），或与空气神苏结合在一起，叫作普塔赫-苏（Ptah-Su），为一切自然之神，在埃及广受崇拜。

[3]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1～114页。

[4]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115～117页。

[5] [美]M.A.霍夫曼：《法老前的埃及》，纽约：巴诺书店，1990年版，第28页。

[6] [苏联]米·马吉耶：《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钱君淼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7]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117～120页。

[8]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117～125页。

[9]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第114～115页。

[10] [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7页。

[11] [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第237～238页。

[12] [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第238～239页。

[13] [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第240页。

[14] [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第330～331页。

[15] [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第331～334页。

[16]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7]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18] 王海利：《失落的玛阿特——古代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