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

以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为主要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基本国策，可追溯至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宪法》中关于文化的条款：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上述两个条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依据。近年来我国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获得高度重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建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这时，虽尚未出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字样，但是，已经初步表达了国家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取向。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第一次出现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表述。在这一表述中，相对于较为抽象的“文化事业”，“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显然是更为具体、清晰的政策目标。

时隔一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6年9月，中央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专辟一章，就“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做出重点的论述，内容包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以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作指向。此后，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不断密集出台。

2007年6月16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会议特别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200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就如何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文化事业的政策，坚持把发展公益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之一。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表达更为系统，更具高度，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相提并论，强调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指出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2011年10月，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重点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和内容界定，这就是“到2020年，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再次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要求，“要重点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加大重大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

上述中央文件及相关举措的出台，不仅显示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理论表述到实践贯彻、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制度安排的层层推进，同时也为我国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背景分析

我国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及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杨志今副部长所指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战略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显示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理论表述到实践工作、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制度安排层层推进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中央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从国际上看，全球化浪潮及其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促使我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之外，越来越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战略力量。从国内来看，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处在由重点推动经济发展迈向实现全面科学发展的转折阶段，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这个转折阶段的应有之义。因此，必须加快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

下面，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结合全球化的快速进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公共管理的现代转型，全面分析其时代背景及战略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全球化一般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至今人类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2]通常将全球化理解为经济全球化，即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生活的高度相关，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3]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经济全球化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得到飞快的加速。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4]“冷战”结束，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了长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经济领域来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几乎一统天下，为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条件。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从军事领域转向民用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数字经济”，缩短了世界的距离，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5]

由于经济全球化追求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经济利益的全球获取，导致人类全方位的交往、沟通与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带来了以多边贸易体制和规范的形成、全球信息网络的逐步完善、金融国际化等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整合，有利于资源、资本、信息、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人类总体产能的提升。但是，全球化也强化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增加国际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恶化自然环境，扩大贫富差距，带来“文明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在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全球范围大规模生产与流通的同时，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崛起，[6]并迅速形成全球文化市场，改变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式。

尽管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存在争议，甚至有人提出反抗全球化的主张，[7]但是，作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就我国而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开启了我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此后，随着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乃至社会文化领域、日常生活方式等发生的种种巨变，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此外，顺应时代潮流，文化创意产业也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是我国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的时代背景。

（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与“文明的冲突”“软实力”及国家文化安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世界政治结束了“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政治多极化是经济全球化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反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分散，以地缘利益等为基础的整合在进行，如欧盟的形成；全球市场体系的建立，也严重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以致有学者提出《历史的终结》的观点。[8]在上述背景之下，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2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或者政治上的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基础。换言之，以文明类型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改变着原有的世界秩序。[9]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发很多争议，但毫无疑问，他指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将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轨迹上来加以历史的、综合的考察”。[10]这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与“文明冲突论”相似的理论，还有同是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约瑟夫·奈最早于1990年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又可译为“软权力”）的概念，并在不同时期对“软实力”作出了多种解释。[11]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具备的与传统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不同的一种实力，这种实力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的资源相关。其中，文化价值观所具有的吸引力和认同能力，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换言之，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

如果说“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理论是发达国家对文化的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认识，那么“文化安全”“文化主权”理论则成为发展中国家对新的时代背景下自身文化处境的观照与忧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指出：“随着经济日益向文化渗透，文化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介入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形成和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界限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这使得全球化最终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文化问题，是文化战略问题”。考虑到“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条件。文化的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因此，一旦这种文化存在遭遇生命的威胁和侵略，必然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价值、存在意义和它的全部合法性带来深刻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从而也构成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12]文化安全，指的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安全。文化主权是伴随着国家主权产生的权利，是主权国家处理和决定自身文化领域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它在一国上层建筑的运用中对外具有突出的排他性。一个世界上被认可的具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国际政治实体，不仅享有政治上的完整主权和经济上的完整主权，而且还应该享有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物质生活方式、特定的价值观念等完整的文化主权。[13]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相对弱势的文化竞争中保护自己的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成为极富挑战性的新课题。

由于正确揭示了文化在当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文明冲突论”“软实力”“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等理论都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也成了很多国家调整国家战略，进一步重视文化发展，以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我国的情况来看，自1997年9月召开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之后，十六大报告更是高度评价文化的战略意义，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无疑，这也构成我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时代背景及战略前提。

（三）文化全球化与“保护文化多样性”

全球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内的复杂过程。全球化必然带来或者说包含文化的全球化。虽然有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还十分遥远，但是，我们认为事实上的“文化全球化”已经在发生。这里“文化全球化”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审美爱好、文化符号、文化产品，乃至生活方式等），以多样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碰撞与融合。

如上所述，文化全球化起源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产品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生产与流通，并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全球流动，全球文化市场日渐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在创造经济价值，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发展格局，[14]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法国学者尚·皮耶·瓦尼耶指出：“‘文化全球化’一词意味着文化产品在全球层面的流通”，“工业的介入应当视为剖析文化全球化的重心。”[15]

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改变着人们的文化体验，改变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由于文化生产能力强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倾销全球，严重挑战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全球文化呈现一种“非领土扩张”的状况，这种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同样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我国学者单世联也指出：“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向全球各国强力冲击的当代，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与文化主权已经面临严峻挑战。”[16]西方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17]激起了人们，特别是欠发达民族和国家保护民族文化、反对文化同化的“反抗”。这种反抗往往表现为反抗以美国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纷纷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捍卫民族文化独特性与自主性的斗争。也正因为这种状况的存在，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化可以简要示意如表1-1。

表1-1 全球化与文化

总之，文化全球化给人类文化带来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带来了文化的单一化或趋同化倾向。文化的单一化或趋同化，其结果可谓喜忧参半；可喜的一面在于，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理念的普及，有助于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理解，有利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对“市场制度”等的共识，对包括文化权利在内的人权的保护等，正是这种理念普及的结果。令人担忧的一面也不容忽视，即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带来了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扩张乃至泛滥。正如冯天瑜先生所指出的：“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价值系统，有自由、平等、效率、创新、开放等特性，较之中古社会的权力本位、停滞、封闭、守旧是一种时代性跃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利益的推动下运作，其思想动力不是善良、公正和奉献精神，而是利己心和对财富的贪欲，是‘恶’这一杠杆左右着社会的演进。”[18]

这些价值理念，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回顾人类近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工具理性”过于发达而“价值理性”渐遭遗弃是显著特征。[19]实用主义成为思想主流，科学崇拜取代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继所谓“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20]人类过于关心物质需求而忽略精神需求，精神家园日趋荒芜，几乎所有的传统价值观都受到了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挑战。人类的精神共同体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人类正面临着以精神空虚为标志的全球性危机。[21]此外，高科技，特别是核武器和基因技术的盲目发展更为人类酝酿着不可预测的灾难。无疑，人类正陷入困境，尤其是精神的困境之中，解决这一困境正是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正是“文化认同的希望与文化同化的恐惧”[22]共存的状况，成为全球文化政策兴起的重要背景，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理念。[23]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每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与发展的，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工艺技能和传统习俗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尊重多样性，就是尊重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多样性应被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如果说文化自由强调了“个人的文化权利”，那么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则是一种对“（民族）集体文化权利”的维护。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及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充分体现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全球意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于2007年3月18日生效），更为国际社会保护文化多样性、保障不同民族国家的集体文化权利，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行动框架和政策指引。无疑，进行中的文化全球化过程和对文化多样性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背景。

（四）信息化时代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从全球范围看，发轫于20世纪中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科学技术革命。它以无比强劲的冲击力、扩散力和渗透力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改变了世界。随着信息采集、存储、处理、加工、传输等信息技术手段的更新换代，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了以“信息”为显著特征的信息时代，信息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最主要的资源是全社会可以共享的信息资源，信息化带来了种种革命性的变化，如“智能化”（知识的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电子化”（光电和网络代替工业时代的机械化生产，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不再是工厂化的机器作业）、“全球化”（信息技术正在取消时间和距离的概念，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非群体化”（信息和信息交换遍及各个地方，人们的活动更加个性化）等。[24]第一，总体看，信息产业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制造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革命。第二，在生产方式上，发达国家正在由规模经济向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过渡，从而使受规模经济观念束缚的工业化国家和企业从信息和信息经济中获得了活力。第三，在组织结构上，由层序化向分子化结构演变，使非集权化成为当今世界组织结构改革的主导方向，并使企业组织国际化进一步成为趋势。在国家层次上，由于组织结构的“分子化”过程和国际化组合，民族国家的地位和形式已经开始受到新概念的挑战，在全球开始出现各种类型的区域组合。第四，多目标社会效益和民主参与，正在成为企业和政府的重要价值观念。

就文化及其影响来看，随着全球化带来资本、信息、人员等的国际流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大大加快了知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文化符号的跨国界流动。事实上，为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正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或称“后现代社会”。非物质性的、符号的交换和消费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典型的增长领域，国际文化贸易在迅速扩张，全球文化市场在迅速形成、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空前复杂。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作为一种“生产文化意义”的“内容产业”正在向几乎所有的产业门类渗透，席卷全球。其一，世界的文化图景因为传播技术和文化产业化带来的“文化流动”而发生巨大而复杂的变化；其二，文化正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其三，随着文化大规模地扩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政治潜能也获得新的实现空间。进入后工业社会，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物质实践、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以“身份政治”“话语政治”为主题的文化政治正形成“微观化”“生活化”的特征，涉及众多领域和主题。[25]事实上，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正日益走向“一体化”，显然，这一客观现实，同样带来了对民族国家文化发展、公民个体文化素质提升的挑战。[26]

延伸阅读1-1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阿尔君·阿帕杜莱

目前全球结构的复杂性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与脱节，我们的所作所为还只是刚刚开始从理论来把握这种现象。为了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我提出一个初步的框架，用以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五个维度是：（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chn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我使用图景（scape）这个后缀旨在表示这些景观流动和规律的形态，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正如它们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国际流行的服装款式的特征。上述语词全都加上图景这个后缀还有助于表明，它们不是客观给定的关系，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是深受不同视角制约的建构，随着不同角色的历史、语言和政治境遇的不同而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些角色包括：民族国家、多国公司、移民社区，以及亚国家群体和运动（不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甚至还包括村落、邻居和家庭这类关系密切的群体。的确，个体行动者在上述景观的各种视野中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因为这些景观归根结底是由那些既体验着也构成着规模更大的结构的那些势力操纵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对这些景观的感知方式制约着的。

这些景观就是我将称之为想象的世界（imagined worlds）的建筑材料。所谓想象的世界乃是由遍布全球的个人和群体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的想象所构成的多元世界。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全球有许多人都生活在这种想象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想象中的共同体）之中，因而他们能够抗拒（有时候甚至能够颠覆）包围着他们的官方精神和企业家心态的想象世界。[27]信息化的发展，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和可供内容、形式创新的空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公共文化服务提出全新挑战。不仅信息服务本身是公共文化服务（如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信息化更可以各种方式“渗透”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服务链”的每一个环节乃至细节之中（包括公共文化需求的测评、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决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服务绩效评估反馈等），因而可以影响服务过程的每个环节，当然，也为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手段。后工业社会来临带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纠缠的复杂状况，更是对公共文化服务构成全新的挑战，尤其体现在对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选择之中，如何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进行必要的价值引导，审美熏陶，如何在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倡导理想、信念……显然，这些都是公共文化服务必须面对的复杂时代背景。

（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发源于欧美国家，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相呼应的行政改革（也被称为行政现代化）之风席卷各大洲，开启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行政改革的启动固然有当时经济停滞、政府更迭、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等多种原因，但是，也与传统公共行政（官僚制）存在着形式化、体制机制僵化、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反应不灵敏、政府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有关。因此，全面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典、荷兰、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共同选择。行政改革浪潮的主导性理论是所谓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可视为“管理主义”或“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联姻构成的“新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结晶。[28]改革以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取向，典型的做法是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依据，将私营企业管理的种种管理方法引入公共行政，认为政府主要负责“掌舵”而非“划桨”，要放松管制，尽可能做到“花钱少、效率高”等。行政改革涉及多个领域，从政府职能改革到管理运行的市场化；从削减国家预算到变革文官制度；从结构调整到以顾客为取向等，对传统行政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尽管改革在不同的国家进展和成效不一，但是由于改革回应时代发展需求，受到社会欢迎。[29]“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有力地提升着公共行政水平，对西方国家摆脱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获得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和借鉴。

然而，“新公共管理”改革也带来许多问题，如市场化取向可能导致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背离，顾客服务导向常常致使公民价值丧失等。因此，虽然“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方兴未艾，但一直以来，公共行政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努力反思、克服“新公共管理”的缺陷。其中，“新公共服务”“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正是新的改革思潮和尝试。总之，“新公共管理”或“再造政府”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并延续至今，各种理论异彩纷呈，各种改革措施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复杂变化，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采取大幅度裁减行政审批事项、管办分离等措施，使得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并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与此同时，政务公开、电子政务、行政流程再造、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政府集中采购、服务代理制、首问负责制、政府服务热线电话等阳光透明政府和高效便民政府的实践活动先后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把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方面，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成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转变职能，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二是机构改革，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探索职能整合的大部门体制，实现政府机构设置向精简、统一、效能的根本转变。三是制度建设，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四是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政府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工作方式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30]无疑，我国全面推进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时代背景。

综上，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交融、市场制度的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等，使得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融、错综复杂的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又要维持民族独立发展；既要实现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又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后现代困境，挑战重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在上述宏观背景下展开。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意义及价值导向

（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意义

在上述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一方面，既满足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带来的公共文化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从多个方面回应了时代挑战下，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政府提高执政水平的需要，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杨志今副部长所指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凝聚核心价值、巩固共同理想、培育精神文明、促进文化认同，以及协调利益诉求的价值引导功能，为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的多重意义。[31]

1.满足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各阶层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需求决定供给。我国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了基本的科教文卫体等基础设施，并向民众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文化服务，但由于国家落后，物质资源极度稀缺，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文化产品种类不多，服务方式僵化，文化服务发展极其缓慢，其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事实上，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长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更是捉襟见肘。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文化需求日益凸显，公共文化需求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是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体制等多种原因，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出现较大差距；城市富裕人口享有的公共文化水平远远超出了农村、农民工、老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央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32]无疑，这正是回应公共文化需求的增长，承担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体现。公共文化服务对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将为各阶层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保障。

2.建立公共文化平台，传播文化知识、提升公民素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了一大批基础性公共文化设施的兴建及相关服务的免费或优惠提供。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设施的建立及其相关职能的履行，为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一个较好的学习、休闲、娱乐、互动交流的平台。政府部门及各公共文化机构在提供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寓教于乐，发挥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治教化”传统之优势，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可以享受各种文化成果，更可以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技能，拓宽眼界，提升综合素质及道德水平。此外，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努力满足老百姓的深层精神心理需求，对培育公民应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全面提升我国公民素质，为我国国民以良好的精神风貌、积极的公民意识，投身国家建设、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重要基础。

3.培育创意人才，应对知识社会、创意经济时代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现代科技的快速传播，一个“知识社会”正在来临，知识社会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是一个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成为常态的社会。在知识社会，知识、创新成为社会的核心，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知识社会又不是一个仅仅崇尚精英的社会，知识社会的社会形态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动态特征，传统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边界正在“交叉”“融合”。创新也不再是少数被称为科学家的人群独享的专利，每个人都可以是创新的主体，生活、工作在社会中的个体将真正拥有创新的最终发言权和参与权。以生产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转变，创新正在经历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转变的过程，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进程。[33]总之，知识社会要求整体社会成员文化知识水平的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为广大公民学习文化知识，适应知识社会的来临无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各种文化需求的满足，文化生活水平的丰富与提高，更为全民创意潜能的激发、创意人才的培养、文化创造力的解放，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4.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国民文化认同构建，提升国家软实力如上所述，由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要素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因其特有的无形的“渗透性”，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吸引力和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产生的族群凝聚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获得显著提升。但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旧的价值观、道德机制逐渐解体，新的价值观、道德机制尚未形成。此外，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至上等腐朽价值观的影响，全球化发展带来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整个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价值混乱、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软实力明显与正在崛起的大国身份不相称。强大“软实力”的形成，关键是要形成占据人类文明制高点的，能被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形成稳固的文化认同。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学术理论界也高度重视价值观、道德重建、文化认同重建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满足公民基本公共文化需求的同时，可全面提升公民文化素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公民的价值判断能力，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推动国家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价值导向

价值导向，也可以称为价值观导向，即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价值导向的重要性在于价值观的重要性。所谓“价值观”，可分为个人价值观和集体（社会、民族的）价值观。个人价值观，指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人们对各种事物真假、善恶、美丑的判断，对学习、劳动、享受、贡献、成就等在心目中主次地位的排序，都受制于价值观。可见，价值观是决定一个人行为及态度的基础，价值观决定、调节、制约个性倾向中不同层次的需要、动机、愿望等，是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统率。社会、民族的价值观（或称集体的价值观），主要指特定社会和民族，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和用于进行价值选择的基本观念。组成特定社会和民族的个体的价值观，经过达成一定的共识（文化认同）后，往往在应付各种生活挑战（特别是危机时期）中表现出特定的思维策略和价值倾向，这就是集体的价值观。这种集体的价值观，也往往被称为民族的“文化精神”“精神文化”或“文化底蕴”“文化根基”。换言之，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价值观是其特有的文明素养、道德观点、理想信念的综合反映，表达着该民族的共同追求，对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灵魂支柱作用、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与持续的动力源泉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涉及精神文化心理需求的特殊服务，其与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个很大的不同，正在于其产品内容、服务方式都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这些价值观、审美观，作为一种观念体系，虽然无形、难以量化描述，但是却影响深远。因此，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明确的价值导向。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必须坚持的价值导向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推动人类文化健康发展。[34]

1.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一贯主张文化发展的“二为”方针，即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即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民族心理、民族风格，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使之能够起到鼓舞人民、愉悦人民的作用。

为社会主义服务，即要在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供给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烈讨论，反映了我国社会现阶段对精神文化价值问题的普遍反思与共识的寻求和思考。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党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导向，要求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弘扬主旋律，坚持表现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人物和事件，歌颂真、善、美，揭露假、丑、恶，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激励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而言，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相互争鸣、自由讨论。“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保障自由的方针。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双百”方针体现了宪法的这一基本精神。“双百”方针也有利于营造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团结合作，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国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政策方针，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价值导向。当然，在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要注意“弘扬主旋律”，坚决抵制低俗文化产品。

3.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推动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积淀的文化大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确立了完整的价值信仰体系，形成了民族共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的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以及生命的认知与感受，体现出的中华民族高深的思想智慧、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富有特色的精神文化追求，曾经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等历史原因，中华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对话与融合，外来文化在给中国带来新思想、新观点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文化糟粕，甚至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形成了巨大挑战。今天，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如何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凝聚民族人心、激发民族创造力、提升民族竞争力的关键。

早在20世纪70年代，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文化战略》一书中将文化视为按一定意图对自然或自然物进行转化的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他说：“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人生活在人所创造的文化之中，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真正作为人的生活。”[35]这一认识，暗合了我国传统的“文治教化”的意思。无疑，文化担负着赋予生活意义、确立发展目的的重要使命。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各民族文化正进入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关键阶段，面对人类精神困境，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都有责任肩负起推动人类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文化需要的同时，肩负着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坚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导向，结合时代特点，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但有利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促进东西方文化交融，推动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1] 杨志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见于群、李国新：《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M］，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关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参见：[美]罗兰·罗伯森著：《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严光译，83～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蔡拓：《全球化认知的四大理论症结》，见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M］，1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东欧剧变，又称东欧大革命、东欧民主化。西方社会也称为1989年革命。指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剧烈动**。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这个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东欧剧变的实质是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改变。苏联解体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为立国69年的苏联画上句号.

[5] 谈世中主编：《历史拐点——21世纪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M］，3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将“文化产业”定义为：“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货品或服务。”并指出：“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形成的条件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再生产、储存或者分销，也就是说，规模庞大并且同时配合着基于经济考虑而非任何文化发展考虑的策略。”以上述定义为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包括了以下内容：印刷、出版和多媒体，视听、唱片和电影的生产，以及工艺和设计。此外，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建筑、视觉和表演艺术、体育、乐器的制作、广告和文化旅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了“文化产业”的复数形式（Culture　Industries），以便更加确切地表达文化产业的丰富内涵.http：www.unesco.org/culture/industries.

[7] 参阅：http：//baike.baidu.com/view/1000666.htm.

[8]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9] 亨廷顿认为，所谓“文明”，一种文明即一个文化实体，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团和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包括了价值、规则、制度、习俗和思维模式。据此，他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10] 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见邢悦：《文化与国际关系精选文献导读》［M］，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11] 1990年，约瑟夫·奈先后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外交政策》等杂志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论文，并出版了专著《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何小东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12]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3] 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J］，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14] 事实上，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还与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即现有生产能力、在建生产能力和拟建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根据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全球性的“产能过程”大约始于20世纪末。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

[15] ［法］尚-皮耶·瓦尼耶：《文化全球化》［M］，吴锡德译，18、23页，中国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

[16] 单世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见胡惠林、单世联主编，李康化选编：《文化产业研究读本》（中国卷）［M］，3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7] 文化帝国主义（如同经济帝国主义一样）是相对于军事帝国主义而来的。著名学者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作了界定。根据他的观点，“文化帝国主义”，或称之为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是微妙的，一国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带着所有明确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另一国一切决策人物的头脑，那么，这个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和建立霸权的基础，比军事征服或经济控制都要更显赫、更牢固。文化帝国主义对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而言，通常是起配合作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府的各项国际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已大大提高了.

[18] 冯天瑜：《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学思考》，见冯天瑜：《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19]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经由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一对著名概念，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265371.htm.

[20] “上帝死了”是著名哲学家尼采语。简言之，即现代社会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沦丧和对真理的摒弃，所以“上帝死了”。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人进一步丧失了主体地位，人道主义甚至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乃至人类的自大狂。因此，著名思想家福柯发出“人之死”的惊叹，对启蒙运动以来支配西方的理性主体观念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参阅莫伟民：《从尼采的“人之死”到福柯的“上帝之死”》［J］，载《哲学研究》，1994（3）.

[21] “我们有无数的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摈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9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2]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3] 毛少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政策的兴起》，载张晓明等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章建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趋势》，单世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后两文载：胡惠林、单世联主编，李康化选编：《文化产业研究读本》（中国卷）［M］，330、3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4] 参见“信息化时代”，http：//baike.baidu.com/view/845511.htm.

[25] 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参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8164.html?page=4.

[26] G.A.卡诺：《多边投资协定：文化战争的开端？》，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M］，7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7]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M］，529～5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8]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39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9] 国家行政学院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M］，1～10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0] 高小平：《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历程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6/03/content_8307397.htm.

[31] 杨志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见于群、李国新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M］，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2]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018030.html.

[33]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023801.htm.

[34] 胡惠林：《文化政策学》［M］，247～33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35] [荷]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M］，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