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音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忽然变得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这个年代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政权更迭、需要抉择的年代，对于音乐家来说，也是面临十字路口彷徨选择的年代。于是这个时代造就的音乐出现了多趋向发展势头。代表新生势力的普罗科菲耶夫是这个时代永远铭记的人物，因为他既独立又具有代表性。

那个时代出现的作曲家除了继承前辈，在破旧立新中推动音乐向前迈进之外，更重要的是被时代赋予了“渴望世界文化”的特点。在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推动下，人们的眼界变得宽阔起来，某一种文明不再有严格的界限，不再只专属于某一个国家，之前的神秘感变成了吸引力，差异促使人们伸出探索的触角。就像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三天之后，有人在小岛上发现了我，对我浑身上下打量一番，问道‘你是个犯人吗？’‘是。’‘这太糟了。你到哪里去？’‘到你们这个小岛上来。’‘啊，原来如此，你真会开玩笑！’美国收留了我。”

这段文字的描述并不是荒诞离奇的。无论是对于一个来自苏联的作曲家还是对于美国这个新兴文化的集散地来说，这段文字都诙谐地描述出非常现实的情况——渴望与迷茫成为一对矛盾，但是又互相催化。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很多艺术家离开了苏联前往欧美，一方面出于对欧美文化的好奇与渴望，他们梦想在开放的世界中得到更多的机会，达成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艺术家们在刚刚诞生的政权下难以获得良好的创作环境，尽管他们不愿意过问政治，但是刻意的回避总使他们处于消极与压抑的状态之中。于是，他们离开祖国，开始他们的艺术漫游生活，美国经常被作为第一选择。

作为当时在苏联颇具名气的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成为这一潮流的代表。他1918 年就离开了祖国——动**的时局是普罗科菲耶夫离开的主要原因。来到美国后，普罗科菲耶夫经历了在国内从未有过的竞争和挑战，一方面，美国随着时代发展而刚刚兴起的现代音乐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要在音乐界立有一席之地，普罗科菲耶夫就必须用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美国现代音乐抗衡；另一方面，他必须转变一个“纯艺术家”的思维，商业操作是必要的，所有的安排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艺术家受到媒体的牵制，被专业公司的日程安排所左右。但是，普罗科菲耶夫无疑是一名幸运儿。很多艺术家在这种情况下四处碰壁，生活窘迫不堪。但是，普罗科菲耶夫却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敲开了美国社会的大门。他首先征服了媒体，也许一半出于朋友广泛的社会关系，另一半则来自于美国人对普罗科菲耶夫标新立异风格的认可，以及对他动力十足的演奏风格与技法的推崇。

“俄罗斯在世最伟大的作曲家。”这是美国《时代》杂志曾经刊登在封面上的对普罗科菲耶夫的评价。媒体的褒扬声不绝于耳，很多媒体登载了普罗科菲耶夫的传记性文章，杂志争相发表乐评，盛赞他的音乐会，它们这样写道：“他非常动情，却纹丝不动地坐在钢琴前面，猛然的爆发同他的举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受到非同凡响的热烈欢迎”。从此，普罗科菲耶夫成为美国的名人。然而在任何地方，总是有反对的声音，他的音乐在美国并不是从未受到过质疑，甚至有人只承认他是“钢琴家”而并非一名“作曲家”。的确，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技法受到公众的狂热崇拜。仅仅作为钢琴家的巡演收入，就可以让他高枕无忧。但是，普罗科菲耶夫并不满足于钢琴家的角色，他更向往开辟一片自己新的音乐天地，美国的环境让他喜忧参半。一方面，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接纳了他，容纳了他，也给了他事业上的支持，芝加哥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等美国各大交响乐团争相与普罗科菲耶夫合作，甚至，这些一向趾高气昂的乐团甘愿在节目单上被写成这位伟大钢琴家的伴奏；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当普罗科菲耶夫真正投入自己的创作事业时，又不禁感慨于各界的压力——其实，公众感兴趣的是他充满热情的演奏，而并不在乎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甚至，很多观众来到音乐厅，是为了看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表演”，至于音乐，可以完全听不懂。所以，他们并不支持普罗科菲耶夫成为作曲家，甚至在审美上表现出冷漠。普罗科菲耶夫在《自传》中无奈的写道：“这个孩子，我指的是美国，对于革新音乐知之甚少……”

作为一名俄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始终保持本民族难以改变的气质与风格。他其实从来没有放弃回归祖国的念头，但是，总是顾虑重重——普罗科菲耶夫清楚现在的处境，美国为他事业从起步到辉煌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他可以在这里生存，做一名受人追捧的钢琴家，放弃创作或减少创作，按照公众的意愿包装自己。回到苏联，未来将是怎样，人们能否认识并接受他，一切都是未知的。

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普罗科菲耶夫返回祖国的决心总是摇摆不定。1922年，他离开美国，但是没有直接回到祖国，而是定居在欧洲的巴伐利亚小城埃塔尔。1923年他与母亲在巴黎团聚并在那里定居。之后，普罗科菲耶夫曾接受美国的邀请举办音乐会，同时，他也受到苏联的邀请回国举办音乐会。普罗科菲耶夫当时复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返乡的旅行：“我又回到了我的祖国，我的同胞不会因我长期不在家而感到陌生了。”在越过苏联边境的时候，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同样也怀有恐惧与疑虑，他这样写道，“为了返回故土，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时间还不算晚。就这样，好吧，我们以后也许会后悔。这甚至是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虽然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次回国是在1927年，但是，直到1936年，他才真正回到苏联定居，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回国的道路并不是那么顺利，尽管新的世界接受他，但是其中种种曲折成为他一生的记忆。

在国内的几十年中，普罗科菲耶夫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做过很多努力，他也推荐西方很多著名音乐家来祖国演出，并介绍祖国的音乐家走向世界。他的创作在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中达到了顶峰，在国内他既受到政府的支持鼓励，也受过无情的打压和批判。即使这样，他的作品仍然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种种磨砺之中，它们并没有损失艺术价值，1951年，当局颁给普罗科菲耶夫“斯大林奖”，并对他的作品大肆褒扬。两年后的1953年3月5日，普罗科菲耶夫在莫斯科去世。全世界都为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巴黎《世界报》在他逝世后刊登的文章中写道：“一位音乐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有能力以最大的无可置疑的力量使自己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始终不渝地坚信他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那种只要用两小节音乐就能使人重新了解他的人。人们可以谈论普罗科菲耶夫的一切作品，它们的源头溢出了音乐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