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少年时代曾随父游川、闽、京等地，十九岁后，他常单独外出会友、交游，活动于江南一带。崇祯七年（1634），家乡桐城农民起义，方以智流寓南京。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任工部观政、翰林院编修、皇子定王讲官。同年其父因战败下狱，方以智请代父罪，未获准。清顺治元年（1644），方以智为农民军所获，后乘隙南逃，却被诬为“赎徒”，只得亡命南粤。顺治四年（1647），桂王朱由榔即帝位于肇庆，方以智任中允，但遭到太监王坤的排挤，旋即离职西去，隐遁于粤西、湘贵少数民族地区。后永历帝数召其入朝辅政，方以智称病不出，“十召坚隐”。清顺治八年（1651），方以智被清兵搜获，清帅见其坚贞不屈，遂许其在梧州的云盖寺出家为僧，法号无可。次年，随施闰章返桐城，方以智在家乡为逃避清廷征用，遂受戒于南京高座寺。顺治十二年（1655），父方孔炤病卒，方以智破关奔丧桐城，庐墓三年。期满，禅游闽赣，行无定所。清康熙四年（1665），方以智入主青原，清康熙九年（1670）称病退养于泰和首山陶庵。次年中“粤案”，在南解途中，舟行万安惶恐滩时方以智“完名全节以终”[1]。

方以智说：“尚论古今，贵有古今之识。考究家或失则拘，多不能持论，论尽其变。然不考究，何以审其时势，以要其生平？”[2]如果未详方以智一生之迹变，论其学术难免“或失则拘”。目前，学术界对方以智生平的研究已获丰富的成果，相对于其思想而言，其生平似乎更引人注目，尤其是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影响颇大。

（一）关于方以智一生活动的分期

方以智身处“天崩地坼之日”[3]，他“跳北趼南，数履硙硙之刃”[4]，从早年的“诗酒狂生”到晚年“涂首垢面”一僧佗。其性情亦随之而变，从“慷慨激烈”的“直言极谏”至“不得已”而“支离连犿”；从青年的“汉室贾生”到“甲申之变”后的“卦刀不应”之隐者，等等。故于方以智的行迹分期尤为重要，此乃治其学之前提。早在1957年，侯外庐先生就以“方以智前期的学术作品以《通雅》一书为代表，后期的作品以《炮庄》为代表”[5]的分期方式，对方以智的思想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当然，侯外庐先生旨在倡导方以智的学术成就，他并没有对其生平进行深度发掘，仅概以前、后两期。目前，关于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分期，学术界大致存有两种观点：一是持“三期说”，一是持“多期说”。

冒怀辛先生是“三期说”的首倡者，他在《方以智》一文中说：“方以智一生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甲申（公元1644年）明亡，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文学，关心政治，过的是贵公子的诗酒生涯。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都，又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经历了曲折颠连的八年。晚年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北归，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六十一岁时，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时期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6]冒怀辛先生以方以智一生所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将其一生分为早、中、晚三期的做法，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蒋国保先生最初持完全赞成的态度[7]，后有所修正，他认为冒怀辛先生“这个划分突出了方以智流离岭南的八年特殊经历”，比两期的划分要合理些，“但仍然没有突出由方内遁入方外这一方以智一生的重大转折，所以也不足以全面、准确地揭示方以智的一生”[8]。蒋先生“发现与他一生经历的历史过程平行着其思想上不断否定自我的逻辑进程”，于是，他“按照方以智思想矛盾的内在逻辑线条来划分他的一生的各个阶段”，他说：“庚辰（1640）中进士前为早期，辛卯（1651）遁入佛门前为中期，辛卯披缁后开始进入晚期。”[9]冒怀辛先生与蒋国保先生分别按照不同的方式将方以智一生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由于方以智思想变迁的“内在逻辑线条”总受其所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所以两先生所划分的时间相差无几。最近出版的罗炽先生的《方以智评传》在综合前二者的基础上，依方以智一生之性情的发展变化，亦将方以智一生分成三个时期：一是“从‘狂生’到‘入仕’”（1611-1640）；二是“从经世到出世”（1640-1651）；三是“哲魂其萎乎”[10]（1651-1671）。罗炽先生以翔实的史料再现了方以智一生性情的发展与变化，且罗炽先生以方以智《辛卯梧州自祭文》来说明他与过去“划清界限”，“自祭，即表明他认为以前的以智已经死去了”[11]。罗炽教授不仅按照方以智的性情变化，而且依照其意愿的划分之法，显得更为合理、妥当。

除了上述“三期说”之外，还有多于三期的分法，为方便以见，这里统称之为“多期说”。任道斌先生在《方以智年谱》里，将方以智一生分成七个时期：1.童年与青少年“泽园”读书时期（1611-1633）；2.流寓南京的“膝寓”生活（1634-1639）；3.北京“曼寓”的生活（1640-1644）；4.流离岭南（1645-1650）；5.从梧州、庐山、桐城至闭关南京、庐墓合山（1651-1658）；6.禅游江西（1659-1664）；7.晚年青原山的活动及其他（1665-1671）[12]。张永堂则将方以智一生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1.在乡时期（1611-1629）；2.出游及流寓金陵时期（1630-1639）；3.仕宦北京时期（1640-1644）；4.流离岭南时期（1644-1650）；5.逃禅前期（1651-1664）；6.逃禅后期（1664-1671）[13]。“多期说”虽然更清楚、细密地展示了方以智一生之行迹，方便我们一览其“跳北趼南”之身影，但过多的分期，势必失去便于研究之本义。

（二）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及晚节

方以智入佛前的行迹在《浮山文集前编》中记录较为详实，治其学者于此期的活动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由于方以智的晚年行事隐晦不彰，踪迹飘忽，尤其是最后十年的活动及辛亥所罹“粤难”，其间虽有三子更番奔侍左右，事多有记，然闪烁其词，恍惚其说，故难见其真面目。具有“创辟之功”的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1972初版）[14]以其“最后十年左右驻锡青原为限”[15]，分“青原驻锡考”、“俗缘考”、“晚年思想管窥”和“死节考”等，详细地考证了方以智最后十年的活动，最后得出“密之不死于病”，“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16]的结论。此文一出，即受大陆学者冒怀辛和任道斌二先生的质疑，双方的辩难反过来又刺激了海内外学者对此领域的进一步发掘，其晚年的隐晦事迹在往返的辩论中渐渐明朗化。同时，此次辩难也结集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7]。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他广收博稽，“考密之晚节先后十有余年”，其间几易其说，在《方以智晚节考》（初版）之后，遂有《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方以智死节考》和《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等文，其治学精神令吾辈汗颜。在此次海内外关于方以智晚年活动的争辩中，许多隐而不彰的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双方在很多方面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余英时先生不独享其功，他说：“其间尤以冒怀辛先生《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与任道斌先生《方以智年谱》贡献最大。”[18]

关于“粤难”，学术界有“冤”与“不冤”之分争。“冤”就是说方以智晚年活动没有涉及反清，仅四处禅游而已，方以智遭“粤难”为人所陷；“不冤”即是说方以智在晚年确实参与或组织了反清复明活动，触犯了清律。先看“不冤”之说：早在1948年，容肇祖先生就认为方以智昔在粤西平乐时，楚、粤将领多为其父方孔炤旧部，尝欲迎密之出任军务，为密之所拒[19]。1962年仪贞与冒怀辛先生合著的《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一文推测方以智的“罪状”可能与清初“反清斗争”有关[20]。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初版）根据考证亦认定“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此后，余先生详考所获新史料认为，“足证余旧说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不误。……而同时方中德、方中发亦皆在桐城入狱。仅方中履与中通子正琫守灵万安。此则仍是粤案之余波”[21]。余英时先生的考证结论，获得劳思光先生的支持[22]。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1979年10月，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死节新考》一文中给“粤案”下一确切的定义：“所谓‘粤难’，盖指二十年前密之居广西平乐时其父旧部尝欲拥其出任军务之事也。”[23]至1985年，冒怀辛先生的《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与任道斌先生《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方以智简论》和《方以智年谱》相继出版面世。余英时先生“所凭借者主要即《续考》、《方谱》与《晚年活动》三文所提供之资料”复作《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一文，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大抵密之之复明活动常居幕后为暗地之策划，而实际之执行联络或皆由其三子为之。……密之为粤难之主犯，主犯既死，此案无人对证，复以营救者甚众，最后惟有以不了了之。是密之自沉惶恐滩不徒为己身名全节计，亦兼为子孙开脱罪名谋也。”[24]

任道斌先生则认为“方以智晚年为清政府所逮捕，死于押赴粤西的途中，但这并不证明他晚年参加抗清活动，因为这是一起冤案”[25]。他在《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的“主持青原时期的福建之行”一节中详细地论证了方以智此次出游的“三个目的”：“一是秉承家风，著书刻版，以使先人和自己的学术成果流后世。二是继承觉浪道盛遗志，兴复东苑、鼓山、寿昌等处法嗣，振兴曹洞宗风，并宣传释、儒、道三教合一，从事宗教活动。三是访问旧友，接交各地士人学者，商磋学问。”[26]任道斌先生详考方以智的此次活动，意在说明余英时先生“在评价方以智晚节时，把他与转辗不屈、坚持武装抗清的张煌言相提并论，这个过高的估计，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实在不太相符”[27]。另外，任道斌先生认为方以智“禅游江西（1659-1664）”期间，“其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弘扬曹洞宗风，宣扬平和，……清政府地方官吏、士大夫与他往来还颇洽，方以智游踪所至，地方官吏殷勤邀他说法讲禅，捐资助米，唱和酬答，甚为相得，……可以说，方以智在客观上已成为清政府粉饰太平的点缀品”[28]。基于上述认识，任道斌先生断定“方以智在‘粤难’中受诬下狱，……方以智的死，也不是如余英时、劳思光先生所说，系投水‘自裁’、‘自沉’，必当‘自尽’，而是‘病背发’致死”[29]。针对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初版），冒怀辛先生“从方以智思想上论证方之死并非自杀”和“从史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并非自杀”[30]两个部分，提出不同于余先生的看法。于2004年8月前，由于《晚节考》在大陆难获一见，冒、任二先生的看法得到大陆学者的认同[31]。上述双方征用的史料是一样的，为何考获结果却截然相反呢？其实双方意见的根本差别在于所取考证方法的差异[32]。

另外，关于方以智的生平，在大陆最易获见、最完备的当属罗炽先生的《方以智年表》。此表之制定，“以任道斌《方以智年谱》为主要参考书，同时参考了刘君灿的《方以智》一书所附之《方以智年表》，吸取了冒怀辛《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即《方以智全书》《通雅·前言》）中的若干成果”[33]。这是目前研究方以智生平和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载《汗青阁文集》卷下，清康熙刻本，第29页。

[2] 方以智：《曼寓草中·史断》，载《浮山文集前编》卷五。

[3] 顾炎武：《先妣王硕人行状》，《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66页。

[4] 方以智：《东西均·东西均记》，庞朴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22页。

[5] 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

[6] 冒怀辛：《方以智》，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宋元明清部分》，济南，齐鲁书社，1981，第712页。

[7] 蒋国保：《对〈方以智科学哲学思想初探〉的质疑》，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8]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34页。

[9]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第34页。

[10] 罗炽：《方以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8～81页。

[11] 同上书，第68页。

[12]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13] 张永堂：《方以智》，载《中国历代思想家》第3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0～34页。

[14] 《方以智晚节考》（1972初版）收入《方以智晚节考》（2004年增订版）中。

[15]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5页。

[16]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88～91页。

[17]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冒怀辛：《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任道斌：《关于方以智晚年活动》、《方以智简论》分别载于《清史论丛》1982年第三、四辑；劳思光：《〈方以智晚节考〉及〈补证〉读后感》，载《新亚学术集刊》1979年第2期，这些都是此次双方辩论的学术成果。

[18]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第164页。

[19] 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载《岭南学报》1948年第9卷1期，第98页。

[20] 仪贞、冒怀辛：《方以智死难事迹考》，载《江淮学刊》1962年第2期，第56页。

[21]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第151页。

[22] 劳思光：《〈方以智晚节考〉及〈补证〉读后感》，载《新亚学术集刊》1979年第二期，第36～37页。

[23]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第159页。

[24] 同上书，第199～200页。

[25]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载《清史论丛》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88页。

[26] 任道斌：《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载《清史论丛》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52页。

[27] 任道斌：《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载《清史论丛》第三辑，第253页。

[28]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载《清史论丛》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88页。

[29]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载《清史论丛》第四辑，第289页。

[30] 冒怀辛：《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第87～90页。

[31] 如蒋国保先生即持病死说，见《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第79页。罗炽先生亦认为方以智“作为反清的精神领袖之一，是不过分的”（《方以智评传》，第80页），但在“附录”中却沿任道斌先生的病死说（见附录《方以智年表》）。

[32]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第193页。

[33] 罗炽：《方以智评传·附录》，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