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文集前编》与《浮山文集后编》等著较详实地记录了方以智从一个“名噪海内”[1]的“狂生”到“且行异类”的行迹。崇祯十三年（1640）春，方以智中二甲进士。同年秋，其父方孔炤因兵败下狱，方以智“上书为父解难，义悬于中，感动金石”[2]。次年，崇祯帝感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而释其父。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方以智召对德政殿，痛陈救危方略；次月，北京城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方以智“既已哭东华，被贼执”[3]，终于“万死”中脱身。此后，他“阴结山东、河北之忠义”[4]，密谋举事。可是，其“赤心苦节，明如日月，而坐为仇陷”[5]，被阮大铖辈诬为“赎徒”，遭到南明朝廷的追捕。在冤案阴影的笼罩与压迫下，他不得不一表其间缘由。收集在《岭外稿》（上中下）的很多文稿都在向朋友倒苦水、诉乡井仇隙之“横诬”。他在《寄张尔公书》中说：“智万死不屈于北都，北来之人无不人人知者，当时米吉士、韩雨公、汪子白诸人所亲见。决我妻子南奔，告诸督镇以贼状，五月至南都，九月阮大铖用事，而节妇詈为**妇矣，冤哉！冤哉！嗟乎！同郡之仇，君所夙恨，先祖家父历朝居乡，与薰获素矣。戊寅岁，吴下同社顾子方、吴次尾辈以其为逆党之魁宿而揭之。彼以为出自我，齰舌甘心，何所不至。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尽杀天下善人名士，何独于智而止于赎徒。”[6]南都既陷，方以智再遭清军追索，奉其父命南逃而就“隐地”。下面一段话详细地记录他扶病南逃之经历，他说：

先是老父知大乱方起，命余出相隐地，而南都遂变，游子就友于粤，而延汀又变，永历改元，权珰乱政，智辞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庆、广州又变，翠化西幸，智扶病入夫夷山，刘承胤自全阳劫驾如武冈，智遂苦辞阁衔，弃家孤隐，变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而武冈又变，氇裘肆毒，追索朝臣，智未尝一日立班行，……国统三绝，行在五迁。[7]

此处“氇裘”当指清军。方以智逃离南京之后，流离岭表，转侧瑶峒，数经生死磨砺。如果说方以智接连遭权珰和清军的双重追索，仅为肉体上的摧残，那么，“权珰乱政”、“降贼”之诬、对亲人的思念以及“久当殉国”与“未获死所”[8]之心理负担，则是心神之累，此累乃其固辞朝廷之召而“变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的主要原因。在《岭外稿》（中）之《寄朝中诸公书》中首称“愚道人”，尔后，此语频出，更有“吾生不如死”[9]之叹。可见，身心疲惫、报国无门的方以智此时已萌生归隐之意。

方以智在桂林平乐之平西山隐居不少于两年[10]，顺治七年（1650）被清兵所执，并“供养于梧州之云盖寺”，《辛卯梧州自祭文》记录了被执的过程，其曰：

自甲申至庚寅，无可道人以猗玕洞之县丝，流离岭表，十召坚隐，不肯一日班行，为白发也。转侧瑶峒，以鵄纳为归路。庚寅之间，栖一瓢于仙回山。不幸同隐有相识者，系累胥及被絷，而胶致之平乐。将军奉默德那教，尤恶头陀，露刃环之，视此衲之不畏死而异之，逼而之，终以死自守，乃供养于梧州之云盖寺。[11]

由上文可知：在方以智被清兵收捕之前，已经“以鵄纳为归路”，且栖身于仙回山，所以，他被执时，并没有在是否为僧的问题上做选择[12]。但不可否认的是：方以智入僧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免于清兵对晚明朝臣的追索。他能够被“供养于梧州之云盖寺”，亦可视为“愚道人”摆脱清兵纠缠的不错结局。

但是，出家为僧、安心佛事，却决非方以智的如意归宿。相反，披缁只是“且行”，僧佛恰为“异类”，他说：

家有数千年正决之学，而复不能侃侃木舌，且行异类，托之冥权，是又将谁告乎？不觉直叙，声已复吞，惟大人在天之灵，式凭鉴之！[13]

还未完全走出“横诬”阴影的方以智谈及“托之冥权”之原因时，欲言又止，担心再生事端。然念念不忘“家有数千年正决之学”，或佛、或儒，“不觉直叙”，惟凭其父“在天之灵”鉴之。

为何方以智视其入佛之为是“且行”呢？如果仅仅是传续家学，不至于“不觉直叙，声已复吞”。下面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他在抱病潜窜中“阴行鼓倡”等积极行为，便可知其原由。他流离岭南时说：

有人说我翁拥兵数万人，屯思南境，为之喜慰。……幸有姚年侄端漂泊之余，忽依闻问，时令其间探要领，阴行鼓倡，今遂人心勃然所在起义矣。[14]

姚端，方以智门生，其好友姚奇胤之子，在方以智逃难途中“惟有姚年侄以式端暗中相视耳，特嘱其因便详列近事，以慰焦劳”[15]。当方以智听说其父南境拥兵，喜慰，并遂勃然所在“起义矣”。收录在《岭外稿》中的很多书信，皆在盛赞陈子龙、矍式耜、姚默先等抗清将领的英雄事迹。避兵入粤途中，仍心怀国事和远方亲人，“然东望翠华，北望老亲，忧从中来”[16]可谓方以智逃难时之情感的真实流露。在与朋友书中，他不忘告诫朝廷要“开言路、辨邪正、慎左右、驭雄杰”[17]。稍安顿于平西山，他即向好友矍式耜借书，“惟望架上之书，分其十之三四予之”[18]。虽因阉珰柄权而“十召坚隐”，方以智却坚定复国信心，向永历帝进言《刍荛妄言》，条陈复明大计。

至此，通过以上正反（促使和阻碍他入佛）两方面因素的考察，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方以智被清兵所获后“且行异类，托之冥权”的复杂心情，以及他“不觉直叙，声已复吞”的真实原因。“阴行鼓倡”之为，岂能言哉！

陈垣先生分析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时，总结了三个原因：“一、佛教复兴之波动也。”“二、僧徒开辟之能力也。”“三、中原丧乱之影响也。”[19]以上是陈垣先生基于明季佛教兴盛之原因的普遍性分析，当然也可以视为方以智逃禅的原因。尤其是方以智在桂林平乐之平西山隐居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不可能免受西南禅风“复兴之波动”以及“僧徒开辟”的影响。陈垣分析的第三个原因即“中原丧乱”（对方以智而言，还得加上他对“权珰乱政”的政治失望）则更是导致他披缁的直接现实之触机。另外，作为“世受国恩”[20]却没有以死殉国的明遗民而言，其舍儒归释，无疑具有一种惩罚性质的自我边缘化和悔罪心态[21]，并以此纾解“每念圣恩，未获碎骨”[22]这种更为痛苦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当然，此“且行”之消极行为亦涵有不事新政、“阴行鼓倡”、著书立说等积极意义。

方以智所以“以鵄纳为归路”，亦与其家传心学以及“坐集千古之智”[23]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上面提到他“家有数千年正决之学”待续，此“正决之学”可追溯到方氏家学的始创者，即其曾祖方学渐（1540—1615）。黄宗羲评其学脉曰：“先生受学于张甑山、耿楚倥，在泰州一派，别出一机轴矣。”[24]方学渐早年师事张绪和耿定向，就学术系谱言，当属王门后学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将他归于“泰州学案”。王阳明尚深辨儒释之别，告诫弟子不要“一倡群和，剿说雷同”[25]。然其后学由于一任“良知”之伸展，已不讳言佛，如聂双江在解释《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时说：“即佛学所谓前念、今念、后念，相续不绝也。佛书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知与吾儒同异何在。”[26]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甚至认为晚明佛学繁兴乃阳明学所引导，他说：“我苦思了阳明心学与禅宗心学的异同，发现阳明学并非单是禅学的代替者，而是独立的心学。我也得到了明末的佛学复兴运动实也是经由阳明所开拓的人间探求方法所引导出来的这个结论。”[27]如果以为“提心宗而百家之理皆归一”[28]的方以智初归佛法，乃身不由己之为，但与信奉“姚江良知之学”和主张“集大成”[29]的觉浪道盛相遇，也算是觅得学术上的知己。按照荒木见悟先生的看法，从学理上说，方以智师事觉浪道盛仍未悖离阳明心学。这正好解释他敢于“破关奔丧”，但在异族压迫解除之后仍不返俗，以及力邀王夫之入佛[30]的原因。当然，方以智披缁以终，可能还存有复明等政治方面的原因。[31]但无论如何，不能单凭其“行迹”就认定他是一僧陀。我们仅以他不满佛教“弃人伦、绝物理”一事，便知方以智并非倾心佛法，如其曰：“惟矢涅槃，闭关雨花，遂远子舍，罪一也。”[32]挚友施闰章（1618～1683）在祝方以智花甲赠文中写道：“无可大师，儒者也。尝官翰林，显名公卿间。去而学佛，始自粤西遭乱弃官，白刃交颈，有托而逃者也。”[33]钱穆先生亦曰：“至如密之则逃儒归释乃其迹，非其心。”[3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诸多导致方以智入佛的原因，没有一个是必然性的因素，这不仅仅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皆可在同时代人物甚至他的亲友中找到反例，而且他还有“一见老亲，断觅死所”[35]这种心安理得的选择。谢仁真教授从“在明史上看，逃禅与反抗异族并无必然关系”[36]的角度，否认张永堂教授关于方以智归禅与其不仕异族有关的说法，但是，谢教授另外提出方以智入禅的三种原因[37]亦皆无“必然性”。诚如德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李凯尔特所言：“如果把文化事件看作自然，亦即把它纳入普遍概念或规律之下，那么文化事件就会变成一个对什么都适用的类的事例（Gattungsexemplar），它可以被同一个类的其他事例所代替。……文化事件的意义完全依据于它的个别特性。”[38]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找到方以智“且行异类”的必然性因素。相反，正是由于方以智历史遭遇的个别性与特殊性，其入佛的独特经历才具有了历史性文化意义，并由此激起我们研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