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译”指的是不直接根据原文，而是间接根据原文的某种译本所译出的文本类型。中国翻译理论史上，“转译”曾长期被称为“重译”[1]，但“重译”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还可以指对一个作品的重复翻译；也有人称为“间接翻译”，但没有“转译”一词更凝练和更确切。在中外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上，转译是常见的一种译作类型。例如，《圣经·旧约》原文是希伯来文，后来被译成希腊文，后来又由希腊文转译为拉丁文，后来又从拉丁文转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而1919年汉语白话文的《新旧约全书》（和合本）又转译自英文。这样“转”了好几圈，《圣经》的原文反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一部《圣经》，从东方的希伯来，到欧洲，再到东方的中国，历时上千年，这中间不是一重转译，而是多重转译。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汉代最早翻译佛经时，由于原本难求，所以早期佛经译本大多不是直接由梵文，而是由各种西域语言（胡语）翻译过来的。晚清时期，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最多，数量上超过了留英、留法乃至所有其他各国留学生的总和，所以懂日语的也最多，因而那时许多西洋小说等其他类型的作品，大都是由吴梼、陈景韩、包天笑、徐念慈等翻译家从日文译本转译的。到了五四时期至30年代，翻译界注重翻译欧洲小国，如东欧、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那时很少有人通晓有关的语言，于是大都从英文等译本译出，如当时影响很大的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是胡适从英文版本译出的。30至40年代，我国翻译界普遍通过转译的方式翻译出版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以及被压迫被奴役民族与国家的文学作品。除日本以外的东方各国文学翻译，许多也是转译的。例如，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原作、印度小说家普列姆昌德的印地语原作大都根据英文、俄文转译。在20世纪著名翻译家中，以转译的方式从事文学翻译的不少。其中，鲁迅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等等，更多的译本是从英文转译的，如20至30年代潘家洵翻译的易卜生的戏剧集、茅盾翻译的挪威作家比昂逊的剧本、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50至70年代韩侍桁翻译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孙用和景行翻译的波兰的《蜜茨凯维支诗选》、水建馥翻译的波斯古代作家萨迪的《蔷薇园》、傅东华翻译的《伊利亚特》、丰华瞻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萧乾翻译的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谢冰心翻译的泰戈尔的诗歌和剧本、黄雨石翻译的泰戈尔长篇小说《沉船》、吴岩（孙家晋）翻译的《园丁集》等多部泰戈尔诗集、陈尧光和柏群翻译的菲律宾作家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等。80年代后出版的方平和王科一合作翻译的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成时翻译的丹麦作家尼克索的长篇小说《普通人狄特》、朱维基翻译的意大利但丁的《神曲》、韩少功翻译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大都是从英文译本转译的，而且都有较大的影响和较长的生命力。9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以色列现代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不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而是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看来，转译作为一种译作类型，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存在于翻译文学史的始终，显示了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造成转译及需要转译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翻译家不懂原语文本，需要依据其他语种的译本来翻译。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每一种语言文学中都有值得翻译的优秀作品，但单个的翻译家不可能掌握很多语言，众多的翻译家中也不可能将所有语言都掌握，即使都掌握了也不一定用来从事文学翻译。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广泛了解世界各国文学，就不能不采用转译的方式。郑振铎虽然指出了转译的种种不足，但他还是从实际出发，认为：“在现在文学的趣味非常薄弱，文学界的人声非常寂静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得到这些直接译原文的人才呢？如欲等他们出来，然后再译，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现在如欲不与全世界的文学断绝关系，则只有‘慰情胜于无’，勉强用这个不完全而且危险的重译法来译书了。”[2]鲁迅早在1934年的《论重译》一文中就说过：“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易孛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

第二，原语译本失传，或暂时难以找到，翻译时需要借助其他语种的译本。例如，阿拉伯人在8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间，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作品，到了12世纪以后，这些阿拉伯语译本又回流到欧洲，欧洲的翻译家再由阿拉伯语译本的古希腊作品转译成拉丁文，并且他们当时找不到希腊语原本，只能把阿拉伯语译本当成原本。再如中国古代翻译的佛经，原本在印度多已失传，而朝鲜和日本要把佛经翻译成朝文或日文，也只有通过汉译佛经来转译。

第三，翻译者认为某种转译本优于原语文本，所以依据转译本翻译。译本可能优于原本，在翻译文学史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郭沫若翻译的波斯古代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是根据英国诗人费兹吉拉德的英文译本转译的。郭沫若不懂波斯文，故不能直接翻译，但主要原因是他欣赏费兹吉拉德的译文。本来，费氏的译文在西方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评论家认为他的译本使本来在波斯古诗人中默默无闻的莪默·伽亚谟起死回生。郭沫若主张用创作的态度从事翻译，故对费氏的译文十分的赞赏，说：“翻译的工夫，做到了费兹吉拉德的程度，真算是和创作无异了。”[3]除了思想上与这位波斯诗人共鸣外，对费氏译本的赞赏也是他转译该书的主要原因。

转译本和已有的原语译本比较起来，可能有时候会比直接译本更有特色。茅盾先生就认为也有转译比直接翻译好的例子，他指出：“《战争与和平》有过几个译本，直接从俄文翻译的也有过，但都不理想，还是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本子好些。董采用的是毛德的本子，毛德是托尔斯泰的至友，毛德译文，经托尔斯泰本人审定，认为是好的。”[4]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当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有关。当时的俄罗斯报刊检查极为严苛，有些作品的俄文原本反而不全面，而英译本或法译本就显得重要起来。其他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库普林的《亚玛》等，俄文原本都被横加削砍，而转译本反而可见真面目。所以，翻译所据文本也应择善而从，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因转译本对原本的翻译，暗含着翻译家的理解和诠释，因此一般的译本在某些译者看来或多或少都会比原本易懂些。这样，根据译本翻译出来的转译本，在语言的潇洒流畅上可能会略胜一筹。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十册），有人认为这个转译本在语言文字的流畅和优美方面，比起纳训的原语译本更好些。笔者在《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一书中也曾经指出，1962年出版的翻译家孙用先生根据英文节译本翻译的印度史诗《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在节奏韵律和“诗味”浓郁方面，比季羡林先生从梵语直接翻译的本子更为出色。

从翻译文学史上看，转译往往不是以翻译家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它有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文化和文学交流中起了特殊的积极作用。例如，印度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原文是梵语，公元6世纪的时候被译成波斯帕列维语，8世纪的时候又被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又从阿拉伯语被陆续译成了五十种不同的文本。转译，反映出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轨迹，转译形成的种种不同的译本，既是文学交流的环节和中介，也是文学交流的目的本身。可以说，一部作品有没有转译本，转译本有多少，是这部作品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当一部作品即使是辗转翻译也要把它译出来的时候，这部作品在翻译家眼里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因此，转译在一些强调绝对忠实“原作”的人那里，也许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转译作为一种翻译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必然的，它所起的作用有时候是原语的直接翻译所不能代替的。

自然，转译也有其局限性。从对原文字句的忠实程度来看，转译比起原语译来，差别可能很大。如果使用逐字译的方法来翻译，则只能是原语译。对转译来说，如果转译所依据的本子对原语文本就不太忠实，则转译只会更不忠实。原语译本本来就可能渗透着译者的阐释，则转译就难免将译者对原作的诠释、润色、加工乃至发挥处，与原作不可分离地一并翻译出来。这样，转译与其说翻译的是原作，不如说翻译的是翻译家的译作。从“原作中心论”的角度看，转译在忠实原作方面，是大打折扣的。郑振铎先生甚至认为：“重译（指转译——引者注）的东西与直接从原文译出的东西相比较，其精切之程度，相差实在很远。无论第一次的翻译与原文如何的相近，如何的不失原意，不失其艺术之美，也无论第二次的译文与第一次的译文如何的相近，如何的不失原意，不失其艺术之美，然而，第二次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终究是有许多隔膜的。大体的意思固然是不会十分差，然而原文的许多艺术上的好处，已有很重大的损失了。”[5]反对转译的梁实秋曾把转译比作掺了水或透了气的酒：“转译究竟是不大好，尤其是转译富有文学意味的书。本来译书的人无论译笔怎样灵活巧妙，和原作相比，总像是掺了水或透了气的酒一般，味道多少变了。若是转译，与原作隔远一层，当然气味容易变得更厉害一些。”[6]季羡林在1946年发表的《谈翻译》一文中认为，文学作品经过翻译以后，就是“橘逾淮而为枳”，再转译一次的话，枳又不知道“会变成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7]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主张转译，他们举出一些转译本的毛病和错误，来说明转译本比原语译本的价值低得多，一旦有原语译本，那么转译本就该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看法大致不错，但不能一概而论。一种译作的质量与是否转译有关，然而是否转译并不是决定译本质量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原语译本中有好的译本，也有差的译本；转译中有大量译本由于时过境迁被超越或淘汰，但也有一些译本却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在有了原语译本后仍能为读者所接受。例如，殷夫转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有哪首直接从匈牙利语翻译出来的新译可以取代这首转译的诗呢？

关于转译的价值判断问题，还是鲁迅在《论重译》（1934）中的意见较为正确：“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