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翻译界对翻译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即翻译文学的功用论属于翻译文学价值论的范畴。由于时代的不同、思想背景的不同，人们对翻译及翻译文学的要求和期待有所不同，对翻译的功用价值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总体来看，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工具论到文化、文学本体论的发展演化过程。

晚清以降，中国连续败于列强手下，处在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忧国忧民的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高民智民德民力，才能保种自强。于是，翻译成了最主要的和最急迫的手段，而文学翻译自然也服从于这一目的。但是，鉴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主要是小说——在传统社会文化生活中“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低下地位，要想让文学翻译担当起这样的重任，必须首先在理论上论证文学的作用。清末民初的几乎所有先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如梁启超、林纾、鲁迅、周作人、周桂笙、徐念慈、黄小配等，对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1898年梁启超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最早极力推崇西方和日本已有的“政治小说”，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于今日时局者，次第译之”，希望通过“政治小说”的翻译，来影响和参与社会政治。在同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一反传统论调，强调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对世道人心具有“薰”、“浸”、“提”、“刺”的重大作用；而中国固有的小说却只是“诲**诲盗”，成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必须加以铲除。相对而言，西洋小说却是文学的正宗，对国家政治的进步极有裨益。这样，译印域外小说，便是小说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共鸣。也有人明确提出，“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1]说的就是文学翻译在政治方面的前导性作用，也是对梁氏理论的一种呼应。

林纾在为《译林》月刊所写的序中，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写道：“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2]他把译书看成是开民智、抵抗欧洲列强的最佳途径，爱国与救世被看成翻译的最主要目的与功能。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反复强调文学翻译的意义在于“别求新声于异邦”，令中国读者感受到世界上“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

但总体看来，晚清时期的文人之看重翻译的功用价值，却并不真正认可翻译的艺术价值。当翻译文学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的时候，直至出现了“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的情形，其中自不免粗制滥造、玉石混淆，文学界有些人便以为翻译较创作容易。觉我在《余之小说观》（1908）一文中对于译书和著作进行了如下比较：“抑或译书，呈功易，卷帙简，卖价廉，与著书之经营久，笔墨繁，成本重，造成一反比例，因之舍彼取此，乐是不疲与？”认为这是译作数量明显优于创作数量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悖谬现象，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那时“最常见的说法是读西洋小说可考异国风情，鉴其政教得失。表面上只是堂而皇之引述古老的诗教说，可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偏见：对西洋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3]那时的翻译家要想说明和证明翻译文学的价值，所使用的手段常常是拿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作比附，说明它与中国文学如何相通。如翻译文学的主将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1901）里说：“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并且认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实际上，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识一样，林纾骨子里也是重诗文创作而轻视翻译作品的。正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说，林纾“重视‘古文’而轻视翻译，那也不足为奇，因为‘古文’是他的一种创作；一个人总觉得，和翻译比起来，创作更亲切地属于自己。”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政治的功用，那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在理论上逐渐向文学本体靠近。即主张翻译文学为文学革命、为新文学的建设服务，以翻译文学来颠覆原来文学系统、以建立新的文学系统。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呼吁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并把这个工作作为“创造新文学”的“模范”：

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4]

那时的翻译理论家普遍认为，翻译文学是新文学的基础，文学翻译甚至是建立新文学的唯一重要的途径。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不但在实践上更重视翻译文学，而且在观念上也确认了翻译文学的价值，对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的看法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那时起，作家与翻译家兼于一身的情形十分普遍，作家翻译家们在翻译与创作的双重实践中意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依赖于外国文学的翻译；要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学”，必须向外国文学学习；翻译与作家自身的创作相辅相成，翻译是和创作同等重要的文学实践活动。

最明确地表达这一观念的是鲁迅。鲁迅在《关于翻译》（1933）一文中认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纳而脆弱起来。”[5]郁达夫在《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1933）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翻译与创作同样重要。认为对于文学家而言，翻译与创作是互相调剂的，“创作不出来的时候的翻译，实在是一种调换口味的绝妙秘诀……因为在翻译的时候，第一可以练技巧，第二可以养脑筋，第三还可以保持住创作的全部机能，使它们不会同腐水似地停注下来。”[6]

应该注意到，五四新文学时期有关翻译功用的理论，虽出发点在“文学”，但归根结底旨归并不在文学。论者总是将目标指向他所要构筑的某种“主义”，要解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中一些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茅盾之所以倡导翻译写实派自然派文艺，是因为它们大多是写实主义和“带些问题性”的作品。郑振铎希望译者能译当时中国最需要最合宜的作品，他在《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呼吁：“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他提出：“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翻译事业之先例》一文中，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为参照，对中国当时的翻译事业做出以下几种总结：

一、吾侪今日之翻译，为一种有主义之宣传运动。

二、吾侪今日之翻译，负有创造国语之责任。

三、翻译事业之成功者在历史上有永久至大之光荣。其成功条件：（甲）译者、读者有一种精神上密切关系。（乙）译者视翻译为一种“生命”、“主义”之事业。[7]

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翻译文学工具论的一种精当的总结和说明。

而在文学层面上，时人的认识也只是认为翻译对中国文学起到“模范”的作用，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起到推动的作用。而“文学翻译”本身有没有“文学”的独立的艺术价值？换言之，“文学翻译”是不是“翻译文学”？人们的认识并没有到位。所以，一味从文学翻译的这种外在作用看待文学翻译，势必会导致只把文学翻译视为手段，视为媒介和工具。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在《〈论诗三札〉之余》中，对当时国内文坛上翻译与创作的不平衡状况发泄了“一些久未宣泄的话”。他写道：

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凡是外来的文艺，无论译得好坏，总要冠居上游：而创作的诗文，仅仅以之填补纸角……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的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所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翻译价值，便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了，受用吧！”他方面诱导读者说：“世界花园中的花便是这么样，我们也开朵出来看看吧！”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国内对于翻译事业未免太看重了，因之诱起青年许多投机心理，不想借以出名，便想借以牟利，连翻译自身消极的价值，也好像不遑顾及了。这么翻译出来的东西，能使读者信任吗？能得出什么好结果吗？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鹦鹉名士出来罢了！[8]

在这里，郭沫若将“创造”与“翻译”对立起来了，将翻译比作“媒婆”，创作比作“处子”，对翻译的贬低之意溢于言表，因而在当时和此后都引起了争议。

郑振铎在当年6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处女与媒婆》的文章，对郭沫若的上述言论提出了批评。郑振铎指出：“处女的应该尊重，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9]他认为郭沫若说的当时翻译已凌驾于创作之上，“狂振其暴威”，是一种“观察错误”，言过其实。次年2月，郑振铎在《介绍与创作》一文中，再次提到了“媒婆”论，说：“以前有人说：‘翻译不过是媒婆，我们应该努力去创作’。后来又有人说：‘我们应该少翻译，多创作’。近来又有人说：‘我所希望的是少尽力于翻译，也少尽力于创作，多努力于攻研’。”[10]他表示不同意这些看法，他指出：“翻译的功用，也不仅仅是为媒婆而止。就是为媒婆，多介绍也是极有益处的。因为当文学改革的时候，外国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是极有影响的。这是稍微看过一二种文学史的人都知道的。无论什么人，总难懂得世界上一切的语言文字，因此翻译事业实为必要了。”郑振铎不仅不满把文学翻译比作“媒婆”，而且还进一步把文学翻译看成是新文学的“奶娘”：

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家诗文集，或是一张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所努力做去的！[11]

事隔十几年后，茅盾在《“媒婆”与“处女”》一文中说：

从前有人说“创作”是“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意谓翻译何足道，创作乃可贵耳！

这种比喻是否确当，姑置不论。然而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或且难过创作。……

所以真正精妙的翻译，其可宝贵，实不在创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处女”固不易得，“媒婆”何尝容易做呀！……

从前率先鄙薄翻译是“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的是郭沫若先生。现在郭先生既已译了许多……不知郭先生对于做“媒婆”的滋味，实感如何？我们相信郭先生是忠实的学者，此时他当亦自悔前言孟浪了罢？[12]

其实郭沫若早在“处女媒婆”论提出两年后就修正了这一看法。他在《〈雪莱诗选〉小序》（1922）中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他的诗便如像我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13]这段话不只是修正了他的“前言”，而且又更进一步地深刻地点明了文学翻译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文学翻译可以成为翻译文学。

在文学本位的翻译功用观的同时，政治工具论的翻译观在20世纪30年代后仍是许多中国文学翻译家的翻译功用观的组成部分。30年代，随着左翼运动的兴起，关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阐述更多地赋予了阶级论色彩。如鲁迅多次说，翻译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在他的文章中，常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的故事，来比喻翻译的意义。在谈到“为什么而译”的问题时，鲁迅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14]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大多数翻译家们都自觉地将民族危机意识与个人的艺术追求结合起来。20世纪40年代延安根据地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翻译文学的目的和功用做了更明确的定位，叫作“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据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闭幕式上曾经说过：“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15]把翻译事业与共产党的事业做同一观。这种功用观长期支配了翻译及翻译文学的选题和出版。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中，翻译甚至被当成一种政治的工具。翻译什么东西，以什么形式出版发行，都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到那时候，翻译文学的功用观，实际上已完全锁定在狭隘的政治需要的层面上。事实证明，这对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谈到我国翻译的时候认为，本世纪（20世纪）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们，都是有所为而为之的，很少纯粹是为翻译而翻译的。这同我们民族近百年的历史命运有关。翻译家们都怀着一颗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心来从事这项工作。他们要为这个古老的封闭国家，输入一些新鲜的空气。所谓新鲜空气就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情况，使沉睡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打开眼界，看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免致被自己的故步自封窒息而亡，免致被列强的压迫剥削而翻不过身。”[16]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概括。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翻译文学的繁荣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翻译文学功用的认识超越了手段论和工具论的范畴。一方面，人们开始注意从翻译文学本身去看翻译文学的功用价值，意识到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不是原作的一种简单的替代品，而是一种独特的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翻译文学在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作用巨大。另一方面，翻译在文学交流与文化互补中的巨大作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施蛰存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所写的《导言》中，认为近代大量的外国文学译本对中国文学起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小说在社会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二）改变了文学语言。（三）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引进了新品种的戏剧……”。[17]人们还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翻译还会成为一个民族文学发展和转型的推动力。例如，欧阳桢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深刻地指出：“如果你不了解有多少种外国文学已经译成了本国文学，以及这些译文对本国的作家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就无法了解本国文学发展的全部情况。……如果没有翻译作品，没有外国文化的影响，本国的文化就无法发展。”[18]谢天振在《译介学》（1999）一书中，认为翻译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其首要价值在于对原作的跨越国界的介绍、传播和一定程度的普及，并帮助读者认识原作的价值，有时还能帮助原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某部从前被忽视了的作品的价值；译作作为国别（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对于丰富和发展国别（民族）文学也会起到巨大作用。关于翻译及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化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他说：

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