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活动是全部翻译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和文学翻译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既然同属翻译，就具有翻译的一般特征。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把原文内容和信息忠实地传达出来。但是非文学翻译——包括科技著作的翻译、人文学术著作的翻译、新闻通讯的翻译等——的信息基本属于知识性、逻辑性信息，其特点是它具有精确性和确定性。而文学翻译除了知识性信息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形象信息及审美信息，其特点是情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非文学翻译把知识性信息忠实地传达出来，就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文学翻译只传达知识性信息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传达文学形象和审美信息。非文学翻译重在对原文知识信息的准确无误的传达，错译和不准确的翻译，是科技和人文科学著作、政治和时事文献等翻译的大忌。历史上曾有因为翻译出了差错，导致国际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的事例。翻译家王汶先生曾提到，某钢厂根据一份翻译的资料炼钢，因为翻译有错误，结果一炉钢全部报废；还有某石油化工基地根据翻译的资料来安装新设备，而翻译的资料中漏掉了一段有关吊车的吊钩的话，结果出了事故。[1]可见，准确和真实，是科技、政治等非文学翻译唯一重要的要求，它的最高标准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性，一旦出了差错，可能就会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后果。从这一点上看，非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准确性要求要比文学翻译高得多，忠实是其唯一重要的法则，而文学翻译虽然也有忠实、准确的要求，但由于文学作品表达上的暧昧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点，忠实和准确常常没有完全确定的标准，由于翻译家对原文的不同理解，常常出现不同的译文。而且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虚构性的东西，即使有的文学作品译文存在明显的错译、漏译，不为读者所知，也不妨长期被阅读欣赏，更谈不上严重的后果。反过来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使译得字正句对，十分忠实、十分精确，那也未必是好的译作。文字上的这种精确，未必带来风格神韵的毕肖。有理论家提出，对文学翻译而言，“精确，非精彩之谓”（罗新璋语），就是这个道理。

从篇章结构上看，科学和学术著作等非文学翻译，重在知识和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而不在篇章结构和表现方式与原文的相当或对等。例如，科技翻译，其宗旨在于传播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发明，反映新动态等，它们的内容有效期短，更新频繁，所以，科技翻译只要能达到求质（科学、可靠、有效），求新（获得的信息最新），求实（实用、具体），求易（便于获取、简明易懂、交流直接），求快（信息传播得快，免去不少中间环节），求省（省时、省钱、省力），就可以在篇章中选取所需信息，对原作进行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等。例如，20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者将每一本的字数都控制在十万字左右，为此，丛书中翻译的大部分外国学术思想著作，都采用了编译、选译的形式。同样，新闻稿件和时事性文献的翻译，大多采用上述方式，例如，在我国读者最多的报纸《参考消息》，其中的译文大都是摘译和节译，而《环球时报》则多为编译和译述。黄忠廉先生在他的专著《变译理论》（1998）和《翻译变体研究》（2000）中将这些译法统称为“变译”、“翻译变体”。这些“变译”并不太影响原文主要信息的传达。而文学翻译则不同，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它是一个“全息”的信息系统，不能割裂、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否则就会破坏作品的艺术风貌。尽可能将作品的篇章结构和表现方式按原貌完整地再现出来，是文学翻译家的责任和义务。因而，文学翻译中的“变译”往往是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迫不得已的翻译方式，而且常常要付出损害原作的代价。

从字句的翻译上看，科学和学术等非文学翻译，难在对其概念、术语和范畴体系的理解与把握，并找出对应的译词。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许多人因其难懂认定它“无法翻译”，就在于它有一套意义全新的概念范畴难以把握。而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在诗意的辞藻、方言俗语、典故、隐喻、双关语等隐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信息的东西。这些语言的特征在其艺术意味，而不在科学的精确性。有的词语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印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表征。因此翻译时必须考虑如何尊重该词语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不能满足于找出译语中正确的对应词了事。例如，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风马牛》一文中对赵景深把milky way（银河）译成“牛奶路”严厉批评，赵译“牛奶路”因此而长期成为翻译界的笑谈，甚至被作为“乱译”的典型例子。20世纪70年代有一篇文章说：“众所周知，天文学中把银河系中那条群星麇集、活像‘星河’似的带子称为‘银河’或‘天河’。相对英文的就是milky way，这是天文学上最常见的名词之一，对科学稍微注意的人都会知道，而且字典里也可以查到这个字的解释。但赵景深遇到这个词汇时，竟然将它译为‘牛奶路’！这是极端荒唐的笑话，充分看出译者对工作毫不负责。”[2]对此，当代学者谢天振在《文学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一文中则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看，“赵景深把milky way译为‘牛奶路’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首先，赵景深翻译的不是天文学的科学文献，而是文学作品；其次，作为文学作品译者，赵景深不仅应该传达原作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应该传达原作的文化意象，而milky way恰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文化意象！”而将milky way译为“银河”，看似正确，“实际上歪曲了原文和谐的人物形象，歪曲了原文自然合理的情景描写，从而也使得译文自相矛盾，有悖情理。”显然，谢天振重新评价赵景深的译文，为一段译学上的“冤案”“平反”，所依据的不是翻译中的“科学”的定义与标准，而是文学作品特有的“文化意象”。

从翻译方式上看，非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也有不同。在古代佛经的翻译中，几乎没有个人独立完成的译品，而多人合作翻译成为一种定例。到唐代佛经翻译的高峰时，甚至出现了分工明确、规模庞大的翻译集体“译场”。到了现代，外国学术著作、尤其是政治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的翻译，也普遍采用集体翻译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名为“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机构，现在通行的马恩列斯著作译本，都不是个人的译作，而是该编译局集体的共同译作。集体翻译的优点是可以充分保证不出或少出误译，这对科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文学翻译却不同，它本质上却不适合集体翻译。多人翻译同一部作品，因不同译者的文字风格、阅读感受和理解各有不同，势必会妨碍全书风格的统一。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一部独立的作品最好由一个翻译家独立承担翻译。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因卷帙浩繁，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只好组织十几位翻译家分卷翻译。但译成之后，参与翻译者和评论者不得不承认，每一卷的风格都不一样。

这种情况也说明，文学翻译给翻译家留下的“再创造”的余地，远比非文学翻译为大。这并不取决于翻译家的创造力和翻译水平，也不取决于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难易程度。因为就难易程度而言，两者各有难易，并不能说文学翻译就一定难于非文学翻译。文学翻译的再创造的余地较大，是由翻译对象的性质，即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审美特性所决定的。凡艺术性的东西是“天才性”的个性化的创造，特点是不可重复，百分之百地“再现”几乎不可能，它必然要求着“表现”。而表现就有主观性、不可重复性的特征。文学翻译的宗旨固然是忠实地再现原作风貌，但翻译家的独特的理解和创造却不能排除，甚至可以说若真地排除了，反而于文学翻译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较之非文学翻译，更能由“文学翻译”变成“翻译文学”，取得相对独立的文学艺术品格。翻译文学的生命力往往比非文学翻译长久得多。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两类翻译，对译者的素质修养要求也是各有不同。诚然，对两类翻译而言，母语和外语的高水平，一定的专业知识修养等都是必备的。不同的是，非文学翻译对译者的科学思维、逻辑思维要求较高，而文学翻译对译者的形象思维、情感思维（也就是所谓“情商”）要求较高；非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必须具备专业和专门知识，对某一专业的概念、术语及表述方式要很熟悉，否则即使看懂了文字也未必看懂意思，就难免会错译；文学翻译则要求译者要懂得文学，有较强的审美感受力；同时，鉴于文学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等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因而对文学翻译者的知识面的要求更宽。文学作品的语言表现方式也往往更丰富、更复杂，因而译者对母语和外语的词汇量、句式的掌握也应更多、更丰富才行。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也有相通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文体的交叉性、互渗性造成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相通性。人们认识到，文体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文体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才是必然的。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文体进行交际，也可以在主要使用一种文体时，融入其他文体形式，以增加词汇色彩，强化文字效果。例如，在一些自然科学著作，特别是科普著作、科普文章中，作者常常使用一些生动优美的、抒情的文学性语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如中国的科普作家高士其和王梓坤先生的科普文章。还有的科学著作力图刻意摆脱科技著作枯涩、沉闷的因袭文风，创造别具一格的文体，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就是充满文学性的科普佳作。另一方面，由于科技文化的渗透，人的科技活动和对科技成果的享用已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当代文学中的科技语言、科技信息多有出现，甚至出现了科学和文艺杂交的“科幻小说”。似这样不同文体的相互渗透和包含，就形成了文体的相对性，因而不能把文体的差别强调到极端从而忽略其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