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是一个文学类型的概念。“翻译文学”的概念的成立与文学类型的划分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类型多种多样，类型的不同取决于划分的依据、标准和方法的不同。假如将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划分的方式方法加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有两种基本的划分方式：一种是“例举式”的划分；一种是充分的、或称“完全式”的划分。当根据某种标准划分文学类型时，所分出的文学类型实际上是难以穷尽的，只是举例式的罗列。这种划分就是“例举式”的划分，如根据文学的题材、主题划分文学类型时，由于题材与主题是无限的，因而题材主题的类型也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举出历史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神魔小说、科幻小说等不同的题材类型，也可以举出复仇文学、荒诞文学、女权主义文学等不同的主题类型，但我们难以胪列出所有题材类型与主题类型的文学，而只能做到“例举”。另一种情况则是，有的文学类型虽然可以完全胪列，但数量过大，如根据某种语言种类来划分类型时，可以划分为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汉语文学等；但由于世界上的语言有两千多种，而有多少语言几乎就等于有多少不同的文学，这种划分虽然可以穷尽，却因过于繁杂而缺乏文学类型的概念所应有的概括性，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些文学类型时，往往也只是例举。

当我们根据某种标准划分文学类型时，所分出的文学类型是有限的，可以“充类至尽”，这就是充分的、完全式的文学类型划分。例如：

从地域和空间角度，可以划分为欧洲文学、美洲文学、亚洲文学、非洲文学等；

从时间演进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

从文学思潮史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人道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

从宗教与世俗关系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宗教文学（或僧侣文学）、世俗文学；

从文体的角度，可以划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

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等；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可以划分为文人文学、民间文学、市井文学、宫廷文学；

从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的角度，可以划分为本土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

……如此等等。

一般地说，例举式划分和完全式划分，其在理论上的价值有所不同。例举式划分所得到的文学类型的概念，常常具有不充分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其学术的价值是有限的；完全式的划分所得到的文学类型的概念，则具有充分性和确定性，是形成文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可以成为文学理论中的关键词，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的层面和基本的切入点。其中，我要特别指出“本土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这三种相关的文学类型的概念及其价值。它是以跨文化跨国界为依据对文学类型所做的一种充分的、完全的划分，也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层面和重要的切入点，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为文学类型的概念，“本土（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具有相互关联而又独特的内涵与外延。

“本土文学”或“某国文学”之类，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是常识性的词汇，但作为一种观念及概念，它的产生却是各国文学之间深入交流以后的事情。如果没有国别文学间的交流，没有跨文化跨语言的视野，这些概念就不会产生，也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例如，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写他的《诗学》的时候，他所知道的除了古希腊文学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民族的文学。所以他也没有建立“希腊文学”这样的概念，他的《诗学》才着重讨论古希腊文学最重要、最发达的史诗和戏剧，他的所谓“诗”及“诗学”就是他心目中的一切的“诗”和一切的“诗学”。就中国文学而言，尽管其传统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学中独成体系，但在中国文学及文论史上，却没有“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比较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与中国文学分庭抗礼，所以不可能产生“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同时，尽管中国文学中也通过佛经翻译引进了印度文学，也就是说，我国在古代早就有了“翻译文学”，但翻译文学是在宗教的框架内运作，而非独立进行，所以也就不可能有“翻译文学”这样的概念。与中国不同的是，在日本和朝鲜，近古时代就有了“国文学”的概念。“国文学”指的就是日本或朝鲜本国的文学，日、朝“国文学”概念的早成，当然与“汉文学”在他们国家曾一统天下，后又一直占据着半壁江山有关。所以在概念上，日、朝学者就自然而然地从跨民族和跨国界的角度，区分出“国文学”和“汉文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三个不同的例子说明，“本土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这样的概念，其本身就包含了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的观念，“他者”文学的观念，更包含了文学的民族意识、国别意识。

从文学研究角度来看，没有这三个文学类型的概念，就不可能形成从“本土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的角度成立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更不可能形成相关的学科门类。以我国为例，近代以前，我们的文学研究缺乏整体的民族文学、国文学的自觉意识，只有具体的作家作品和具体文学样式的研究，如《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戏曲研究、诗学、词学等，却没有“汉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近代以来，“外国文学”（西洋文学、东洋文学等）这样的术语被频繁地使用，在大大强化了人们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大大地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意识，并有助于“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当我们有了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视野之后，才形成了将本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在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关联中确认本国文学独立性的“中国文学”（汉文学）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一门繁荣的学科。因此，所谓“中国文学”总是与“外国文学”相对而言，才有必要和价值；“中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总是相互对视，相互参照，才有意义。

在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学类型概念中，“本土（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个概念形成较早，两者的类型的划分也基本不存在争议，而且作为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学科，早已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而“翻译文学”这个概念，提出较晚。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翻译文学’这个汉字词组，是日本人最早提出来的。起码在本世纪（20世纪）初就有人使用这个概念了。受日本文学影响很大的梁启超，在1921年就使用了‘翻译文学’这个概念。战后，日本对翻译文学的研究更为重视，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川富国基在1954年发表了《明治文学史上的翻译文学》，柳田泉在1961年出版了《明治初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在50至60年代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工具书，如《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比较文学辞典》等，都收录了‘翻译文学’的词条。而在西方，都是一直使用一个涵义比较宽泛的概念——‘翻译研究’。”[1]当然，也就不会有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概念的“翻译文学”概念。在我国，翻译虽然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翻译中的“翻译文学”只是近百年来才逐渐成为翻译的主流，大量的翻译作品在我国沉淀的时间尚短，人们对它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还有待深化。特别是由于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的翻译文学研究长期停滞或中断，人们对“翻译文学”的认识难以到位，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来看待，在我国学术界直到如今仍没有被普遍认同，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也尚待开发。因此，要在这里说明“翻译文学”是需要与“本土文学”、“外国文学”相提并论的文学类型，就有必要首先区别、廓清它与“文学翻译”、与“本土（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