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田野，已成为民间文化工作者共同的呼声，在田野里发现和理解民间文化似乎已成为学者们共同的心愿。真正的民间文化存在于民众的实际生活之中，只有进入田野，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化的生活魅力和理解民间文化的存在价值。

一、田野作业的必要性

民间文化工作者进入田野，用耳、用眼、用心去接受和体味当地某种民间文化的各种信息，除了获得美感享受之外，还需观察和记录演述的内容及过程，发现民间文化展示和当地人生活的关系，领会当地的文化知识。要达到这些目的，民间文化工作者就要深入地浸润（deep immersion）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努力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尤其要参与观察当地某种民间文化展示的全过程，使自己能够真正感受和体悟当地某种民间文化的精彩及美妙。真正地参与到当地民间文化的展示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的，马林诺夫斯基曾深有感触地描述道：

在我把自己安顿在奥马拉卡纳（Omarakana，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之后不久，我就开始融入到村落生活之中，去企盼重大的或节日类的事件，去从闲言碎语以及日常琐事中寻田野成果的整理与利用找个人乐趣，或多或少像土著那样去唤醒每个清晨，度过每个白天……当我在村落中漫步时，我能看到家庭生活的细节，例如梳洗、做饭、进餐等；我能看到一天的工作安排，看到人们去干他们的差事，或者一帮帮男女忙于手工制作。争吵、说笑、家庭情景，这些通常很琐细、偶尔具有戏剧性但却总是有意义的事情，构成了我的、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氛围。应当记住，土著们每天频繁地看见我，便不再因我的出现而好奇或警惕，或弄得扭捏不安，我也不再是我所研究的部落生活的一个干扰因素，我的突然接近也不再像一个新来者对每一个蛮族社区总会发生的那样会改变它了。

我也经常违反礼节，那些土著人由于对我足够熟悉，会毫不迟疑地指出来。我必须学着如何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何谓举止好坏的“感觉”。加之我已经能够从他们的陪伴中得到愉快并能参与他们的游戏和娱乐，我开始感到我确实是与土著人接触上了。这当然正是田野工作得以成功的初始条件。[1]

作为民间文化工作者，不能只在字里行间把握和认识民间文化。任何民间文化都是属于特定地域的，因此，需要进入田野，进行田野作业（field work）。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也都特别强调田野调查。古典进化论学派最著名的大师爱德华·泰勒对墨西哥偏僻山村村民，同一学派的摩尔根对印第安人；英国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里弗斯对印度南部的托达人和美拉尼西亚诸岛；英国功能学派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的麦鲁岛、多布岛以及特罗布里恩岛民；美国文化模式论学派代表人物露丝·本尼迪克特对印第安诸多部落；象征人类学学派的大师维克托·特纳对赞比亚的恩第布部落以及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夫尔族、雷蒙德·弗思对蒂科皮亚岛民等的调查，是人类文化研究史上田野作业的经典。

“人类学这门学科没有什么值得死记硬背的方程式，它有方法，但是没有方法论，方法就是一支笔、一本笔记本、一部照相机或摄影机，运用这个方法的人，要跑得越远越好。知道一点中国人类学史的人都能了解，中国老一辈人类学家李安宅去西藏，费孝通、王同惠去瑶山，林耀华去凉山，带着的东西很简单，去的地方很遥远。学习人类学，最主要的不是要背诵什么方法论的准则，而是要逐步形成一种洞察力，使自己能够在遥远的地方敏感观察各种文化中生活方式及其暗含意义的重要性。”[2]民间文化学的田野情形实际上也是如此，研究者只有在民间文化的展示情境中才能感悟其艺术魅力，进而理解这种演述对当地民众生活的意义。运用笔、录音机和摄像机等将演述的过程记录下来，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这便是田野作业的主要任务。

田野作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任何进入一个新的田野的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震动”，民间文化田野作业者的“震动”情况可能更为强烈，生活方面的不习惯以及认识和看法的巨大差异等，都是具体表现。努力克服“文化震动”是首要任务，一般而言，经验比较丰富而又懂得田野规范的作业者，克服的时间要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