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类学的任务是，精确地描述人的一切特殊的专有物、成就和产品，是如何从在以上篇幅中简短地阐述过的人的存在的根本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如语言、良心、工具、武器、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国家、领导、艺术的创造功能、神话、宗教、科学、历史性和社会性。在此，我无法讨论这些成就。不过，在本书的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应该转到结论上来，看看从上述有关人与万物的原因的形而上的关系之中得出什么结论。

人能够表明，就在人通过世界意识和自我意识，通过他自己的心物自然的对象化——精神特有的标记——而成为人的那一刻里，人也以什么样的内在必然性必然把握住一个超世俗的、无限的和绝对的存在最形式化的观念。这是人的自然从低于自己的存在阶段中渐次发展的过程中的最美的果实之一。一旦人把自己——这个过程也属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生成本身的行动——从自然整体中提出来，并把自然变成自己的“对象”，他随即惊恐地转向自身并问道：“我自己在哪里？我的根据是什么？”人不可能再这样说：“我是世界的一分子，我处在世界的包围中。”因为他的精神和人格的现实存在，在空间和时间里比这个“世界”的存在形式更高级。当他这一转身时，他仿佛看到了无（Nichts）。在这一眼中，他似乎发现了“绝对的无”的可能性——这个发现驱使他继续提问：“为什么存在着一个世界？‘我’到底为什么及怎样存在？”必须理解存在于人的意识之间的那个关联所具有的严格的本质必然，上帝在这同时只是被理解为装饰了定语“神圣”的“通过自身存在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当然可以披上五颜六色、色彩纷呈的外衣。一个绝对的存在所具有的范围，无论可以体验及认识与否，与存在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一样，在结构上同样属于人的本质。洪堡[1]谈到语言时说过，因为人只是靠着语言才存在，因此人不可能“发明”出语言来。那个在自身里独立自足的存在，放射着神圣的威严，巍然超越一切有限的经验内容和人的集中存在本身。洪堡的论断对于这个威严的存在的形式上的存在范围，仍然具有同样严酷的效力。倘若人们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起源”这几个词，不仅理解为用一规定的假设和信仰思想填满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起源这个范围，而且理解为这个范围本身的一个起源，那么这个范围的起源就与人的生成本身变成一回事了。“世界到底存在着，而不是不存在着”，“人本身存在着，而不是反之不存在着”；人必定是直观的，必然会发现这个事实，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而且是在人意识到世界和他自己的同一时刻发现的。由此可以看出，认为“我在”（笛卡儿）或“世界在”（托马斯·冯·阿奎那），先于“有绝对的在”这样普遍的定理，并且想从前一类存在类型通过推断达到绝对的范围，的确完全是一个谬误。

世界意识、自我意识和上帝意识，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构统一体——恰如对象的超验与自我意识产生于同一个行为，即“第三反射”。人什么时候才确定他的中心呢？——当那个“非也”变成外界具体的现实，精神的现实的存在及其观念的对象在这个“不”当中构筑起来时；当面向世界的行为出现，要无限地闯入发现了的“世界”范围去探索，不停留在任何一个事件上，当这个永不休止的欲望产生之时；当正在变化的人毁弃一切先于他的动物界的方法，即被迫适应外界，或使自己适应外界，反其道而行之，使被发现的“世界”适应他自己和他的已变得有机、稳定的生命；当人使自己脱离自然，以便把自然变成他统治的对象，以及新的艺术原则和符号原则的对象——就在这些行为发生的同一时刻，人必然在世界以外、在世界的彼岸确定下自己的中心。但是现在他已经无法再把自己理解为世界的一个“肢体”或简单的“部分”，他自己已经勇猛地超越了这个世界！

人发现世界的偶然性，发现了他的存在核心偏离了世界这个最大的偶然之后，又还可能有一种双重行为。一方面，他会对此感到惊诧（[img alt="" src="../Images/image2.jpg" /]），并开动他的认识精神去探索绝对，使自己加入进绝对之中——这便是任何种类的形而上学的起源。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出现很晚，而且只限于很少几个民族；然而，另一方面，人也可能出于不可遏制的寻求拯救的渴望，不单是拯救自己的单个存在，而首先是拯救整个同类，以存在于他身上的、从产生起便与动物相反的过量想象为基础，并在这个可怕的过量想象的协助下，用他喜爱的形象遍布存在的范围，目的是通过礼拜和仪式钻进形象的力量里，以便求得一点“保护和帮助”来“撑腰”。因为他在与自然异化和把自然对象化的基本行为中——也在他的自我存在和自我意识与这个行为的同步变化里——自己似乎掉进了纯粹的无之中。以这种求救、求援的形式来克服这个虚无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宗教最初是群体的和“全民宗教”，直到很晚的时候，伴随着国家的产生，才成了“创始人宗教”。世界对于我们，最初是作为对生命中我们的实际存在的抵抗而存在的，这种情形早于作为认识的对象；同样确定的是，那些赋予人以力量，以便人在世界上保护自己——这种帮助最先是由神话，后来是由从神话中脱胎而来的宗教提供的——的思想和观念构造，论到关于那个新发现的范围时，在历史上必然先于所有那些以真为目的的认识或对这种类型的形而上学的尝试。

我们现在找几个人在自身和一个最高的Diege[2]的基石之间营造起来的关系观念的主要类型，并只限于西方—小亚细亚的一神教阶段。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观念，如当上帝把某一个民族选为自己的民族后，人与上帝订“约”（古代犹太教）。又如，按着交往的社会结构的不同，人似乎是“神的奴隶”，浑身充满诡诈和低级的求救心理，拜倒在神在面前，企图借助乞求和威吓，或者用魔法使神注意。在更高一些的形式中，人显现为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主”的“忠实的奴仆”。所有人与“上帝”的关系，都是儿童与“父亲”的关系，这样一个理念达到了一神教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最高级、最纯粹的人的观念。人与上帝是由本质上相类似的“圣子”来居间调解的。“圣子”在他自己的内在本质中向众人显示上帝，他自己凭着神的权威给人们规定信仰的内容和戒律。

所有这类观念，我们都本着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哲学思考加以拒绝。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承认一神教的前提条件，即“一个精神的、在其精神性里万能的人格的神”。在我们看来，人与世界终极原因的关系在于，人以其人的资格，就是说既是精神存在，又是生命存在的身份，只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的精神和欲求的一个分中心——世界的终极原因在人身上直接理解并实现自身。其实这就是斯宾诺莎、黑格尔及其他许多人古老的思想：当人发现自己的根据在于元存在者之中的那个动作产生的同时，元存在者也在人身上意识到了自身。我们只须将这个迄今为止被过于偏激地用理智主义来对待的思想稍加改造。为着至高的存在的理想的要求，以及尝试实现至高存在的要求，并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把那个从元原因中生成的“神”当作欲求与精神不断增加的渗透来一起创造，我们应主动地把我们的存在中心为着这个目标而投入使用。现在，我们必须使“知道自己存在的根据”成为上述行动的结果。

人、人的自我和人的心灵，就是这个自我实现和自我神化的场所——自足的存在追求着自我实现和神化，并由于后者变化的缘故而不得不把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来忍受。人、人的自我和人的心灵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神的生成的唯一场所——但也是这个超验过程的一个真实部分。因为，虽然一切事物在持续创造的意义上，每一分每一秒都从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中产生出来，而且还是产生于欲求与精神相互默契的功能的统一体，但是只有在人及人的自身中，Ens per se［存在本身］的这两个——我们所能认识的——定语才活生生地相互产生联系。人就是这两个定语的会合点。在人身上，世界的“蓝本”逻各斯成了可共同进行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人的生成与神的生成从一开始就是互为依存的。人几乎不可能达到自己的规定，同时又不沦为至高存在的两个定语中的任何一个的肢体，以及这个存在不知道自己的居处。与此类似，“Ens a se”（自在的存在）也不可能没有人的共同参与。精神和欲求，这两个存在的定语，如果不考虑它们变化中的相互渗透——作为目标——即使在自身之中，也没有完结：正是在人类精神于历史中的显现里，在世界生命的进化中，精神和欲求成长壮大了。

有人会对我说，事实上已经有人对我说过，要人们忍受一个未完成的、变化着的上帝，是不可能的！对此我的回答是，形而上学不是为弱者、需要扶持的人开设的保险公司。形而上学是以人心中有力量的、意气风发的意念为前提的。因此很容易理解，人是在他的发展过程和他的不断增长着的自我认识当中，才意识到他原来也是一起在奋斗着的，他也一同得到了“神性”。但是，人们要求逃往人以外、世界以外的一个无限的威力之中，以寻求解救和帮助，这个无限威力被等同于善与智慧；逃向无限威力的需要太大，以致在不成熟的时代里不可能摧毁感觉和意识的一切堤坝。人与神性的关系正在疏远，存在于沉思、礼拜、忏悔、祈祷等方面正在客观化，因此亦在回避的各种关系之中，而我们则为着神性，为着神性在任何意义上与其精神的行动方向的自我认同，把我们个人的全副身心都投入进去——用这个强有力的行动来取代人对于神性的半是稚气，半是软弱的关系。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最后的“现实”存在，没有能力使自己变成对象——一如一个陌生人的现实存在也极少能这样做一样。只有通过参与，只有通过投入和积极的认同的行动，人才能分享生命及精神的现实性。论到给人撑腰，或只不过给人补足人的弱点和需要，即这些一再想要把事物变成对象的东西，绝对的存在是无能为力的。对于我们，也许还是有一个“支撑”存在——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价值实现的全部作品，只要这个作品促进了“神性”向“神”的演变。人们最终切勿去寻找先于自我投入的理论可靠性。只是在人本身的投入之中，才有可能“得知”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

进一步阐述这个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的内核，不属于这个报告的范围。

[1] 威廉·冯·洪堡（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对20世纪语言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曾预示探索语言—文化关系的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译注

[2] 生理学上指毛皮兽四肢内侧上部毛发覆盖率低的部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