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相当高的积极价值的载体相互抗争，其中的一个载体因而毁灭。我们的这个条件在下列情况下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些价值载体并非由不同的人、事、物扮演，而是相叠于同一人、事、物之中，甚至可能相叠于同一性质、同一力量、同一能力之中。

因此，倘若同一力量一方面促使某一事物实现它本身或另一事物的相当高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同时又是这个作为价值载体的事物惨遭灭顶之灾的原因，这就达到了悲剧性的极致。

某种有效性使一种相当高的价值得以实现，同时又在同一施加影响的行动中祛除了这种价值或另一本质上隶属于它的价值赖以生存的条件。我们直接地观察体验这种有效性时获得的悲剧性印象是最完满、最纯粹的。

同一勇气或同一胆量使一位男子完成一项壮举，但却又使他陷入生命危险——一个智慧平平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避免此危险——最终灭亡（“要是我存心如此，我不叫退尔”[1]）。一个人追求精神财富的思维方向是可贵的、理想的，然而有时我们却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向导致他、必然地导致他在生活的狭隘卑微处一败涂地。按照德·斯塔尔夫人的说法，每个人都“有他品德上的短处”。人性格结构中的同一本质特征既是使他行善积德的功臣，同时又是招来“灾难”的祸首。“悲剧性”之大，莫此为甚。

不错，并非一定在人际关系中才有此类现象。为保护美术作品安装了取暖设备，但是由此引起的回禄之灾却可能使画廊毁之一炬。这种现象就已然具备淡淡的悲剧性质。伊卡洛斯[2]身装蜡翼，在飞近太阳时蜡遇热熔化，他坠海而死。他的飞行也是“悲剧性的”。

人们形象而确切地称之为“悲剧性”，从而揭示了那种内在的、无法解开的本质联结，即创造价值和毁灭价值的因果序列在悲剧性作用和悲剧性过程的动态统一中拥有的本质联结。

然而从上述各点却还可得出另一结论。悲剧性的位置——它出现的空间——既不仅仅在价值关系之中，也不在因果事件与负载它的诸力量之间的关系中，而是在价值关系和因果关系的特殊联系中。事物的因果过程对其间出现的价值不加考虑；价值也不会从自身出发提出建立统一的要求，不会面对因果过程提出继续朝着一种“理想”的方向发展事件的要求——这就是我们世界的一种本质特征，因为是“本质特征”，所以也是每个世界的特征。“太阳在善与恶的上空照耀”，这个简简单单的事实首先使悲剧性成为可能。要是在一段时间内事物的因果发展与价值增大同向进行，那么用不了多久，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就会提醒人们，这种同向发展纯属“偶然”，并非由于一种内在的协调一致，并非由于事物的因果性考虑了价值内部的要求满足的呼声。

离开上述基本情况就无悲剧性和悲剧可言。

有一种世界享有“合乎道德的世界秩序”，即诸物的力量和能力不折不扣地按照它们的价值分布各处，大小不一；它们的有效性视其从价值出发提出的统一、发展和协调的要求而定。在另一种世界中，人们感到各股力量在法定地对抗、违拗和躲避那些要求。在这两种可能的世界中，悲剧性都是不可能的。“魔鬼的”世界和纯粹的神祇世界一样，都会扬弃悲剧性。叔本华在他的悲剧性学说中忘记了这个事实。

因此，只有我们精神视线毫不分离地行动、焦点既落在事物的因果性上也落在价值的内在要求上时，才会发现悲剧性。

在这种统一的整体行为中，精神活动的各组成部分时而追循价值要求的路线，试图在与它们相应的各统一体中合成并完善现状；时而又跟踪事件在因果运动中的屐印。这样，就可以直观地了解这两种同样客观的“规律性”是互相独立的。这种互相独立性包括了所有悲剧最终的形式上的“背景”。

当然，并非仅仅知道这个情况悲剧性就存在了。

只有待我们在某一具体事件中完全看清了这一互相独立性，悲剧性现象才会显露出来。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的定义产生了移易。因为对我们来说，那种直观的和直接的了解在下列情况下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和集中：我们注视着同一有效性——而不是仅仅邂逅相遇的一系列——在它的过程中一会儿创造一种高价值，一会儿又“若无其事地”毁灭这一价值。

这时我们能将有效性的统一体一下尽收眼底，而不是被迫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逐步推理，使其相连。于是，那些往常只是知道的情况就好像可用手来触摸、掌握了。

[1] 语出席勒名剧《威廉·退尔》第三幕第三场。译文从钱春绮译本。——译注

[2]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建筑师和雕刻家代达罗斯之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