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美国圣经会接受传教士大会的委托准备联合翻译出版和合本《圣经》时，裴来尔突然于1893年4月23日去世，圣经会的工作由他的助手J.E.卡德维尔（J.E.Cardwell）代理。
1893年11月1日，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海格思（John R.Hykes，1852—1921）来到上海，成为美国圣经会的第三任总干事。他于1873年来华，一直在江西九江一带传教。海格思是在上海的美国圣经会任期最长的总干事。除1903年11月底至1905年3月15日，海格思回美国休假，工作由其助手H.V.S.迈尔斯（H.V.S.Myers）代理[19]外，他在任长达27年，工作成绩非常突出。
他在主持圣经会期间，坚持了美国圣经会对施约瑟翻译《圣经》的支持，促成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深文理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和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的全部完成。《圣经》发行销售量以及经费较前两任总干事时期有大幅度增加，还建立了《圣经》销售全国分区制度，取得了《圣经》进入清朝宫廷等多项成绩。
施约瑟（Samuel I.Schereschewsky，1831—1908）是《圣经》汉译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从1862年开始，直到1908年去世，他用了40多年时间为美国圣经会翻译《圣经》。施约瑟是出生在立陶宛的犹太人，熟悉希伯来文，这为他翻译《圣经》奠定了语言基础。移民美国后，他改信基督教，1859年作为美国圣公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来到上海。1862年，他来北京开辟圣公会教区，不久就开始了《圣经》翻译。1866年[20]，由艾约瑟、丁韪良、施约瑟、包约翰（John S.Burdon）、白汉理（Henry Blodget）5人翻译的官话本（Mandarin Version）《新约全书》出版。1872年，三大圣经会均出版了修订版。1874年[21]，施约瑟独立完成的《旧约全书》由美国圣经会出版。这一译本价值极高，不但忠实于原文，而且译文流畅，是《旧约全书》无可争议的最优版本。[22]1878年，由官话本《新约》和施约瑟的《旧约》合并后出版的《圣经全书》，“曾通行全中国达40余年之久”[23]，成为和合官话本出版前最为通行的圣经版本。1908年，圣经会出版了施约瑟编官话本《圣经全书》的串珠本和浅文理《圣经全书》串珠本。
1881年，施约瑟因中风瘫痪，1886年回美国休养。期间，他一面修订官话本《新旧约全书》，一面靠两手尚能活动的各一只手指，在打字机上以罗马拼音逐字译出浅文理《新旧约全书》，历时7年。1895年，他再次来到上海，用两年时间将拼音译稿写成汉语，1902年由美国圣经会印行。这就是施约瑟浅文理译本（Schereschewsky Wenli Version），施约瑟自谑为“二指译本”。
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上，和合译本委员会选出3个执行委员会，各由5名委员分头进行工作。深文理委员会由湛约翰（John Chalmers）、艾约瑟、惠志道（John Wherry，一译惠志德）、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lffield）、韶泼（M.Schaub）负责，于1906年出版《新约全书》。浅文理委员会由白汉理、包约翰、纪好弼（R.H.Graves）、叶道胜（J.Gen?hr）和汲约翰（J.C.Gibson）负责，于1902年出版《新约全书》。1907年4月25日至5月7日，在华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百年纪念大会，意识到随着报纸、杂志和新式教育的改革，浅文理正逐渐成为社会最广泛使用的语言[24]，没有必要再翻译两种文理译本的旧约圣经[25]。于是，深文理和浅文理两个委员会合并，选出5人共译《旧约》，并于1919年出版了文理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官话委员会由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富善（Chauncey Goodrich）、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文书田（George Owen）和鹿依士（Spence Lewis）负责。1906年，美国圣经会出版《新约全书》。1919年，它又出版了《圣经全书》，有“神”与“上帝”两种版本。官话和合译本是中国基督教新教沿用至今的《圣经》版本，也是出版发行量最大、时间最长的版本，其他两种和合本都已停止使用。
为了便于《圣经》的发行和销售，海格思将中国划为数区，1915年时已有8个分区，分别是：广州区，辖广东和广西，干事为阿尔弗雷德·阿尔弗（Alfred Alf）；南京区，辖江苏和安徽，干事为詹姆斯·莫伊斯（James Moyes）；九江区，辖江西和湖北东南部，干事为F.C.克劳斯（F.C.Crouse）；汉口区，辖湖北和河南南部，干事为戈弗雷·赫斯特（Godfrey Hirst）；长沙区，辖湖南，干事为W.S.埃利奥持（W.S.Elliott）；重庆区，辖四川东部，干事为W.C.胡克（W.C.Hooker）；成都区，辖四川北部，干事为T.托兰斯（T.Torrance）；北京区，辖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和河南北部，干事为W.S.斯特朗（W.S.Strong）。[26]他还极力扩大受薪售经员和义务售经员，1916年时，已有176名受薪售经员和62名义务售经员。他们用了42 694天的时间，一共旅行了225 258千米，访问了28 453个城镇和乡村。[27]
在古烈和裴来尔主持的18年间，美国圣经会共印刷了321万本《圣经》。海格思接任的头20年内，即印刷了1527万本《圣经》，增长近5倍；经费也从311 430.71美元增至809 939.64美元，增长近3倍。[28]在他任期的27年间，共销行《圣经》多至24 086 472本，其中《新旧约全书》及《新约全书》合计1 094 773本，圣书分卷22 991 699本。[29]
表9-3 1833—1914年美国圣经会在中国的《圣经》印刷、发行情况表[30]
表9-4 1833—1914年美国圣经总会支助经费表[31]
海格思还长于应酬官场之事，促成了《圣经》第一次进入清廷皇宫。他深知：“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在中国一样，政治动态与传教工作之间有如此密切的联系。”[32]1894年，美国圣经会发动全国妇女信徒捐款，特别用2号宋体活字直排方式印制了一册精美的特大《新约全书》，名为《救世圣经》，11月7日由中国牧师俞宗周作为寿礼北上奉献给慈禧太后，恭贺慈禧太后60大寿。虽然慈禧太后并没有特别留意这部圣经，但几天后，传教士惊喜地看到光绪皇帝对圣经发生了兴趣。他不仅在北京的美国圣经会采购圣经及基督教书籍，而且向上海订购了多本基督教书刊。宣统皇帝登基后，1910年，美国传教士又在全国发动捐款，共得1 400两银子，由上海美华书馆按1894年版本重印了四本，分别献给宣统皇帝、隆裕太后、摄政王及醇王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