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是最重要的汉语方言，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长江以南（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湖北西北角，镇江至九江的部分沿长江地区），河西走廊及新疆等26个省市自治区。其通行范围之广、使用人口之多，是汉语中任何一种方言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按照内部差异，官话又可分为江淮分支、北京分支、西南分支、胶辽分支、冀鲁分支、东北分支、中原分支、兰银分支8个分支。其中前5个分支与圣经翻译有关。相比来讲，官话方言圣经译本比东南沿海地区的方言译本出现的时间晚。这是因为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是从东南沿海逐渐向北、向内地发展的。

这时的《圣经》汉译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1822年，第一本汉文《圣经全书》——马士曼译本——在印度塞兰坡出版；1823年，马礼逊译本在今马六甲出版；1837年和1840年，郭士立译本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在巴塔维亚（今雅加达）出版；1852年和1854年，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出版；1864年，裨治文译本出版；1868年，高德译本出版。这些早期《圣经》汉译本均为深文理译本，即非常深奥的书面文言文。所以，对当时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书本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研读理解文字深奥、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圣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对基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不利的。此外，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为了基督福音的传播，还出版过一些用方言汉字或传教士创造的方言罗马字翻译的单卷本和全本《圣经》。方言《圣经》相对简单易懂，但都是早期对外国传教士开放和传教士能到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的方言土语。例如，1847年第一本方言圣经——上海话的《约翰书》——出版，1852年第一本方言罗马字圣经——宁波话的《路加福音书》——出版。但对广大的北方官话地区来说，这些方言译本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1.江淮分支：南京官话汉字本

南京话属官话方言江淮分支。南京官话译本有汉字本15种。[37]

上海开埠后，最早到达上海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官话的重要性。麦都思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施敦力合作督导一名南京人，将他们已翻译出版的委办译本《新约全书》的文言文修改译成南京官话。[38]1854年，英国圣经会在上海出版了10万册南京官话译本《马太福音》。[39]这是圣经中文第一本官话译本。1857年，英国圣经会在上海出版了南京官话译本《新约全书》，约5万册。1869年，英国圣经会在上海出版了5万册南京官话译本《新约全书》的修订本。[40]

一直以来，圣经翻译者们都认为，南京官话译本不是非常准确的翻译。然而作为基督教第一部官话译本，它被视为开路先锋的译本，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中文圣经翻译方向。[41]除了某些音译的改变和中国成语的运用外，南京官话译本也引入了某些非常口语化的片语。这表明这部新约的语言是基于官话口语的，而不是试图创造一种官话的文学形式。

表4-11 南京官话汉字本、和合官话汉字本比较

2.北京分支：北京官话汉字本

北京官话是指明清以来，以北京话为基础形成的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在圣经翻译兴盛的晚清时期，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官话起到了最大范围的共同语的作用。它既超越了其他任何一种方言的作用，也超越了同属官话方言的西南官话、南京官话的相对区域性作用。官话语音以北京话为主，大约是在19世纪中叶才形成的。[42]

1861年，英国圣经会向在华北的传教士建议，应该筹备翻译一本在更大范围使用的北京官话圣经译本。1863年，基督教各差会最早到达北京的传教士组成了圣经北京官话翻译委员会。1864年，该编委会出版了《约翰福音》试行版；1867年，出版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1869年，出版了《罗马书》至《腓利门书》；1870年，出版了《罗马书》至《启示录》[43]，并出版了《新约全书》；187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修订本。[44]1874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了由美国圣公会第二任主教、犹太人施约瑟（Samuel I.Joseph Schereschewsky）独立翻译的北京官话《旧约全书》[45]。该译本价值极高，不但忠实原文，而且译文流畅，其“独立的价值不易为别的译本所胜过”[46]，“40年来无竞争对手”[47]。

表4-12 北京官话汉字本、和合官话汉字本比较（1）

“历来最精心谨慎的译本”[48]，即北京官话圣经译本广泛恒久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该书翻译者们的想象和期盼。今天看来，这本最早被翻译成官话的圣经译本，在中国境内的重要意义，甚至可以与英国的钦定本圣经或德国的路德本圣经相媲美，“意义非凡”[49]。它语言“简洁、清晰，兼而有之，是中国圣经历史上的划时代著作”[50]，因此立即在整个官话地区，即“中华帝国的一半地区”取代了深文理译本，广泛流传在家庭、学校、教会与崇拜礼仪中，并从那时就站稳了脚跟。[51]1878年，英国圣经会将《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合并，出版了《圣经全书》，“曾通行全中国达40余年之久”[52]，成为在华外国差会统一翻译的和合官话译本于1919年出版前最为常用、流传最广的圣经版本。

表4-13 北京官话汉字本、和合官话汉字本比较（2）

北京官话译本为中国圣经翻译的历史开启了白话文体圣经的新里程，在华的英美圣经公会也对这类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刊印。

3.西南分支：汉口官话汉字本

汉口话属官话方言西南分支。汉口话圣经译本有汉字本11种。

1870年，北京官话译本出版。它虽然是本官话译作，但却是更面向北方地区的官话译作。于是，英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公会联合邀请在汉口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再翻译一本面向南方的通用的官话译本。杨格非便将其1885年完成的《新约译本》浅文理译本转译为汉口官话，完成了《新约全书》和部分《旧约》。1889年，《新约全书》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发行。

表4-14 汉口官话汉字本、和合官话汉字本比较

4.和合官话汉字本

自从马礼逊的《神天圣书》于1823年出版以来，由不同差传机构的传教士，根据各自订立的翻译原则译成的中文圣经，都陆续面世了。直到19世纪末的几十年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翻译了约20部不同的文言圣经译本和十几种方言圣经译本。[53]翻译一部既能让在华差会共同接纳，又能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的《圣经》便成了当时在华传教士的重要任务。

1890年5月7日至20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了各个宗派和差传机构都参加的会议。这是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性代表会议，共有445名传教士出席。会中最受人关注且引起最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合一的中文圣经译本问题。其实早在1864年，美国美以美会便向在华各差会提议，呼吁所有在中国的差会合作，翻译出版一部“用中国普通语言译成的、合一的、标准的圣经译本”[54]。英国、美国、苏格兰三个圣经公会的代表，正式建议大会立即开始和合译本的翻译，以英文修正译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的希腊文及希伯来文为基础底本[55]，提出了“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的原则[56]。他们提议在同一圣经底本的基础上翻译三种不同汉语语体的汉语译本，即汉语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的标准译本，并称之为和合本（Union Versions），寓意译本是为了促进全国基督教会的合一。他们希望这三种译本能满足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读者的需要，并被全国各省教会统一采用。

执行委员会初步提名了28位候选人，代表欧美各大宗派和各不同官话地区。和合官话译本从初始到最后完成，先后共有10名传教士参与了译经工作。他们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富善（C.Goodrich）、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文书田（George Owen）、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林亨理（H.M.Woods）、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陈佐田（S.R.Clarke）、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Spencer Lewis）、英国循道会传教林辅华（C.W.Allan）、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A.S.Sydenstricker）、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安德文（E.E.Aiken）。

和合官话译本翻译委员会曾经定下四项翻译原则，供译员参照和遵循，并以第三项最为重要。这四项译经原则分别是：（1）译文必须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不可用地域性的方言土语；（2）译文必须简单，在礼拜堂的讲坛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白；（3）译文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要不失中文的文韵和语气；（4）原文中的暗喻（或隐喻），应尽可能直接译出，而非意译。[57]他们决定出版一部简单、清楚、畅顺，具有文学品味的译本。

1899年，《四福音》完成。1902年，《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完成。1903年，《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希伯来书》完成。1904年，《新约》其他经卷完成。1905年5月至10月，全体译员齐集山东烟台，详细校阅四福音译稿，并曾做出颇多修订。1906年，译员花了六个月时间修订《新约》其他译稿。同年10月，委员会正式宣布和合官话译本《新约全书》完成。

和合本新约部分于1906年完成，而新、旧约全书则于13年后的1919年出版。在这十多年中，和合官话本《新约》经过了多次的修订。

在官话新、旧约全部译成之前，其他各卷均随时译成出版。《使徒行传》在上海由英国圣经会、美国圣经会、苏格兰圣经会出版。1900年，《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出版。1903年，《罗马人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出版。1904年，《歌罗西书》《贴撒罗尼迦书》《希伯来书》出版。1905年，《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腓利门书》《雅各书》《彼得书》《约翰书》《犹大书》和《启示录》出版。1907年，《新约全书》出版。[58]

《新约》翻译完成后，译员继续进行《旧约》的翻译工作。1910年，《约伯记》和《诗篇》最先译出。1919年2月，和合官话译本《新旧约全书》正式面世，其后易名为《国语和合译本》。这部译本出版后不到10年，即通行中国南北各省，销量远超任何其他译本。它把“Holy Spirit”译为“圣灵”，“God”则有“神”与“上帝”两种版本。译文基本实现“文字通畅，忠于原文，为大众所认同”的目标，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

圣经中译史上的集大成者为和合本圣经。它的翻译始于1891年，终于1919年，历时近三十载，终于大功告成。它不仅被中国基督教会奉为一册“神圣的经典——上帝的话语”，也被尊为“学术上的巨著”。要使全国南北各省的读者，能借同一部译本对神的话语有真切的了解，这部译本所用的语言，必须是能超越地域限制的全国通用语言；同时，译文的表达必须简单、清楚和大众化。

和合本圣经出版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似乎暗示了基督教教内和教外对现代中文期望的互相呼应。对中国文字文化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明白，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非常艰难的。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白话文是比文言文更难运用的新文体。这也是基督教界学者称赞传教士圣经翻译“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59]的原因和重要证据。

随着1919年和合官话译本的出现和广泛传播，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合深文理本和和合浅文理本圣经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934年后，和合深文理本与和合浅文理本不再出版。[60]和合官话译本继续出版，迄今仍是中国基督教会通用版本。由于深文理本和浅文理本不再使用，如今教会中通称的和合本实际上就是指1919年出版的和合官话译本。1979年后，和合本在上海、南京多次印刷重版。1989年，和合本在南京印行简体字横排本，至1994年发行量逾1 00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