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和经历后，才艰难而真实地认识到中国语言的真实复杂情况，并且肯定了方言白话在圣经翻译方面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情和语文状况中，存在“文白异读”，存在“言文不一致”，存在大量多种方言口语，存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他们熟悉了解的罗马字拼写方式，在中国这个始终没有文字拼音化的国家里，完全没有发生过。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情况远远超过传教士所熟悉的欧洲语言文字。

所谓言文不一致，即口语和书面语的不一致，当时又被称为“文话不一致”“字话不一律”等。千余年来，中国一直通行两套语言体系：一是文言文，即书面语，主要被官府和知识分子使用，属于正规语言；二是各种口语组成的白话体系，主要是一种日用语言或者民间语言，即由知识分子和民间百姓在日常中使用。

在中国，最早提出“言文一致”的人是黄遵宪，即学人常用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于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也最早将欧洲中世纪早期由拉丁语演成各民族语言，导致文学兴盛的历史经验介绍给国人，并指出西方各国以其母语翻译《旧约》《新约》导致基督教流行，从中提取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的主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