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信仰来讲，译名问题的意义也是颇为重大的。但争执不休、引经据典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是从宗教信仰和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他们的传教对象——中国人——会如何理解或阐释“God”译名。究竟是“神”还是“上帝”更能被中国人认知、理解和接受呢？他们经年累月争论的声音，大概是很难被汉语世界的人听到的，甚至也很难引起汉语世界的兴趣和关注。从中国宗教文化来考察，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一神教信仰，“神”“帝”“上帝”“天主”等在字面上都不能表达基督宗教最根本的观念。也许汉语中根本就没有现成词语可以表达这种概念。因此，传教士们想用一个简单的、不必借助阐释就可以直接传达基督宗教根本观念的汉语词语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传教士圣经话语”带来了新的概念和意义，带来了新词语的输入。重要的是，这些新词语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中国语言和文化，并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取得被中国人承认接受了的合法地位的？

据笔者考察，在近代中国，最早进入中国士人眼界并产生影响的基督教著作，是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于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刊印的名著《海国图志》中的《天主教考》。在这里，魏源使用了“上帝”“天神”“天主”等多个译名称谓。[41]广东名儒梁廷枏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刊印的《海国四说》，“四说”中的一说即“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他非常深入地研读了当时还未进入中国内地，主要阵地还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教义书和《圣经》译本，以及一些天主教书籍，用儒家思想论述了基督宗教难以进入中国的原因。他在论述中也用名不一，时常混用“上帝”“天神”“天主”。[42]米怜施洗的中国首位基督徒梁发刊印于1832年，被洪秀全于1843年获得的《劝世良言》，也有“神天”“神天上帝”“神父”“天父”“天”“上帝”等20余种译名[43]。

在“译名之争”之前，基督教传教士内部对“God”译名处于尚未统一、非常混乱的早期阶段。以1833年8月由外国传教士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内地最早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它对“God”的译名也是纷繁复杂的。“神天皇上帝”“神天”“神天上帝”“皇上帝”“上帝”等词，经常是并用的。[44]但越到后来，该杂志就越常用“上帝”或“神天”这两个词，“神天上帝”这个词则慢慢消失了。[45]

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的争论结果，使译名基本限定在“天主”“神”“上帝”之间。这从中国文人士大夫或一般民众的各类“反洋教”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也没有分清太平天国信奉的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使用的是“天主”一词。[46]1859年刊印的夏燮的名著《中西纪事》，用的是“天主”“神”。[47]在众多反洋教文献中，不断出现的译名都限定在了“天主”“神”“上帝”之中，而其中“天主”和“上帝”出现的频率较高，“神”字相对较低。[48]以当年流传甚广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呈送的《湖南合省公檄》为例，通篇用的也多是“上帝”“天主”两个译名。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主要接触的是英国传教士，他的《资政新篇》用的也是“上帝”。[49]

因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采用和大量刊印，1839年刊印的《圣经》郭士立译本格外引起了当时社会和史家们的重视。太平天国刊印本所用的“上帝”译名[50]，随着农民起义军所信仰的“上帝教”[51]的发展，迅速突破原有外国传教士和东南沿海极少数华人教徒的的狭小范围，随着有清以来最大农民战争所能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影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

外国传教士为农民起义军信仰基督教而极度振奋，认为占世界1/3人口的中国人归信基督教的时刻即将来临。1853年9月，英国圣经会发起了“百万《新约》送中国”运动，超乎期望的热情捐款足够英国圣经会在中国未来20年的经费支出。[52]到1869年，经济实力最强的英国圣经会已经刊印了95万册的《新约》或全本《圣经》，其中坚决主张译名“上帝”的麦都思等人翻译的“委办译本”[53]，就占了其中的75万册[54]，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印刷量最大、流行最广的《圣经》译本。在中国著名士人王韬的协助参与下，从中文的语言文字角度来考察，无论从汉字选词，还是文字流畅方面，委办译本的“中国化”程度在当时都是最高的。[55]1877年7月21日，《万国公报》就基督唯一尊神应译为“上帝”还是“神”面向读者发起持续了一年之久的讨论。我们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基督徒更多使用的是“上帝”译名的委办译本。[56]

在出现了高德译本、裨治文译本、北京官话译本、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的多年以后，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在华传教士还专门刊印了“上帝”译名的委办译本大字本给她祝寿。[57]这说明委办译本是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译本。委办译本是对沿用至今的和合译本《圣经》产生奠基性影响的译本，尤其是在专名术语方面的奠基性没有任何译本能够代替。它使“上帝”这个译名得到了最大范围的传播。1908年，英国圣经会高薪邀请极富盛名的严复翻译《圣经》，他也采用了“上帝”译名。[58]这一译名被接受的程度，也可见一斑。

随着“上帝”译名被更多人接受，当年坚持“神”译名的美国圣经会，也逐渐转向了刊印“上帝”译名的《圣经》译本。1894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了“上帝”版《圣经》38 500册，占11.6%；1908年出版“上帝”版《圣经》299 000册，占78.9%；1913年刊印“上帝”版《圣经》1 708 000册，已达99.7%。[59]

20世纪20年代，虽然基督教依然认为“God的译法一直是个使人大伤脑筋的问题”[60]，但“上帝”译名的确已经被更广泛地接受了。在1920年出版的《圣经》中，文言译本“上帝”版占98%，“神”版仅占2%；白话译本“上帝”版占89%，“神”版占11%。[61]“上帝”译名已占绝大多数。

“上帝”一词几乎成了基督教最常见、最通行的译名了，无论在基督教教内还是教外，“上帝”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用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晚清著名洋务派人士、基督徒王韬[62]，非基督徒郑观应[63]，著名作家、基督徒老舍[64]，非基督徒沈从文[65]，著名学者、非基督徒胡适[66]，著名中共党员陈独秀[67]、恽代英[68]，中共党员、曾经的基督教牧师浦化人[69]，国民党员、基督徒蒋介石[70]、冯玉祥[71]，等等，从这些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人留下的文献中，我们均可看出，他们全都使用了“上帝”一词。

最可表明中国社会对“上帝”等圣经译名认同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不但使用了“上帝”译名，而且其他《圣经》人物名称也全都采用的是和合官话译本的译名。[72]由此可见，《圣经》翻译中创造的各种译名，如马太、挪亚方舟、福音、耶稣、洗礼、先知、圣经、犹太人、以色列、耶路撒冷、亚当、夏娃、埃及、约翰等，已经被中国世俗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