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四次进入中国，每次都涉及《圣经》翻译。作为基督宗教的唯一经典，《圣经》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基督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语言对“唯一尊神”的不同译写称谓，拉丁文为Deus，希伯来文为Elohim，希腊文为Theos，法文为Dieu，德文为Gott，英文为God，等等。635年（唐贞观九年），聂斯脱利派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长安，传教译经。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显示，他们将世界的造物主翻译为“阿罗诃”[1]。学者认为，这是景教传教士根据叙利亚文“Elaha”或“Eloho”音译而成的。[2]“阿罗诃”一词借用自佛经《妙法莲华经》，指佛果。由于唐朝佛经翻译的极度兴盛，景教的《圣经》翻译大部分词汇均借用于佛教。随着唐朝末年景教的消失，“阿罗诃”这个译名没有得到更多的传播。

明朝末年，天主教再次来到中国。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翻译基督宗教的唯一尊神。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欧罗巴人最初用华语写成之教义纲领”《天主圣教实录》在华刊印[3]，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将“Deus”译为“天主”[4]，沿用了耶稣会远东教区视察员范礼安在日本天主教会中使用的译名。[5]范氏认为，在远东地区不宜采取以前在其他地区的直接传教法，而应先学习当地语言，并尽量熟悉当地社会的礼俗民意。[6]学者一般认为，“天主”一词出于《史记·封禅书》中所载“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7]。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首次刊印了天主教教义纲领《天主实义》，第一个用“上帝”翻译诠释了“Deus”。[8]《天主实义》是中国天主教最著名的文献，刊印多次，影响很大。本书在用大量篇幅论证佛教、道教和儒家与天主教的相似性后，认为在公元1世纪的《圣经》时代，中国人听说过基督福音书中所包含的真理。或是由于使臣的错误，或是因为所到国家对福音的敌意，最终中国人接受了错误的输入品，而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真理。[9]利玛窦力图让中国人以及外国传教士相信，从中国历史的一开始，中国人就记载了中国所承认和崇拜的最高神，曾对真正的唯一尊神有某种了解的愿望，也曾被“上帝”之光照亮过。[10]天主教中的造物主“Deus”，就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记载的“上帝”：“天主何？上帝也。”[11]

为了建构汉语世界中的天主教宇宙唯一主宰论，利玛窦诉诸中国古代经典[12]，力图从中国先秦典籍的记载中，论证宇宙至尊只能出于一，中国古圣先贤所崇敬者乃“上帝”[13]，而非苍天。中国经典已证明，中国古代圣哲早已认识到宇宙至尊为“上帝”，中国经典中的“上帝”，与西方所尊崇的宇宙唯一真神“天主”，名称虽异，实则同一也。“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14]

天主教传教士认为，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儒家的某些教义，其实就是西方基督宗教的变异形态。他们试图把中国思想包纳进基督宗教神学体系，借用中国传统思想诠释基督宗教神学在中国的合法性。这也就是耶稣会士创造的著名“中学西源说”。罗明坚、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努力将儒家经典中的“天”和“上帝”释作“天主”。类此融合天、儒的做法，吸引了许多士大夫的兴趣与认同，一些知识分子甚至领洗入教，如明末著名士大夫、天主教徒徐光启。

1606年和1610年，随着范礼安和利玛窦分别去世，天主教会内部逐渐兴起了反对以“天主”或“上帝”对译“Deus”的声音。反对者认为，这些译名渗入了太多中国传统宗教概念，“上帝”一词极可能在中国人头脑中产生“异教歧义”，使中国人对“Deus”的数量、本性、能力、位格等所有方面产生错误的认识和观点。“Deus”极可能会被中国人误认为是儒家的上帝，而非天主教的至尊唯一之神。而这一点，削弱了天主教的一神性。总之，儒家语言无法表达天主教的精神和理念。译名问题在天主教耶稣会内部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最终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重要内容。[15]1628年（明崇祯元年），在耶稣会士龙华民的主持下，在华耶稣会在嘉定召开会议，废除了此前的“上帝”“天”“陡斯”“上尊”“上天”等译名，保留了“天主”的译名。他们认为，造一个儒书中没有的“天主”，以示借用的是中国的语言，而不是儒家的概念。

译名之争传达到了天主教罗马教廷。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宗克勉十一世谕旨，不准采用除“天主”以外的其他译名[16]，“天主”成为天主教对唯一尊神的钦定汉语译名。1742年（清乾隆七年），罗马教宗本笃十四世再次严词谕旨，禁止称“天主”为“上帝”。[17]从天主教内或天主教外的文献中，我们都可看出译名的变化[18]。从那时直到今天，中国天主教会都使用“天主”来对译“Deus”，所奉行的宗教也被译为“天主教”，以区别于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基督教。1968年的天主教唯一《圣经》全译本，也以“天主”为译名。[19]

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许多名词的译介往往受原有词语的语言特性和文化寓意的限制，翻译时极难达到“信达雅”的程度。宗教专名的表达尤其敏感和困难。翻译专名在新文化背景下所重新诠释的概念，常会或多或少偏离原有词汇的含意。对偏离程度的判断与容忍，则无一绝对的标准。有关“Deus”的争执，表面上是涉及天主教最尊神专名的翻译，其实本质上关系到不同天主教传教修会在传教策略上的异同，以及不同传教会之间的本位主义、各修会代表的不同国家在海上强权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传信部对保教权的制衡等多重因素。产生理解差异甚至偏误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词语词汇的本身，还在于身处不同传统背景的人们在解读这一词语时的概念定位和丰富联想。

当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他们首次面对一个拥有强大文本和传统经典的社会。他们无法像到美洲新大陆的其他天主教传教士那样，随心所欲地自行其事。信仰坚定的天主教传教士始终忧心概念译解中的偏误，但他们只能与这种环境相调适。

天主教传教士早在16世纪便已来到中国，但第一本完整的汉语《圣经》译本，却是二百余年后由基督教传教士所完成。在16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即便在欧洲，人们基本上都是通过弥撒书等才得以接近圣经的。正因为这些原因，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一直都停留在对《圣经》的诠释和《圣经》史实的叙述上。已有的翻译《圣经》的尝试，大多是按弥撒书或祈祷书的形式来编译的。但这些汉语天主教书籍的确开拓了汉语基督宗教的历史，奠定了基督宗教话语体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词语基础，奠定了基督宗教翻译中神学词汇多用意译、人名和地名多用音译的方式。这些汉译词语包括天主、圣母、玛利亚、耶稣、十字架、门徒、圣神、先知、宗徒、授洗、福音等沿用至今的基本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