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制主义

在以美苏为代表的冷战格局中，苏联社会主义遭遇的主要批判之一就是专制极权。这种批判来自于西方的左右两翼。不同点在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左翼思想家们，批判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时候小心地将它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右翼则认为二者是同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使左翼陷入了迷茫，解放的诉求转移到了心理本能、审美文化领域，在现实政治的层面上整个地向右翼出让了自由民主地盘。右翼则毫不客气地以现代自由民主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甚至获得了与法西斯右翼极权主义相对应的左翼极权主义形象，在自由民主的问题上越来越失去话语权。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一谈论自由民主，右翼就欢呼雀跃，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战战兢兢，担心社会主义“变色”，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要自由民主的印象！这一问题理论上不难澄清，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实践中则显得异常突出。社会主义应该在思想上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在实践中构建出真实的自由民主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实践不仅超越现代无望，而且会落到现代解放的水平之下，最终被现代击垮。

一、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批判

自由民主是现代解放的政治旗帜。它意味着颠覆了以世俗的、神权的等级制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将平等视为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抽象的机会平等，参与者被看成是没有血缘、地缘、宗教、经济、知识等差异的抽象个人。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也是现代解放的基本成果。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颂扬“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呼唤现代人的觉醒，捍卫启蒙的主体性，要求实现自由和平等。在《莱茵报》的政治评论中，他力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抨击宗教的、世俗的专制权力，实际上是为自由民主呐喊，要求普鲁士从专制中获得解放，成为现代国家。按照卢格的说法，鲍威尔、科本和马克思是“哲学上的山岳党”，即要求自由和民主的革命派。显而易见，呼唤现代自由民主是马克思步入学术和政治的出发点，而且，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为人类自由民主不懈努力。

问题只在于，深入的理论探索使马克思洞穿了现代自由民主解放的局限，他希望通过变革制约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批判现代自由民主，是理性的划界，是辩证扬弃。他没有否定，而是坚定地捍卫现代自由民主理想，同时深刻揭示了经济基础制约着自由民主的实现，以形式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束缚和压迫。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解放仅只是政治解放，亦即是形式的、抽象的解放，而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

在现代公共政治生活中，财产、宗教、知识等因素被看成是个人的“私事”。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甚至不是说它们在政治生活中不起作用，只是意味着在公共生活中这些因素不作为限制性条件。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公共政治生活之外这些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因素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在现代解放中人们过着天堂和尘世对立的双重生活，政治实现了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实际上却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束缚、奴役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之中。当然，相对于不仅事实上不平等而且形式上也不平等的传统专制主义，现代政治解放虽然不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确实是现代重大成果。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而是高度地赞扬这一成果。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彻底的人类解放必须超出单纯政治解放的水平，深入到人们生活的真实处境之中，解除实际束缚，而不是将现实的束缚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生活中的实际桎梏诸如经济上的剥削、宗教上的束缚等不被打破，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就只是选举中没有面孔的绝对等值的“一票”，是一个统计数字。在这个抽象数字的后面却是无处不在而又未必被人们意识到的多种限制。在现代社会，经济交换中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掩盖了实际上的掠夺和剥削关系，这一事实与政治的形式解放相互巩固。通过对这一真实关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需要全面变革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突破经济制度的制约自由民主才可能超越现代的形式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的确像一些人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才是自由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推进者。他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下了伪自由主义的面纱，将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作为毕生事业。

在马克思那里，“解放”不再只是政治上成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革命”不再只是政权的取得，而是通过政权的力量实现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消除束缚自由、民主、平等得以实现的制度性因素，以开创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政治活动延伸到了经济基础领域，这一思想在新的视野中重铸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把自由民主理论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政治及其活动从形式规定之中提升出来获得实质性内容，自由民主的立论基础不再是抽象“理性”，政治主体不再是原子式个人，而是处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团体，即阶级。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类解放要求消灭作为雇佣劳动前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在没有强制性劳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人们甚至不再受到职业分工的限制而获得自由。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作为现代统治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消失。当然，这种消失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此过程中将产生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否定自由民主，不是无原则的使用专制和暴力，而是导向实质民主的一个阶段。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它不是个人之间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关系的人格化表达。在向未来过渡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对抗的经济基础已经消失，建立在利益分化基础上的阶级也逐渐消失，作为过渡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少数人的专政，多数人的民主，目的是使正在形成的实质性民主自由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积极的建设功能远远超出了消极的专政职能。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只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它根本没有“人类”的意义，不可能承担开创未来历史的责任！

二、实践中的偏离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20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当然也不会遭遇如此之多的激烈批判。离开实践就不能判定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自由民主不只是一种价值取向，而是涉及制度性、规范性的实践，具体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往往超出理论的抽象。今天，各种对马克思主义专制性的指认大多是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通过从实践追溯到理论形成的。它们忽视了实践具体性和理论抽象性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由于看到了现代自由民主的形式主义特征，马克思认为，实质性的人类解放必然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尤其是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马克思从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性和阶级革命的主体能动性两个辩证相关的方面论述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预言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以总体性的方式实现的。但是，众所周知，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在资本主义尚未完全确立的东方社会，革命没有分享这种总体性的优势，建设却面临强大压力。压力主要来自资本的一方，也来自社会主义内部否定革命的改良一翼。这种“先天”不足和后天的压力，使得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建设遭遇巨大困难，并且在实践中出现了某些偏差。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也不可能具有马克思预言的那种过渡性质，而是被强化。在极端的形式中，产生了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事件，导致许多无辜者的死亡。同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没有走上成熟道路。我国十年“**”中，混乱自由和无序民主与暴力流血交织在一起，与对领袖的狂热崇拜、甚至个人专断作风结合在一起，没有法律和制度有效约束的“大民主”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所有这些，成了一些人批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专制暴力的“铁证”。苏联社会主义被命名为“斯大林专制主义模式”，连同改革前的中国一样被称为暴力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专制和独裁的同义语，无任何民主自由可言。这样一种片面主场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被看成了思想上的根本渊源。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忌讳谈论自己实践中的失误，包括自由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某些失误，但它要求对这些失误做出客观的、理性的反思，而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指责为专制主义，与斯大林的大清洗有关，更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有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将斯大林批判为专制主义的暴君。美国间谍搞到秘密报告之后，通过美国之音向全球不间断的广播，极大地毁损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象，马克思主义被与专制主义和暴力联系起来。在两种制度对立的冷战格局中，面对这种情景，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左翼开始陷入幻想破灭的虚无主义，在批判现实社会主义“专制极权”方面甚至无意识地成了右翼的同盟军。在右翼舆论宣传和理论阐释中，专制主义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判。

我们不认为，通过考证揭示斯大林清洗死亡人数被夸大就可以回避对其错误的反思，清洗中死掉100万人还是50万人是一个量的问题，并不影响对其性质的判定。我们想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重大失误，有个人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因素，不能整个将它们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画等号。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复杂的中间环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落后的东方社会，它们几乎没有现代民主的传统，尚未达到现代形式民主的水平。虽然理论和宣传上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先进性、自由的真实性，但实事求是地说，现实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就我国来说，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今天的民主建设仍然不完善、不成熟，官僚作风、权力腐败、围堵民意等现象依然存在，对这些方面人民仍然不满意。在过去的冷战格局中，两极对抗，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多种困难，不得不强化专政力量，这些都是客观事实！理论分析不能脱离历史实际，不能离开这些客观条件作抽象批评。

不能因为现实实践的某些失误，哪怕是重大失误，就全面否定理论，好像在自由民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输了理，在实践上社会主义搞专制，不要民主，看不到社会主义在民主建设方面的巨大成绩。有的人把自由和民主当作资本主义政治的专利，认为只有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才是民主，现代的自由民主模式成了唯一标准，只有向它们靠拢，才叫自由民主。这种看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有之，奇怪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之。在这种语境中，自由、民主甚至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贬义词，好像马克思主义是自由民主的敌人，不讲自由、不要民主！结果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话语的逼迫下只是消极防范，羞羞答答辩护，越来越失去话语权，不再敢理直气壮地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帜！

三、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

自由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讲自由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权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是前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本身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展现自由的、民主的新型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能将执政的合法性仅仅建立在经济发展上，把人看成简单的经济动物。那种认为苏联的解体仅仅是因为没有发展好经济，以为我们只要把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实现政权稳定的看法，极其单纯。事实相反，不同性质的经济发展反而有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这一点在实践中显得十分突出。目前国内出现了所谓“权换钱叫市场化，钱换权叫民主化”的庸俗说法，在民主建设问题上有多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注重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或者不把握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性、方向性，都会出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建设实践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落实到行动中。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作为硬件，短时间不能赶上和超越西方发达资本国家，但在生活的自由上，政治的民主上，权力的纯洁上，我们应该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做出积极探索，更多地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团结、奋进、乐观、和谐向上的精神氛围，增强社会主义的感召力。

为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观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核心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突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以此为导向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突出民主建设的独特性和进步性。不要将自由民主的地盘轻易出让，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作为唯一标准。这一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异常明确。问题根本不在于社会主义要不要民主，而在于社会主义要什么样的民主，它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民主。

从目前的情况看，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还需要明确它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民主社会主义最初关系的是资本主义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是与革命和改良相关的范畴，它主张通过议会选举参与政权，改变工人生活状况，影响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今天，由于现实社会主义被批判为革命的、专制的、暴力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开始变成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工具，将现实社会主义同民主自由对立起来。就这种批判存在的众多问题不说，单就其自由民主理论而言，可以说还完全处于现代性的基本框架之内，实质就是形式民主、竞争性民主、抽象民主，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论及的自由民主层次，没有明确现代自由民主的界限，没有明确社会经济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对于实现实质民主的基础重要性。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还具有某种改良意义的话，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宣扬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无原则的倒退。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践，还需要辩证处理自由民主理想同现实制约之间的关系。自由民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保证人民民主的基本性质，将立场放在广大民众一边，保证民主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必须意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明确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真正的、完全的民主，事实上我们还不够格。但是，它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不是将它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是在每一步的实践中逐渐实现它。只有这样，理论与实践构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关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的理论和宣传才有说服力，才真正有导向性，而不是不着实际的空转，费劲越多，空耗越大，动静越大，效果越差。

今天，我国社会对于自由民主建设已经显示出不同的、强烈的期待。这种不同涉及的主要还不是细节，而是原则方面。这种强烈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程度，以致对政治体制改革构成压力。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已经清楚地表明，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行，但民主建设的方向错了更不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高举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通过不断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人民的民主自由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证。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勇于探索，一定能够开创自由民主生活的更新局面，洗刷各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攻击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