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学界越来越重视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或者说哲学地研究《资本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理路，并且确实取得了丰富成果。《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狭义的实证经济学。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的思想路线，目的在于揭示《资本论》超越狭义经济学的一般性质。但是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资本论》如何能够跟哲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如何能够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谈论《资本论》的哲学时，恰当的理论边界在哪里？我们谈论的辩证法也好，哲学也好，是什么样的辩证法和哲学，毕竟《资本论》哲学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两个外在的东西相加。

2017年是《资本论》发表150周年。我们知道，2017年同样是马克思的另一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发表170周年。两本著作的出版相距20周年。恰好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性地讨论了蒲鲁东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努力。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蒲鲁东想成为经济学和哲学的合题，但是他只是实现了一个错误的综合。蒲鲁东对经济学的研究只是应用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被加到经济学的范畴上。也就是说，哲学地研究经济学未必是对哲学和经济学的双重超越，而恰恰可能是落到二者的下面。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指出过，《哲学的贫困》是他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第一次科学的表达，虽然只是一种论战式。因此，当我们纪念《资本论》、讨论《资本论》哲学的时候，回顾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回顾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结合哲学与经济学的失败努力，将从反面警示我们，哲学地研究《资本论》应该注意的一些前提性问题，不要将经济学研究搞成应用的形而上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期间，与蒲鲁东交往密切。他们甚至通宵达旦地讨论他们的理论，交换看法。蒲鲁东向马克思介绍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而马克思给蒲鲁东讲解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离开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接替了马克思的任务，继续跟蒲鲁东讲授哲学。但马克思讽刺格律恩，说他是一个讲授德国哲学的教师，有一个胜过马克思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得哲学。由于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在相互交流中，可以想见，他们共同提出了综合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目标。事实上他们也各自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理论任务表现为最后没有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对于蒲鲁东来说，这就是1846年出版的《贫困的哲学，经济矛盾的研究》。

这本书出来之后，蒲鲁东以马克思为同道，将书寄给了马克思，希望得到马克思严格的批评。马克思确实给了蒲鲁东严格的批判。马克思在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中给予了刻薄的评价，说蒲鲁东写了一本坏书，一本很坏的书。1847年11月出版了专门的批判著作《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给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因此结束了。马克思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看成是应用的形而上学，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在经济学批判中的僵硬套用。这种对于经济学的哲学研究，既没有克服黑格尔哲学，也没有突破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局限。结合马克思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1847年《哲学的贫困》和1865年蒲鲁东去世后马克思写的纪念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如何批判蒲鲁东在黑格尔哲学和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思辨结合。我想，有三个根本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经济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挪用，完全建立在观念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说，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就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蒲鲁东将经济学的研究看成了这些范畴之间逻辑的必然展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为宗教、法等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马克思的批判从根本上揭示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蒲鲁东没有通过政治经济视域的开启扬弃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而是在贯彻和实现黑格尔的思想原则。马克思说，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的范畴，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蒲鲁东只是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写成了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贫困的哲学，经济矛盾体系》。

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看，《资本论》与哲学的关系，并不是应用关系。马克思并没有先形成一种哲学的体系和必然逻辑，然后再应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更不是将黑格尔的哲学或者思辨辩证法移用到经济学研究当中。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建立在对思辨哲学批判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解剖意味着打破了思辨哲学的观念论建构，回到了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意识不到这一点，对《资本论》的哲学研究就会走向马克思所批判的道路，导致将思辨形而上学的逻辑强行应用到经济学之中。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取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和借用，很显然是从理论体系的表述和建构方面而言的，批判的方面恰好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唯心主义。

其次，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从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误解了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到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到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伟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做了许多恶。蒲鲁东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坏处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指出，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才是辩证运动。谁要是为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也就是说，辩证的运动是历史中展开的客观过程，对立双方是相互构成、相互规定的客观力量，任何一方的存在都不是能够随意取舍的。就像根本就不可能只要资本家而不要雇佣工人，只要剩余价值而不要剥削一样。

如今当我们批判资本逻辑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超出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这种抽象的思辨，超出只要好的方面不要坏的方面这样一种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呢？如果真能这样取舍，资本主义的扬弃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了。历史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如果可以只要资本的好的方面，也就根本没有资本本身了。因为资本本身的好的方面就是来源于资本的坏的方面。马克思批判资本的彻底性就在于，他超越了这种脱离历史存在论的主观幻想，将超越和扬弃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文明作为理论的宗旨。只有瓦解了资本存在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消灭了资本主义本身，才能消除资本的坏的方面，当然也消除了资本的好的方面。

最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想成为合题，但却成了一个错误的结合。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自以为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圣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超出资产者的眼界。蒲鲁东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结合。他希望成为科学的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与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读着马克思这些振聋发聩的批判性话语，不能不让我们深思。蒲鲁东的确可以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典型代表，蒲鲁东的理论不是蒲鲁东个人的理论，而是一个群体的理论典型。

马克思的总结论是，蒲鲁东的理论是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在批判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综合。然而，马克思自己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这些理论学科的分离，面对问题本身呢？当我们要哲学地研究《资本论》，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如何可能不再像蒲鲁东那样既在经济学家的下面，也在哲学家的下面，而是一种真正融合和贯穿？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对于我们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是颇具启示意义的。

实际上，融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努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真正开始了，并且取得了许多不俗的成果。实现三大思想领域的融通是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方向，也是马克思理论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将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实现了三者内在贯穿的总体性理论，而不是分别在三个领域实现了所谓的思想革命。也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相互独立的三个学科本身，存在的恰恰是三个学科相互克服从而相互瓦解了的内在融会贯通的总体性理论。笔者曾经在这个意义上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只是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总体性的概念中，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失去了独立位置。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只是以思想史要素的方式出现在马克思理论的总体中。

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存在《资本论》是一本哲学的著作还是经济学著作的问题了。我们政治地解读《资本论》，或者哲学地解读《资本论》课题的提出，更多的是源于我们自身的学科视角。视角本身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抵达马克思思想的高度。从哲学的学科建制出发来研究《资本论》，并不能因此就必然地加深或保证了研究的思想性和理论性。研究成果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视角所看到的有限理论景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