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文化的、精神的东西不正好同物质的、存在的概念相对立吗？文化建设怎么可能同一种自称为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建立关系呢？并且，历史唯物主义还想成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其灵魂，这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甚至是一厢情愿？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加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是对“唯物主义”片面思想的纠正，是真正看到了人的精神需求，突出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层面，是超越“以物为本”了。当然，也有相反看法，似乎强调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背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滑向了观念论的泥沼。如果理论上不能本质地澄清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不要说它的指导地位了。相反，它可能被看成一种阻滞的力量，一种需要极力搬出的障碍，或者至多是“不在家的上帝”，被放到括号里面去了。在这里，我们想从三个方面简单地谈谈看法：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原则来说，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或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被捍卫还是被批判；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存在论上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基础上领会自己的前提和限度；最后，文化研究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将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原则运用于社会历史的解释之中？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唯物主义之中的“物”及其物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文化问题一定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外，文化建设中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一点儿立足之地。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理解社会存在，以此来回答，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思想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原则不彻底。这是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费尔巴哈割裂自然与历史的时候，突出了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于是就用自然唯物主义的“物性”来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指与意识、精神、文化相对立的自在存在。如果是这样，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社会存在”就是一种独立的外在于文化意识的东西，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自然一样的客观必然性。在这样的理解中，人类需求就化简成了没有价值性和精神性的动物性需求、物质性需求，人就是动物，一种物性的存在。庸俗唯物主义就是这样在“肠胃”中找到了思想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很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找到了“靶子”，实际上只是自己构想的批判靶子！

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理解社会历史吗？显然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物”具有一种比喻的意义，绝不意味着自然的物及其物性，而是社会存在。社会历史不过是表征人类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这一过程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超越了世界自在的物质性，具有了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精神因素，人们之间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往等，才是使社会存在之所以成为社会存在而不是自然的物质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对象化实践活动中，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当然，即便如此，社会存在绝不是在物质世界之外，而仍然在这种物质世界之中。只不过，近代唯物主义已经在批判神学唯心主义的过程中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因此，自然唯物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而不再是它的本质原则。

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是扬弃历史唯心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真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停留在两者作为抽象极端的对立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社会存在不是纯粹的“物质性”或“精神性”的抽象存在，而是二者在历史实践中的辩证统一。认识中的、观念中的同一性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这种“实践的统一性”将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思维的同一性区别开来，在黑格尔那里，现实被看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旋转；这种“实践的统一性”也将历史唯物主义同用“物性”理解人和历史的自然唯物主义区别开了，在那里，他们用纯粹的物质性、自在性理解人和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之“物”本质上不是自然物质之“物”，也不是本体论抽象意义上的物。比如马克思说，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可感觉是讲它的实在的物质性，而超感觉则是讲它的社会历史性，是它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这才是商品的本质，物的社会历史性。商品作为物是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与人的存在相关的范畴，因此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范畴，是内在地包含了精神文化等属人因素的对象化现实，亦即是客观化了的人的存在关系、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不存在任何一种剥离了文化精神因素的抽象的社会存在，好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两种相互外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存在优先，因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问题一定不是这样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他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当然包含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是对象化的客观存在，还是仅仅是内在的观念，而不是指是否是实体性的、实体化的存在，更不是任何一种脱离了对象性关系的抽象“本体”。

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存在概念，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和重视，不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说，都必须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非但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还能够为阐释文化现象奠定存在论上的思想基础。

二

文化阐释和文化建设，在其思想基础上，不外乎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观念论立场，一种是存在论立场。我们先简单说说观念论立场，也就是从观念本身来理解观念，将人类意识看成是自我推动和自我发展的精神过程。在这样的思想立场上，文化的发展被理解为观念内部的事情，单纯是文化观念本身的建构问题。这样一种立场，割裂了文化意识等精神现象同社会存在之间的本质联系。一种文化观念，一种道德立场好像可以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尤其是不受到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基本制约，像幽灵一样不需要“肉体”的支撑，是一种能够被呼唤出来，或者被诅咒回去的独立东西。文化建设，仅仅被看成是发展和推进一种价值上可取的观念。这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念。

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也许很少有人直接声称唯心主义的观念论立场了，但在理解文化现象时，这种立场却相当普遍。比如说，我们讲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有的人就从我们老祖宗那里找和谐文化的思想根子，甚至用这种和谐理念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影响和谐文化建设的障碍。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一个社会是斗争还是和谐，不在于人们是否支持和拥有和谐的观念和价值取向，而在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没有和谐的客观条件。只把和谐当成一种观念的文化建设，不但建不成和谐社会，反而可能由于忽视了社会存在的不和谐，不积极地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而掩盖矛盾，遮蔽现实。在特殊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愚民政策、统治权谋，成为人民的“鸦片”。最终可能适得其反，使社会陷入极端不和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

马克思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他说的是，精神的、观念的东西没有独立的、自在的发展过程，它们不仅立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并且受到这一存在基础的制约。因此，应该从社会实践，从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理解意识的形成及其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样一种历史观，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化建设的前提及其限度，理解文化建设与其他社会建设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

这是一条理解文化现象和进行文化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上，我们不是从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这个社会，相反，我们从这个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来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使我们能够尖锐地洞穿某些文化思潮的空洞和虚假，也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将文化建设同改造和变革社会存在基础有效地结合起来，真正使文化建设发挥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装饰和幻象。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和谐了，而是我们的社会并不和谐，因此需要解决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为和谐生活奠定基础，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均等，要下大力气解决。建设和谐文化，并不是灌输一种和谐观念就能完成的，而必须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尤其是同物质经济生活关系的变革结合起来。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并且必须成为理解文化现象和进行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这一问题，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够了。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后，始终存在着道德滑坡论的观点，开始时批判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现在，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因为道理很简单，只要有雇佣劳动，有商品交换，有私有制，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会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就会成为“一般”，只要它不极端，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这当然不是说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人不存在，不值得颂扬，但那一定只是典型，只是先锋，是楷模，所以我们才大力提倡。马克思早就讲过，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那样是一个唯心主义概念，恰恰相反，它是最唯物主义的了。它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存在状态和价值取向最合理的、最一般的普遍抽象，是现代的普遍人格，是现代的产物。问题只在于它没有看到“经济人”的历史性，没有看到它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而是将它看成永恒的，因此是绝对的了。

三

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提供了存在论的基础，避免将文化建设搞成一种脱离、甚至是掩盖现实的精神装饰。反过来说，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只要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从庸俗的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而且有利于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让历史唯物主义切中当今社会历史的现实，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可以说，加强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对于改变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象，深化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来理解这种重要性。一方面是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史来看，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发展和变迁来看。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来看，由于特殊的针对对象和理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突出了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和批判，对于文化精神现象的研究不多，文化现象、心理现象乃至本能等等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主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批判现代解放仅只是纯政治的解放，只是确立了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和民主，新的人类解放需要深入到现实的物质经济关系当中，因此，马克思将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必然的；同时，在基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将社会发展看成是自由理念的实现过程，强调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理解观念的形成，因此，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解剖现代的社会存在论基础，亦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成为基本主题也成为必然了。由于这种特殊的理论出发点和论战对象的制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更多对文化精神领域展开专门研究，只是为我们奠定了存在论上的思想基础。今天，展开文化研究对于深化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来看，庸俗化理解至今仍然绵绵不绝。这种庸俗化理解，忽视了创始人思想特定的历史语境，忽视了创始人特定的针对对象，将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地阐释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视甚至是排斥文化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好像人不是精神的、文化的，因此是超越动物性的存在物，仅仅从物质性的需求和物质性的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从而机械地将历史发展看成是没有实践因素的自在必然过程、纯粹的经济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庸俗的唯物主义。今天，将文化现象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野，突出社会历史超越纯粹物性的本质，有利于避免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庸俗唯物主义来批判，或者僵硬地坚持，对于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化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突出，本身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改善，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越来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印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文化精神因素在人们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现象的研究和文化建设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前提，推动文化建设成为时代的基本要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结合历史的这种巨大变迁，深入研究文化现象，为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唯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时代化，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总之，文化问题的讨论要避免唯心主义的观念论倾向，就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要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也必须将文化、价值等超越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之中，而不是停留在物性的层面上。只有这样，文化建设才能获得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才能切中当今的现实，充满活力和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