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回答“我是不是勇敢的？”问题时，美国心理学家克雷恩等人（Klein et al.，2001）假设会有两种应对办法：一种办法是在语义记忆中寻找关于自己的概要信息，即一般说来我是勇敢的，我是守时间的，我不勤快等；另一种办法是在情景记忆中寻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是不是勇敢的。例如，有一次我看见几个小流氓欺负一个女孩，我勇敢地保护小女孩。构筑语义记忆的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只有在情景记忆中的具体行为例子足够多时才会产生。例如，我有2-3次勇敢的行为之后，我才能认为，一般来说我是勇敢的。还有，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的建立并不消除情景记忆中证明我勇敢的例子，勇敢的概要（抽象）信息与勇敢的例子可以并存。一个人有越多的关于某个人的行为知识，则越有可能形成某人的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从而更少地依赖具体事例回答问题。

一般来说，当回答“我是不是勇敢的？”问题时，人们先从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寻找，因为这可以快速地获得相关信息。如果我的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中有“勇敢的”，我很快就回答了问题；如果概要信息库中没有“勇敢的”，我就要从情景记忆中寻找我不勇敢的例子，然后回答：我不勇敢。简言之，特质概要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判断的速度，而情景记忆的例子有助于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因为特质概要只提供了平均的情况，它没有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偏离平均。克雷恩等人（Klein et al.，2001）的实验结果表明：①西方人对自我的人格特质形成了概要信息库，而且，这种概要信息库包括高频率、中频率与低频率使用的人格形容词。这表明，西方人对自我是非常熟悉的。②西方人也形成了母亲的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但这个信息库只包括高频率使用的人格形容词。换句话说，西方人只对经常观察到的母亲的行为形成了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要求西方人对母亲不常见的人格特质作判断时，他们只能从关于母亲的情景记忆中搜索具体的行为例子来回答。

张力等人（2005）使用中国人作被试重复克雷恩等人（Klein et al.，2001）的实验，目的是验证如下构想：如果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包含母亲，那么，中国人针对母亲的高、中、低频的特质概要信息库都可以形成，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只在高频情况下才形成。实验结果表明，中国人对自我和母亲人格特质的加工过程具有一致性，自我和母亲在语义记忆中的特质概要信息库在高、中、低频率上都可以形成。因此，中国人针对母亲的人格特质判断可以直接由语义记忆获得。而克雷恩等人证明，西方人关于母亲只形成了高描述程度（经常使用的）的人格特质概要信息库。因此，如果要求西方人进行针对母亲的中等或低等描述程度人格特质作判断时，他/她必须从情景记忆中去寻找具体事例。这就是中国人关于母亲的联想不同于美国人的地方。换句话说，中国人对母亲的熟悉程度远高于美国人对母亲的熟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