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知”与“行”的重温与再探[1]

高志敏[2]

一、引言

现代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思想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半个世纪以来，三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自然交织，协同推进，成为席卷全球、影响深远的现代国际教育思潮。

（一）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内涵趋近，各有侧重

1.立足教育制度变革的终身教育

终身教育思想由法国成人教育学家保罗·郎格朗（Paul Legrand）于1965年首次提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大力推进下，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

郎格朗基于对现代社会各方面深刻变化的观察与反思，从教育制度变革角度，提出应该摈弃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前端结束”（Front-End）、学习与工作割裂、教育和劳动分离的教育模式，竭力倡导教育要贯穿人的一生，学习和生活要实现整合，全社会应共同参与教育的新型教育观。

2.适应生活方式转变的终身学习

终身教育思想的普及和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提出，孕育出了现代终身学习思想的萌芽。且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成为与终身教育并驾齐驱的国际新思潮。

终身学习思想聚焦个体主观能动性发展和社会持续适应性获得之双重视角，提出人的一生的学习应当成为日益复杂与充满变化的当代社会的新型生活方式。终身学习重视的是教育过程由“教为中心”向“学为中心”的位移；学习者地位由被动向主动的提升；学习责任由他律向自律的转换；学习需求由外驱向内驱的回归，以及学习资源、学习途径、学习内容等的开放、灵活与统整。

3.升华社会形态的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社会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R.M.Hutchins）提出，后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推动，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成为全球策动教育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焦点。

学习型社会理念从促进社会形态发展、升华的角度指出，社会各方面变革速度加剧，使得人人终身接受教育成为必要，未来社会必当是一个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这种社会通过对人及人类生活世界的重新认识与价值观照，引导并带动整个社会价值向人格成长、发展与完善转向，并通过促进教育变革，为人人持续学习提供制度基础。

（二）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共享主张、相互关系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提出者不同，侧重点各异，但其共享如下基本主张，并构成如下逻辑关系。

1.共同主张

其一，教与学过程的终身性。终身教育明确倡导“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观；终身学习明确指出学习是人类一生必备的生活方式；学习型社会要适应社会变迁和保持人格发展，就必须拥有在生活中进行终身学习的热情、能力和行动。

其二，教与学空间的开放性。终身教育力主传统制度教育向社会开放；终身学习强调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时空；学习型社会指出社会负有教育责任，必须共同参与教育。

其三，教育、学习与生活的对接。终身教育反对教育与劳动、学习与工作之间的分离，主张教育与生活的整合；终身学习强调对个体需求的关注，倡导学习内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学习型社会要求对人类生活事实、人格发展需求予以认可和重视。

其四，教与学目的的双重性。终身教育认为人格的发展是毕生的过程，社会和教育制度本身也需要发展；终身学习既强调对个体主体地位和能动性的重视，又强调对社会变化的适应；学习型社会呼吁人文精神的重振，学习者潜能的发挥，同时又竭力主张社会制度的调适与社会价值的转换。

2.相互关系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之间相互嵌入、相互支持，关系紧密。

终身教育主要是一种基于社会、国家、政府角度而对全体民众的教育、学习所形成的一种具有“自上而下”倾向的考虑和设计，乃至持续不断的实施过程，它侧重教育制度的整体设计，旨在为全体民众提供随时随地可以持续参与学习的一体化的教育支持和服务体系。

终身学习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个体角度而对全体民众的教育、学习所形成的一种具有“自下而上”倾向的考虑和设计，乃至永久不断的推进过程，它侧重关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学习需求及其变化，旨在激励全体民众能够根据自我和社会发展需求主动参与学习，进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学习型社会基于社会形态变化及其价值成功转换视角而提出，是对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一种向往和追求。这种社会重视社会生活变化，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并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学习权利赋予、学习机会创造，为人人终身学习提供制度基础，以引领他们的人格成长和社会发展。

由上可见，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是学习型社会实现的两大基础，前者是制度保障，后者是行动基石。学习型社会统领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发展。总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三大理念，其内涵趋近、目标一致，行动策略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实践过程相互交织、相互促进。

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内涵认知和实践推进

（一）终身教育体系：一种新型教育体系

关于终身教育体系的认知，迄今学界已形成了以下几种重要观点。

其一，认为“要把原来相互割裂的各种教育及其因素、资源加以统合化、一体化，实现社会整个教育机构和训练渠道能够使人们在其生活的所有部门都可根据需要方便地获得学习和教育的机会。”[3]

其二，认为“它应是对人生各个阶段的发展，同时从社会转型的观点出发，加强社会、学校和家庭之间教育的融合和衔接，以最终建立一个整合社会各种教育资源、联结社会各种类型教育活动的体系。”[4]

其三，认为“为达到一定的社会教育发展目标而确立的面向全民、贯穿于人生全程、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一种社会化教育体系……因其同时具有现代教育基本特点和后现代教育新颖特质，可将其定位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5]

基于此再做综合与凝练，可以认为：终身教育体系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以克服现行教育沉疴为己任，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学习文化再造，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尤其强调各级各类教育的开放、灵活及其相互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贯通，支持各类社会机构共同参与，面向社会全体民众提供公平的、有质量保障的且能负担得起的终身学习机会。

（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政策主导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回溯过往种种努力，目的在于认识当下现实，为未来发展寻求新的驱动。

1.实践策动：各项政策的倡导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引入终身教育思想并予以倡导和实践。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首次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迄今，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已出台的50多部重要政策，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等，都涉及终身教育及其体系建设问题。[6]一些地方政府，如福建省、上海市、河北省等，也相继出台了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政策上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及其体系建设给予了关注和支持。

2.意义作用：各项政策的张扬

终身教育及其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作用在各项政策中不断得到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采取措施，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1999年国务院转批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继续鼓励发展终身教育，构建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之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被列为教育部历年工作重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宣告了学习型社会建设征程的启动，也阐扬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宏伟目标与理想彼岸。2003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1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人才培养、经济发展的发展规划中，也都论及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思考与部署。

由此，不仅彰显了党和国家力图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宏大目标，同时也折射出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教育权利、满足学习需求，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乃至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3.体系建构：初步架构的探索

现有政策对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也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

1996年，教育部在《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基本形成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重，不同层次教育相衔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教育制度和体现终身教育特点的现代社会教育体系”。这是终身教育体系最初的实践模型，重在倡导教育资源的整合，以及各种教育类型之间的衔接与贯通。2000年教育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建立学习化社会的基础”，首次明确提出了社区教育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途径。2010年发布的《纲要》对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架构表述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纲要》还决定推行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学分银行等重大项目与改革试点，以此推动终身教育体系建构。2016年，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政策，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举措。《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内容形式更加丰富，教育资源融通共享，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发展环境更加优化，居民参与率和满意度显著提高”的目标，明确“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整合社区教育资源”“提高服务重点人群的能力”“提升社区教育内涵”等建设任务。《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确定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更加成熟，优质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条件更加先进，学习制度更加灵活，办学体系不断完善，基本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学习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的建设目标，并提出加强基础设施、专业开设、课程建设、资源整合等十二项建设任务。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所提出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方案既重视各级各类教育衔接和贯通，又在关照各类教育原有基础和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呈现了阶段性、重点性推进的格局。

（三）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实践积累

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勇于改革创新，促进了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实践。

1.普通教育不断扩容

普通教育的对象正在逐渐扩大。据统计，2016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3.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7.5%，这一数据正在逐年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6年达40%，进入世界中上行列，逼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2015年已达82%，2016年6月已达87.5%。互联网的接入，进一步扩大了普通教育的对象，彰显了教育公平的原则，体现了终身学习理念保障学习权利的基本主张。

2.职业教育迅猛发展

21世纪起，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共有1.25万所职业学校，开设近千个专业、近10万个专业点，覆盖各个经济领域。“十二五”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如实训基地建设、专业服务产业能力建设、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体现了服务经济发展、培养实用人才的作用。同时，中高职学生资助与奖励体系逐步健全，2014—2016年，850万个家庭的子女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也助推了社会的发展之梦。

3.成人教育持续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教育实践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服务对象广泛延伸、实践范围显著拓宽、教育层次不断提高、教育内容不断丰富、教育空间不断扩展、办学方式日趋开放、办学主体日趋多元、教育渠道愈见沟通。[7]此外，教育部发起的“圆梦求学——进城务工人员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全国妇联发起的“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等项目，更是为成人优先群体搭建了学习平台，保障了广大成人学习者的学习权益。

4.社区教育蓬勃兴起

社区教育发展方兴未艾。截至2016年，教育部已设立122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和127个示范区，各省设立了500多个省级社实验区和示范区，有力促进了办学网络、资源共享、师资队伍、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发展，提升了教育服务区域居民学习的能力。社区民众的反馈是通过参与社区教育，丰富了生活，提高了技能，产生了获得感，提升了幸福指数。

5.老年教育异军突起

2015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老龄化社会致使老年人群学习需求明显增加，促进了老年教育发展。2014年年底，全国各级各类老年大学、老年学校已建成5.97万所，700多万老年人参与学习，初步形成了多部门推动、多形式办学的发展格局。事实表明，参与学习活动有助于老年人拓展知识面、提升家庭生活满意度、积极应对晚年生活、提高日常生活质量、扩大社会交际空间等。总之，老年教育已然成为促进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推力。[8]

6.企业教育逐渐转型

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员工的终身学习。据统计，全国企业员工培训率由2010年的53.46%，提高到2013年的63.40%。社会各部门职工继续教育参与率由2010年的41.36%，提高到2013年的58.23%。2013年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参与率接近100%。[9]此外，企业员工培训已不再限于单一的技能训练，而是更加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与整体素质提升，体现了终身教育关注“人”的思想。

7.社会教育广泛延伸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已成为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2005年，我国终身学习活动周正式启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2013年，24个省、区、市的690多个城市参与了终身学习活动周，并吸引了众多企业参与。各地的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也相继对市民免费开放，并举办各类公益讲座，成为市民随时随处进行学习的场所。一些地区还创建了一批终身学习体验中心，如上海依托科技、文广、宣传等系统的优质公共文化和科技资源，创建了8大“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和105个体验站点，因其鲜明的互动、体验特点而深受学习者青睐。[10]

8.开放教育繁荣兴盛

远程开放教育是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14年，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累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950多万人，其中在职人员超过70%。2014年以来，68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开设专业和课程3000多个，设置了现代远程校外学习中心2万多个，形成了广覆盖、多途径、全过程、信息化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截至2014年，68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不仅累计培养了550多万本专科毕业生，同时面向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的社区、行业、企业以及弱势群体，提供了各类职业与资格证书培训，培训人数总计超过500万人。[11]全国6所开放大学相继成立，建立了地方终身学习平台，整合了一系列数字化资源，提供了一大批终身学习项目，既满足了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又服务于当地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建设。

三、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机遇与挑战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其自身构成亦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厘清、把握教育系统之“内”“外”的现实变化状态，深入分析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将有助于它的前行步伐迈得更加踏实、精准。

（一）机遇和挑战：基于教育“外部”的考察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尤其需要尊重国情，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发展态势迎接挑战，同时需要仅仅抓住社会变革中的各种有利因素来促进发展。

1.人口数量庞大，结构发生变化

人口数量庞大仍是基本国情。2016年年末，我国人口总量为13.8亿，居世界第一；预计2020年达14.2亿，2030年达到峰值。人口素质通常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计算方法，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3年，“十三五”期间将提高到10.8年，但若加上非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抵处于初中毕业水平。人口结构整体呈现“三增一减”趋势，即老龄人口增多、城镇人口增多、流动人口增多和劳动力人口减少。2016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16.7%，；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7.35%。预计2016—2030年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还有约2亿人；国内的流动人口规模将保持在2.45亿；16～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07亿，其中就业人口约为7.76亿。同时，随着社会流动日益提高，人口的数量分布、内部结构在地区间又呈现出更为频繁的动态变化，如年轻人外出务工使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上升。同时，人口素质水平与年龄、性别结构也随着城市建设和产业布局所引发的人口规模化流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人口状况变化给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带来的挑战也许远大于机遇。其一，人口总量居高不下，必然意味着全民教育需求总量的增加，这给原本就缺乏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人口素质总体偏低，显然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建设的需求，进而必然要求在教育机会供给和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实现进一步的提升，而这两方面的能力建设，恰恰是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历史性短板，且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根本改观。其二，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又意味着教育需求形成的多样性，由此，不仅给原本按人口属地管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给流动人群教育、老年人群教育、新型农民教育、新型市民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此外，还务必关注到，我国现行教育制度对非传统学生（如老年人、在职人员）接受正规教育在年龄与原有基础等方面的条件限制，使以这些群体为对象所开展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和培训，无法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做出统计上的贡献。这种情况如果无法得到改变，那么终身教育体系就很有可能承担仅仅是一种终身学历教育体系而已的风险。

2.经济体量增大，形势不断嬗变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体量明显增大，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新常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社会经济建设的基本背景。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GDP总量为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8000美元。扣除价格因素，201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6.5%，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达71%。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农业基础地位稳固，工业发展稳步回升，服务业产值明显增加。与此同时，新形势和新任务同样严峻而紧迫：经济增速放缓迹象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市场面临新的压力；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向各行各业提出了智能化升级的新要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引发创业创新服务需求大增，考验着政府和高等教育等社会系统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则将经济活动带入新的全球化进程，对国家和个人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稳定和居民消费、购买能力提升，显然可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源保障。但挑战犹存：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对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而言，无疑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因素。“互联网+”“双创”和“一带一路”等新形势的出现，必然会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国家人力资源规划和开发都需要做出及时调整，这使得本就颇受诟病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压力陡增，至于高校，在培育学生创新创业素养与国际社会参与能力等方面，其经验更是捉襟见肘。类似诸多挑战，所击中的堪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痛点和短板。

3.科技进步明显，科学素养堪忧

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正在从量的增长走向质的提升。2016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首次超过100万；国家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的20%（居世界第二）；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排名预计世界第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达55.1%，尤其是部分战略高新技术领域，如超级计算机、深海探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卫星导航、高速铁路等都有明显的进展和突破。但迄今为止，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整体依然堪忧。2015年调查显示，我国具备合格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6.20%，其中位居前三的上海、北京、天津，这一比例虽已分别为18.71%、17.56%、12.00%，但也仅为欧美世纪之交的水平；此外，科学素养在性别、城乡、群体、年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女性、农民、老年群体的科学素养明显偏低。

整体科技水平实力的提升和部分领域前沿科技的明显进步，给各级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学习素材，更新了终身教育体系所涉的知识领域。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将这些科技成就向民众广泛传播与普及，资金短缺、资源分配不匀、专职人员不足、科普活动弱化等长期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4.社会发展稳定，风险依然存在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稳定、健康、和谐社会是21世纪我国社会建设的目标。在党和国家长期努力下，我国社会贫困情况明显改善，2016年1000万人脱贫，人口贫困率下降到5.7%。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热情空前高涨。但依然需要清醒的是，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短缺、城乡社区分离、弱势群体返贫以及社会公共参与能力欠缺等诸多困境。此外，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仍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72倍。显然，所有这些经济社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得到密切关注和妥善解决。

社会总体稳定和健康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给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基础保障和支持环境。但同样需要注意到，有关社会动态不平等事实给出的警示是：教育在促进社会平等方面的功效并不尽如人意。[12]也就是说，若要真正发挥终身教育在促进社会健康流动，提升社会发展活力，不让“有人掉队”等方面的功效，显然还需要加强教育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更加理性的认识和系统的规划。

5.文化产业始兴，品质亟待提升

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文化土壤的滋养。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总额达7.3亿，2015—2016年，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已超过20亿。此外，政府和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增强，文化市场培育和监管初步发展，并配合“一带一路”制订了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还提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刺激终身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更新，而优秀传统文化的日渐回归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拾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并锻造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特征的终身学习文化。但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有过度娱乐化、肤浅化的趋势；优秀传统文化开始复苏但进展缓慢，并面临新科技高速发展的严峻挑战；我国文化整体的国际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总之，文化软实力整体发展不足，新兴文化产业品质欠佳等窘境，致使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一时还难以得到更有强度、更有深度和更高水平的内涵支撑。

（二）机遇与挑战：基于教育“内部”的考察

终身教育是一个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和学习的综合体系，其完善有赖于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健康发展及有效整合。同时终身教育体系也是一个涉及政策、管理、经费、资源、人员、质量等多要素的复杂有机体系，任何一方面的发展滞后与协同缺位都有可能使其面临失衡的风险。

1.优先战略地位确立，行动仍需扎实推进

“十二大”提出教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战略之一，“十三大”提出“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十四大”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教育强国已成为历届政府的共识。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有助于对终身教育的价值确认。然而，要实现教育强国梦想，不仅需要战略定位，更需要扎实的行动推进，需要各种教育要素的质量提升。目前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求保持在4%以上水平，但在师资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教育管理服务、课程资源开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等方面还没有能够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平。

2.一体化观念已形成，壁垒仍需着力打破

在国家和社会各界推动下，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终身教育一体化体系已见雏形。国家政策方面，突出强调加强全民终身学习，着力倡导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并且指出，基础教育当是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学界方面认为，高等教育要从教育的“最高阶梯”转变为终身教育的“链中一环”，职业教育应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13]还可以注意到的是，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亦正在从一种新兴理念变为广泛的实际行动。实践情况也表明，学校职业教育系统正在尝试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贯通，寻求学历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高等教育机构亦在试行学生部分资格证书认定，或在校企合作背景下探讨人才培养过程的融合机制。此外，开放大学在系统内部积极构建各类学习成果的沟通，参与地方学分银行建设。社区教育先行发展区域也在积极探索社区教育课程标准，以期在终身学习成果互认方面有所突破。

以上这些思想观念和实践探索都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实现了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从无到有的突破。但在构建人才培养“立交桥”方面仍困难重重：各类教育发展不均衡，相互之间存在“身份”偏见；人才培养标准含糊不清，相互之间缺乏质量信任；部门及其人员之间因利益维护不能实现真正的跨部门合作；各级政府层面也缺乏相应的统领与管理，使得沟通工作多停留于个别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议，缺乏顶层设计。

3.法律法规增多，终身教育专门法律缺乏

实现全面依法治教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任之一。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逐步完善，已在教育基本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以及残疾人教育、学位授予、师资建设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或条例。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还对建立健全教育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思考与设想。

教育法制化建设的推进，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规范、法律导向，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至今为止，尚未有专门的国家一级的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出台，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作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构件，尚处在法律法规缺失的状态之下。即使在已有的教育法律中，相关条文的表述也显得不尽严密、完整，缺乏可操作性，至于执法不当、不严，监督不力、不实等，也都是亟待加以正视和完善的问题。

4.多重视一般性需求，少关注特定性需求

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必须围绕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来发展。教育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固然要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总体性发展需求为己任。有力的事实证明便是：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旨在满足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部分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向应用本科院校转型，旨在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高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旨在解决社区发展、社会养老等现实问题。

以教育发展促进社会、经济领域的治理和发展，是国家教育事业的基本策略，有助于终身教育社会价值和地位确认。但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本质是旨在服务和满足不同群体与个体的终身学习需求，因而必须关注各种群体与个体具体的学习需求及其变化。不同性别、学历、职业以及不同职业阶段的劳动者群体，都有各自特定的学习需求倾向；老年教育群体人口基数和年龄跨度大，不同地区、年龄、健康状况乃至不同生活境遇的老年群体，其学习需求同样迥然各异；农村和城市人群的学习与发展需求更是五彩缤纷。此外，随着创业者群体的兴起，如何洞悉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特定学习需求，提供针对性的终身教育服务，亦是我国当前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5.教育制度逐步完善，滞后性仍不可避免

教育制度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基本事实及其运行规则的确立，包含机构体系和规范体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也正因为此，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各国都面临的艰巨任务。当前我国教育制度仍是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学校职业教育、成人学历教育等，各类人才培养基本上是通过国家或学校组织的直线性的层层选拔考试进行筛选的，再进入相应的学习通道。由此，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呈现比较明显的双轨特征，校内教育和校外学习亦呈明显的分离状态。

尽管政府和学界都充分意识到现有教育制度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需要，但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依然步履维艰。尤为棘手的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和互通依旧是目前国家资格框架建设中的瓶颈，传统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对职业教育仍存在“二流教育”的刻板印象。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蓬勃发展，但其学习成果认定不能得到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有效认同，也更遑论与其他教育之间的有效沟通。教育制度发展本身的滞后性，既是制度本身不易变革的特征反映，但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也是因为我们在教育标准、管理、制度等方面尚且缺乏科学有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技术。

6.信息化进步神速，与人才培养融合不深

自教育部等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2）、《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2014）发布以来，基础教育开始实施“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超过80%的中小学实现网络接入，部分地区甚至实现互联网全覆盖；职业教育设立了56个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开放大学优质网络课程达3.3万门、高等教育的线上共享公开课超过3400门；此外，国家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企业系统开发与主流教材配套的基础性资源达到鼓励；教育管理信息化也在全面推进，学校“一校一码”，学生“一人一号”正在成为现实。

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为推进终身教育建设奠定了良好的设施和资源基础。但困扰现实的是，教育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远没有达到预期状态，尤其是与教学、课程、管理之间尚未实现深度融合、尚未做到落地坐实。此外，线上教学资源对线下教学资源的简单移植、线上教学内容呈现的技术运用瓶颈、在线学习平台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使用密度的相对不足、师生信息技术素养的相对低下以及在线学习成果认定缺乏热度等，都需要在未来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得到重视和改进。

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对策与建议

过往认知与实践经历的回溯，以及对现实机遇和挑战的分析，必然为学习型社会创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前行坐标。基于此，试以全景视野，顺应时代趋势，提出如下一系列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国家层面对创建学习型社会和促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总体方略擘画，具有统领全局的重要意义。建议从目标指向、法律保障、计划制定、需求分析、经费保障、公平与质量等方面做出优先考量。

1.重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有诸多内外在具体目标，但必须首先“目中有人”，通过促进其终身、全面、和谐发展去认知与理解、推动与创新其所处的社会。忽视人这个主体，忽视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活动，仅仅关注直接对其传授知识、技能，短时期内也许有效，但终究舍本逐末。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任重道远，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唯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重视各类群体的综合素质、核心素养培育，才能具备良好的内功与实力，以把握各种机遇、应对各种挑战。

2.出台并完善国家与地方终身教育法

出台终身教育促进法，兼具法律形式与内涵双重意义。颁布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法律，首先可以表明国家、政府对终身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承诺，并对地方政府和全体社会参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具有最为直接的促进与推动、引领与规范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终身教育专门法律可以明确界定终身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价值内涵、参与主体及其责任分担、实施范围、受众目标、学习成果标准、沟通机制，并在经费、人员、机构、管理、研究等诸多方面提出具体的保障与操作措施。未来，若还是仅在其他法律、纲要、计划等方面一掠而过地发表几句呼吁、几句倡导，便极有可能使终身教育陷入口号式的发展困境，最终贻误实践的发展。除此，还需要完善终身教育的整个法制体系，加快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专门领域的立法工作。

3.制定国家与地方的终身教育行动计划

法律是保障，行动是关键。在现有各类教育规划、纲要的基础之上，建议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要制订专门的终身教育行动计划。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要从全国总体均衡发展角度，确定终身教育发展的基本事项和重点领域。其中，包括基础教育与扫盲教育的机会公平和质量保障，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互补平衡，高等教育的开放多样和质量提升，成人继续教育的普遍推进和社区教育的城乡统筹。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基础设施、资格框架建设。同时，积极推进全国层面的合作研究与经验交流。

地方层面的行动计划要结合地方实情，在恪守国家终身教育发展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行动重点和推进策略。例如，上海、北京、浙江等地的基础教育机会和质量，其发展均已较为充分，因此可以结合老龄化、流动人口多等特点，侧重于老年教育、社区教育、流动人口或新市民教育培训方面。而在中西部等一些以农业或传统工业为主产业的地区，仍然需要首先保障九年义务教育的机会供给和质量保障，再根据产业布局和发展状况酌情推进中高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以及终身学习机会的数量提供和质量提升。

4.推进全民学习需求监测与分析

思想、法律和行动计划的最终落实都要以对全体民众终身学习需求的及时监测、精准把握为基础，否则国家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就很难同社会的终身学习需求达成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契合与对接。监测全民终身学习需求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群体划分、监测周期设定、监测与观察点设计、数据获取和处理等都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专业的科研团队、愿意配合支持的民众以及便捷有效的信息处理技术。

5.完善多方分担教育经费的机制

基于人口规模巨大，需求多样化、人口素质偏低等现状，我国终身教育发展需要长期的、充足的经费投入。有限的国家财政投入，不能适应全民的终身学习需求，因此必须实行国家—地方—组织—社团—个人分担的经费投入机制。其具体比例分配需要根据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各类组织营业收支情况、社会可供利用的闲置经费、居民经济消费水平等共同决定。在当前国家财力较强、企业减负、个体生活压力较大的现实背景下，继续保障国家财政的稳定拨付，盘活社会可利用的经费资源是基本策略。

6.合力推进机会公平与质量提升

获得终身教育机会、实现终身持续学习，是终身教育思想的核心。实现这一美好预期，需要政府和研究机构对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教育要促进每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其他系统的合力支持和协调。在全球经济竞争和国内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背景下，积蓄资源和力量，提升和保障教育质量是实现个体和社会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升，我们将不会有更活跃的思想、更本真的情怀、更丰富的文化，附加值更高的各类产品的创造与产生，以及会对人之本身和社会发展进行更加全面、科学和理性的反思与行动。

（二）扩大教育服务对象

1.稳固传统教育服务对象

与早期终身教育研究较多关注成人教育不同，当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是现代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培养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的重要阵地。由此，我们必然意识到规模巨大的传统学生群体其实就是未来的终身学习者，是终身教育体系需要服务的对象。研究证明，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进入终身教育体系、更能从中有所收获的成人学习者，往往是那些在初始教育中获得成功的学习者。因此必须在终身教育精神指引下，帮助各级各类传统学校学生群体奠定良好的终身学习基础。

2.广纳各类成人学习者

除了传统学生，非传统学生即为数众多的各年龄段的成人学习者，他们是终身教育体系提供服务的主体对象。未来，在继续关注各行各业在职人员群体终身学习的同时，还必须特别关切以下服务对象：老年人口群体（含不同区域、身份和地位的老年人群体），通过各类老年教育机构建设，为他们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以实现国家提出的老有所学、学习养老的目标。流动人口群体，为他们开展实施引导性、职业性培训，新市民教育，学力学历提升教育等项目。残疾人群体，根据2017年2月国务院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应积极推进有质量的融合教育，保障残疾人的义务教育，发展残疾人的职业教育。

（三）丰富教育目标

1.拓展知识领域

终身教育既强**育的长度，也重视教育的宽度。知识作为教育活动的基本载体，必须与时俱进。当下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除了传统科目，还应当应个人需要和时代要求，增设或强化现代科技教育、信息技术教育、艺术教育、健康教育、休闲教育、第二（含小语种）外语教育、环保教育、家庭教育（含代际教育）、文化传统教育、全球公民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可持续性发展教育、商业启蒙教育等。以下情形表明，知识领域的拓展正在形成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基础教育中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开始逐步拓展成STEAM，A表示艺术、设计和人文等内容；职业教育开始重视3D打印技术、智能化设备等各种新兴知识和技术内容的增设；“双创”背景下，高校系统给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新知识和商业启蒙教育亦已开始推进。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也开始广泛关注生命质量教育、精神健康教育、隔代亲子教育等全新教育内容的注入。至于专业继续教育，更是在不断地致力于行业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拓展。

2.发展多种技能

当代社会尤其需要复合型人才。他们是既擅长某一专业，又具有一定相关知识和能力的人。专业优势一旦确定通常比较稳定，相关知识、技能尤其会随着个体工作生活环境和社会时代要求变化而变化。现下常见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相关从业者提出了互联网思维、跨界思维、平台思维等能力要求。多重职业生涯和职业身份的出现，也需要人们发展多种技能——一名劳动者既可以是记者，也可以是专栏作家和摄影能手，被媒体称为“斜杠青年”的群体俨然已经走进跨领域发展的轨道，成为多才多艺的劳动者。总之，促进形成一专多能，有助于突破现有专业壁垒，实现跨领域的工作和劳动，从而使个体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进入更加丰富多样的现代生活。

3.强化实践应用

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丰富的知识、多样的技能，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鼓励学习者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学以致用，从而促进个人、组织的行为转变，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社会实践，取得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基础教育领域关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获得，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所学同校外生活实践的密切联系。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强调能力取向是应有之意，使命所在。高等教育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成人教育领域中的生活类学习要聚焦岗位工作及其成效或绩效的提升。

4.推动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教育不仅旨在促进个人发展，还应对社会各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性发展承担重要职责，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近所指出的，“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综合框架的关键”。人类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教育活动理当从互动角度考虑到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改善与发展。因而，在关注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与增添之外，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还必须着眼于“全局的人文主义教育方法”，以助益于个体和社会新的协调发展模式，以最终实现人类与环境共命运，人类个体与社会整体共同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四）更新与丰富教育内容

1.适应需求差异性的学习内容多样化

处于变化迅速的当代社会，学习成为生存方式的新常态，学习需求也处在不断的生成和变化过程之中。终身教育体系必须以开放的姿态，根据需求差异，为各类学习者个体和群体提供丰富的学习内容。当下国内外部分高校，或是从商业行为中获得启发，通过图书馆借阅的学习资料信息分析，适时推送符合读者需求和兴趣的学习资料，或是将个性化学习纳入学位计划当中，为学习者提供自主、自定的在线人文教育学位。为个体或群体定制的个性化课程、在线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学习辅导，都可以为个人和组织提供适应性学习内容。此外，契约课程、自我导向课程、来自经验的叙述课程，也都可为适应个性化需求的学习内容提供形式上的支持。需要注意到的是，适应群体需求的学习内容多样化开发，更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并应达到适度的规模效应。

2.适应社会人口流动的学习内容多样化

当代中国是一个流动社会，每年国内流动人口超过2亿，规模显著。由此带来的地区文化间的交流、适应和理解等问题，终身教育有必要对之做出回应，增设相关学习内容，帮助流动人口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国际（尤其是与亚洲周边邻国之间的）文化理解教育刻不容缓，不然，教育及其人才培养和输出都无法支撑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为此，应当积极响应、落实《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着力加强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充分考虑海洋文化教育内容的设计与传播。

3.适应时代变化特征的学习内容多样化

终身教育学习内容不仅要符合个体、群体的学习需求，关注文化理解，还要正视和拥抱我们所处社会的时代特征——全球化与信息化。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变动事实是，竞争愈益激烈、合作愈益加强、相互影响愈益扩大，而趋同与差异又必将并存。全球公民成为个体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身份，需要得到重视和积极建构。国际上一些大学“全球公民教育”“全球问题、公民身份与可持续性”等课程的开设，正是对全球化走向的积极回应。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了解该领域的最新动态，掌握嵌入在生活中的各种技术平台与工具应用，在海量信息中辨别并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信息，创造并发布新信息，利用信息产生效益，对有害信息自动免疫等，都要求个体具备更高的信息素养。同时，科学在生活与工作中的日益普及，也要求个体关注和提升科技素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尤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开发和提供。

（五）拓展教育方式

1.倡导混合方式学习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人们的学习方式亦须秉持多样化发展的原则。实践表明，传统面授学习和线上数字化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潮流。“翻转课堂”融合课外自主学习、课堂辅导、同伴交流等多种形式，有利于提高学习热情、增强学习效果；以微信公众号为发布平台的课程教学则又组合了寓所自学（书面或视频学习）、家长辅导、网络答疑、群内交流、同伴互助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在大力倡导教育、学习融入生活、实践的背景下，体验学习也正在成为民众终身学习的一种全新方式。所有这些，都让终身教育处在对于教育教学方式做出重新选择的新的起跑线上，需要给予关注与探索、改善与运用。

2.强调自我导向学习

培养具有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特征的终身学习者，是终身教育体系在学习方式上的根本要求。同时，自我导向学习是所有层次教育实践都需要重视并可以加以实行的学习方式。国际上，针对教师专业发展需要，研发了一种学习准备、目标设定、参与学习、评估学习“四步骤自我导向学习过程模式”，这种学习模式，值得在我国大力推进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加以引进、改进和应用。

3.重视实践中的学习

对于任何学习终身学习方式而言，终身教育体系都要引导学习者通过实践来进行学习，通过行动来达到改进个体、组织和社会的目的。基础教育领域，研究性学习是需要得到强化的学习方式，即当以更多的真实问题将学生引入对生活的关注上来，通过个人或团队合作，尽可能地依靠自己的能力，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的项目学习也应该被看成引导学习者关注现实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学习、研究，找到问题解决的钥匙。成人教育、职场培训中的行动学习，更当强调对实际工作问题或组织困境的关注，边学习边研究，以求现实问题的解决、发展瓶颈的突破。

（六）融合教育空间

1.贯通学校内外学习

各级各类学校是终身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具有教育功能或具备资质开展各类学习活动的社会机构，如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体育馆、少年宫等，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目前，它们之间在资源建设、资源共享、教学力量配置等方面还过于孤立，不利于终身教育体系整体的发展壮大。大力扶持并调动社会力量、充分整合并利用校外资源，以及加强各类学校和社区的联系，大学向校外人员开展校外学位教育、更大程度地开放大学之门等，都将成为突破传统学校围墙，促使教育走向社会、走进社区的重要举措。总之，终身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学校内外相互隔离的格局，构筑具有全时空特征的终身教育空间。

2.兼顾公私学习空间

从主体的空间活动情形来看，空间有公共和私人之分。学校以及相关的各类社会机构都属于公共教育空间，群体学习是主要的活动形式，而家庭、网上平台等虽属于私人学习空间，但发生在其中的学习活动，显然也应归属在终身教育体系服务的范畴之内。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技术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应通过分析学生与在线学习资源、课件、学习平台使用踪迹的互动，了解和分析学习者的行为特征，确定存在的问题，继而再推送合适的学习资源和技术工具，以达到帮助学习者学习的目的。至于有些缺乏网络支持的，寓所中的学习经验，或者个体独自学习的经历，则可以通过先前学习经验鉴别、评价和认定技术得以实现，从而更好地了解学习者的实际学习基础和学习需求，并将这些信息分析结果和教育机构中的学习经验联系起来。

3.融合线上线下学习

从教与学的空间视角看，在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下，已然相应形成了网络线上虚拟学习空间和线下实体学习空间。线上学习空间是信息传播技术、各类学习资源、电子化学习内容、学习分析技术、互动反馈系统等多个要素得到相互整合的新型学习空间。相比实体学习空间，在线学习空间具有可伸缩、更灵活、学习记录更完整、容易管理、规模效应更明显等特点。当下一些研究、探索者们正在尝试打破以教室为中心的传统实体学习空间的不可移动性，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增设线上学习空间，以构建新的学习生态环境，引发新的学习交往行为。总之，传统实体学习空间正在发生富有想象力的改造。国际上新近推行的“学生环绕式课堂”值得关注，有信息表明，这种课堂虽然学生人数规模很大，但不妨碍教师接触到每位学生，班级教室之间可以流动，并设有非正式学习空间，供师生进行通畅的交往。此外，还可以注意到，“立方体学习中心”通过配置高清摄像机、多点触控屏幕、先进音频技术，支持研究项目间的可视化和交互性。[14]至于实体学习空间，通过增设微信墙，实时记录和反馈课堂讨论的实验效果，也正受到瞩目和青睐。总之，随着互联网覆盖和多种移动终端的便捷携带，线上线下空间的融合是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1] 注：此文已在《开放教育研究》2017年第四期全文刊发，有修改。

[2]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3] 高志敏：《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的思考》，载《教育研究》，2003（1）：79～85.

[4] 吴遵民：《关于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研究》，载《中国教育学刊》，2014（11）：39～42.

[5] 陈乃林：《建设区域性学习型社会的实证研究报告——以江苏为个案》，87～8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 国卉男：《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7] 高志敏，崔铭香，贾凡：《我国成人教育的十大成就、十大问题与十大对策》，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94～97.

[8] 吕文娟：《我国老年人学习活动参与和成功老龄化关系研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吧）》，2016（6）：84～90.

[9] 郝克明，季明明：《五年来继续教育发展的成就与启示》.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15n/2015_zl63/201512/t20151211_224503.html.

[10] 袁雯：《凝聚合力，创新机制，全面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http://www.moe.gov.cn/s78/A07/moe_731/201504/t20150427_187545.html.

[11] 郝克明，季明明：《五年来继续教育发展的成就与启示》.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15n/2015_zl63/201512/t20151211_224503.html.

[12] 吉米·道华德：《视角：教育改革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3/340764.shtm.

[13] 刘晖，汤晓蒙：《试论各级各类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时序》，载《教育研究》，2013（9）：89～94，127.

[14] L·约翰逊，S·亚当斯贝克尔，M·卡明斯，V·埃斯特拉达，A·弗里曼，C·霍尔：《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高等教育版》，殷丙山，高茜，赵广元，李院春，等，译，载《开放学习研究》，2016（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