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问题是当今思想领域中的热门话题，它的研究延申到各个领域。从大国的兴衰到弱国的崛起，从时装的走俏到战争的硝烟，从流行歌曲到影视风格的变换，从文学批评的话语到文学的新风格。总之社会中的所有现象，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政治，一切都可从文化角度进行解释。文化似乎成为当代解开一切谜团的万能钥匙。

亨廷顿在他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的“前言”中就说，“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问题，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20]的确，文化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成为我们考察社会历史的另一重要视角。毫无疑问，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社会历史考察的文化视角，尤其是在当代。但它反对文化决定论。怎样才算合理运用文化哲学的解释，如何划清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文化决定论的界线，在当代文化热潮中，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一、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文化决定论

马克思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是非常著名的、经典的。可就是这段概括，至今仍被视为经济决定论的典型而被垢病。现将全文引证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尽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1]

列宁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给予最高的评价，认为正因为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最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2]但序言提出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规律的揭示，而不是全面表述。列宁强调，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分析时，既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23]这说明，马克思在实际运用他的伟大发现时，完全不同于一些人所指摘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对社会形态进行唯物辩证地考察，充分意识到上层建筑的作用。

但是从纯理论概括看，马克思上述著名的论断，是把重点放在经济方面。它从生产活动出发，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矛盾如何导致革命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的变化，揭示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展开、激化、解决，从而推动社会形态有规律的更替过程。马克思当时对相反的方面，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未加论述。这只能从马克思活动的历史条件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得到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当然要把重点放在论证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非如此不可能打破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长期统治地位。所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以后，当马克思总结他十多年经济研究的结果时，必然采取这种方式总结他的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脱离历史条件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当时肩负的理论使命，就不可能准确公正评价并把握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实质。

俗话说，不愿倾听的人比聋子还聋。恩格斯反复说，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主张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因素，实际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不同方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他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地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结果。”[24]恩格斯还对马克思和他当时为什么都把重点放在经济方面做了解释和自我批评。他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曾说：“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25]马克思和恩格斯忙于指导国际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当革命处于沉寂时期，马克思便埋头于《资本论》的写作，而恩格斯则忙于反对杜林和总结自然科学的理论成就，他们都没有机会和条件重新回到序言中所确立的原则上来，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正如恩格斯说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最后这句话在当代仍然有现实意义，因为时隔一个多世纪，所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者们仍然喋喋不休地指摘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他们最“过硬的”材料就是1859年这篇著名的序言。所以全面准确并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著名序言，是我们理解文化重要作用的立足点。

二、文化问题成为时代的热点的社会背景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问题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因而重要的是创立新的世界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并以它为依据推进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尽管唯物史观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但马克思并未直接研究文化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都涉及文化问题，都是从社会形态发展角度提及的，而不是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相反，他们反对过多地研究文化问题，反对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评“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26]。对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问题的研究与文化问题相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孰重孰轻是一目了然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情况逐步发生变化。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并为人们所重视。当资本主义在西方确立，世界历史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对于后现代化国家，文化观念对一个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重要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采取对外开放方针，与中国闭关锁国以及强调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显然对中国与日本近代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条件尚不完善，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对于无产阶级的新觉醒和革命力量的积蓄有着远比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当代，由于文化、经济和政治相互渗透的作用强化，一个国家的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生产部门，成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支柱，政治影响力强化的手段和对外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扩张的软力量。此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与冲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问题，都使文化问题成为理论和现实的热点。对当代文化问题的研究，的确为我们提供考察诸多社会现象的新视角。正因为这样，文化研究成为当今的显学，倍受关注。有的哲学家认为，当代西方哲学领域已由科技哲学转向文化哲学。1983年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哲学与文化”。自此以后，文化问题一直被关注，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理论。1998年夏，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决定探讨文化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关系。1999年4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召开文化价值观与人类性进步的讨论会。在我们国内，改革开放后，文化问题的探讨持续增温。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文化问题的研究，但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三、文化问题考察中的两种历史观

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文化问题开始是属于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时是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进行实证性、经验性的研究，以便更具体地研究和了解一个民族或原始部族的社会状况。当文化被理解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总体，在这个范围内，文化与文明是同等概念。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文明与从总体考察这个民族是同一回事。从社会发展看，这种研究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向外拓展存在着某种明显或不明显的联系。

从文化角度考察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开始的，它表现了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忧虑。这种忧虑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忧虑。

在这些学者中，第一位首推斯宾格勒。他的《西方的没落》就是通过抽象地、思辨地对文化生长规律的考察，断言西方社会正趋向没落。这是从文化视角对西方资本主义前途的预言。

如果说斯宾格勒还是限于西方的没落，那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当代人类困境的汤因比等人则从对西方的考察扩大为对人类总体前途的忧虑。无论是他的《人类与大地的母亲》以及他与池田大作之间关于展望21世纪的对话，都是把人与自然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困境，理解为文化危机，或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个危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是重建人类的高级文明，这就是回归宗教，创建高级的宗教文明。

从20世纪人类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战争都是直接由经济和政治的利益的矛盾和对立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法西斯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战争的根源仍然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然而，当代战争不同，它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当代战争的根源和引发国际冲突的因素是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这就是亨廷顿主张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在当代决定国际关系和人类前途的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所谓文明的断裂带矛盾更为尖锐。他断言，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当代文明对抗的三种主要形式。因为作为文明核心的价值观念不同，儒家文明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不会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正是由于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对立，因而它们必然会反对西方的文明，从而导致战争。不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反对某些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而是后者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抗拒而具有反西方情绪。这是东方野蛮人抗拒西方先进文明的老调新弹，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驳斥过的陈词滥调。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各国文明间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我们认为文明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正常的，是文明多样性的表现。文明的差异不应该是文明冲突的原因而应该是文明互补和交流的根据。文明由差异而导致冲突并发展为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美国绝不是为人权、人道、为西方价值观而战，而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战。不同的文明只有与经济和政治冲突相结合才会由差异而转向对抗。

另外，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不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缩小这个差距，而是更迅速地、更大地拉开了这个差距。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世界上落后国家的贫困原因并不在于殖民主义、不在于帝国主义、不在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依附，而是在于文化的阻碍，在于观念的落后。有的学者认定“不发达是一种心态”。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实际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27]。他们还说：“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可是它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我相信，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会确保在今后50年中世界不再经历多数穷国和不幸群体过去50年所陷于其中的贫困和非正义。”[28]说文化可以阻碍也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一个政府应该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这个意见无疑是有远见的、正确的。可是如果完全不考虑以往殖民传统和当代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有形和无形的依附关系，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以及种种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文化观念落后，当然不会得到认同。人们会问，究竟是哪一种文化价值观和态度，能改变一个穷国的贫困？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能不能抛开自己的民族的传统和价值观而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或者他们极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观念，能使至今仍处于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吗？不可能。西方的文化观念是在西方土壤上成长的，它的自由、民主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可以借鉴，但这些并非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一个经济落后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有着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以推行西方的政治观念和经济观念、改变文化观念为切入点，而不是着重于符合本国情况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混乱。

究竟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观察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同于文化史观。文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可决定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并不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是社会历史的走向。文化只能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它是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而不是游离于经济与政治之外并从外面决定社会变化的独立因素。文化中显现的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折射光，它不能单独由文化自身得到解释。以文化为切入点，当代西方学者高度重视对于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的确拓宽了人们的眼野，使人们对历史和社会问题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思考。我们应该重视西方学者包括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文化史观。

四、当代人类困境不能简单归结为文化危机

在当代，全球性问题与经济全球化共生并进。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科学与技术发展迅猛，跨国资本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不断激化，从自然生态的恶化到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混乱。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吸毒和同性恋引发的艾滋病，以及人与自然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新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人类生存陷人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学者把人类生存危机看成是人文危机或者文化危机。

此外，全球化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密不可分。西方有些学者把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称为文化矛盾，认为西方社会的问题在于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相适应。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深刻根源是文化危机。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都可以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文化回应。

文化之所以呈现危机状态，说明它的确出了问题。这种问题只有当人们对它的世界观、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动摇或发生信仰危机时才会产生。20世纪后逐渐沉重的对文化危机的感受，是传统观念大裂变的表现。人们面对西方现实矛盾的不可理解性，沉迷于私有制的神圣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成就，无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从而往往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文化问题。尽管各派说法不一，但都把视线集中在文化上。或者强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精神空间的萎缩和退化，物质生产的发展与心灵的空虚是并进的；或者强调，是理性与科学的发展杀死了上帝，人们失去了宗教信仰；或者强调，对高消费的追求与人对私利的贪婪；又或者强调，由于哲学思维的错误，即主客二分而导致的对自然的无止境的掠夺。总之，人们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西方启蒙主义对神学的批判和理性与科学的张扬，以及从传统道德的失落中寻找根源，因而医治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痼疾的良方妙药始终是文化的，跨不出文化圈子。或者回归宗教、发扬宗教精神，或者抛弃传统主客二分的哲学、倡导主客一体的哲学、倡导普世伦理和普世价值。只要强国弱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得无奈和穷得精光的人，天下世人都能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都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都深信众生平等，为一切生命包括一切动物和植物争取同样的生存权利，就会天下太平，世界就会充满阳光。这种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虽然可以令人感动，但确实也会使人迷糊，使人面对当今现实时，弄不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可阻挡的。科学在进步，生活在提高，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总在不断地强化。如果社会进步的代价必然如此，当代的所谓文化危机岂不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恶运？任何国家如果为了避免社会工业化带来的祸害而永远停留在农业社会岂不是万全之策吗？这是不可能的。生产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会发展为工业生产方式，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不可阻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批判，只能看作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的溃烂，而不是矛盾问题的解决方式。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工业生产方式是历史的进步。它的消极面是历史的代价。人类付出了代价，也得到了教训。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并不是通向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既要现代化又不要资本主义化及其各种弊病是否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探索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及其现代化进程，西方社会矛盾和当代全球性问题，都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正确性。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而言，归根结底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状况及由其决定的社会制度。文化的重要作用及以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矛盾，不能从文化自身而应该从文化所由产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得到科学的说明。在当代，一切所谓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文化问题背后，肯定存在引发文化危机的社会问题。

五、中国文化争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选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问题的争论，总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选择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自从晚清衰败，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一些改良主义和保守派倡导“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实际上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用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看待西方，认为西方只有物质文明，东方即中国的精神文明是无与伦比的。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所以中国人只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就可以重振往昔天朝雄威。

接着是五四运动，这是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爱国主义的、政治性的运动。它是在推翻帝制以后，在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对旧文化传统进行清算。所谓德先生、赛先生，即科学与民主观念，当然是西方资产阶级中的进步观念。在五四运动中，各种文化观点彼此争论，其中有一派完全用西方文化优越论观念衡量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如所谓“全盘西化”论就是如此。

不久，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既不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也不是站在全盘西化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即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采取分析的态度。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中西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场。

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瓦解、矛盾尖锐、社会动向不明的上述三个时期，以文化问题作为中心的论争，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具有社会背景的具有政治性质的关于社会前途选择的争论。如果停留在文化问题上就不能深入问题的本质。

晚清末年的“中体西用”论，是迫于西方列强瓜分豆剖和国内变革力量兴起采取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面对封建王朝的大厦将倾，唯我独尊的天朝世界观难以为继的文化观。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企图维护封建社会，又试图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富国强兵、重振天朝威仪的文化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化——从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统治，进入思想文化层面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打倒孔家店，从根本的政治含义上说，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化，其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是中国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思想理论的贫乏，都使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难以以西方曾经发生过的方式再现。

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则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前途的非资本主义选择相结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是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部分；是要建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文化理论。它的目标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并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可见，每种文化理论背后都有它的社会背景。牌面是文化问题，牌底是社会选择。中体西用——改良的封建制度；全盘西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抛开全国胜利前中国多次文化争论中存在的社会选择，就不能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产生文化问题争论的社会背景在于中国社会自身，而它的解决和正确答案最终是由社会发展的前途来回答的。历史表明，从晚清以后，中国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没有迈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步伐并不单纯是由于文化心态，而主要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最终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根本改变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斗争，而文化心态是在变革现实中逐步变化的。

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具有它的特殊作用，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它的作用并不一样。就我国当代来说，文化建设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因为社会制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建设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同。文化是依存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的精神力量，但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我们国家是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古老文明国家。可是丰富厚重的文化传统并没有阻止中国盛世的没落，阻止中国近百年的落后与挨打。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本质。文化的作用和这一作用的大小都是与经济发展和政治状况相联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才使先进文化的建立成为可能，使古老的文化传统再度复兴成为可能使先进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动作用成为可能。只有在变革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历史才可能把建设先进文化的使命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首先，从社会结构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关于文化的争论，本质上是关于社会前途选择的争论。这个争论，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而基本结束。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社会前途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复兴新儒学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20世纪末80年代初有以《河殇》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鼓吹蓝色文明高于黄色文明，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主张全盘西化；90年代初又有一股小小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批判地主张复兴儒学，以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姿态出现。可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两种片面性的主张都不可能成为主流，而且必然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所否定。

从中国近代历史看，包括中国革命史，文化问题的实践价值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社会主义时期这样明显，变得得如此重要、如此突出。这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处处显示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传统厚重的国家，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始终不渝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稳定、发展和不断通过改革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先进文化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摆在夺取了政权的中国人民面前。应该说，在建国以后差不多20年时间内我们忽略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们过多地注重“破”而没有着重“立”。由于“左”的路线和政策错误，我们不适当地开展过各种思想和理论批判，最后发展为延续十年的“**”动乱，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文化，伤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种状况不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国家综合国力弱，人民的生活贫困。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逐步展开，日益显示先进文化对经济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智力和精神的支持作用。特别是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以现代信息为主导的工业社会的转变，诸多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的由隐到显、由弱到强，极其强烈地显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对调整和解决矛盾，保证社会稳定，促进改革，提高全民精神素质和道德面貌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始迈步时，思想理论领域一定程度出现的某些混乱证明，没有先进文化的建设，改革开放的宏伟任务很难顺利实行。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性质，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未来的前景，都要求必须同时在文化领域中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逐渐形成、完善和系统化的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方针都是适应并促进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改革的需要而采取的战略性措施。

坚持先进文化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其面对的新的历史使命，赋予文化建设以新的使命和作用，使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成为执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如果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那坚持先进文化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导向。没有先进文化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的航道就会迷失方向，可没有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支撑，单独的文化力量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才能以其特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相渗透中成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

我们国家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处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激活了蕴藏在人民中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已经向世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表明一手硬、一手软的危害。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原因，也是先进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保证。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相应的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就是无可替代的。离开了我们国家的现行制度，先进文化的建设的必要性就是不可理解的。

其次，从时代来看，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与经济、政治的渗透，使文化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成为它们的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发达的文化产业不仅获取高额的利润，而且变为向世界扩展文化影响，输出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观念的重要手段。

作为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的社会主义中国，理所当然地要重视文化建设。我们同样要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使它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在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在世界文化交流和竞争中，发挥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优势。是当代世界的现实状况，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也只有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达，才能使文化借助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力量转化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实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改革，国弱民穷，所谓文化产业也就无从谈起。

最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性，关系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先进性，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民族文化的复兴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是中国近代政党史上最具先进性的党。可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时代性的具体概念。在文化处于多元化状态、各种形态和性质的西方文化输入的情况下，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精神支柱。江泽民说，“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的一面旗帜”，讲的就是文化问题在当代中国对党的建设所具有特殊意义。在夺取政权时，文化战线是一条重要战线，由于夺取政权的需要，肯定要在文化思想战线对一切腐朽没落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批判和战斗。不如此，革命不可能胜利。

当代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大，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的凸显，都使正确处理多种文化形态的关系，正确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及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成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和各级领导所面临的一种新考验。因为夺取政权时，文化是要“赔钱”的，革命必须为文化战线付出经济代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可以成为巨大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而强化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市场的指导地位、把握文化前进方向的难度。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中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能否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方面。一个在文化领域中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放任各种黄色文化、黑色文化流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都是打引号的。因为这种文化流行的结果，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瓦解和腐蚀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自身。

对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中就包括文化建设。小康社会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中国式的表达。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或者说是小康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仅仅追求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丹尼尔·辛格在《谁的新千年？》一书中批判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时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繁荣的资本主义，那时的国家是福利性的，那时的最低工资是体体面面的”，“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转向了资本主义”。[29]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包括追求社会共同富裕和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先进文化建设是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与和谐发展的要求之中。我们不可能设想没有以马克思主义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的高度发展，没有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建设，没有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仅有较高的国民经济产值怎能称为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没有先进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渗透，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没有先进文化的建设，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样，小康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

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不单纯是文化问题，它必须依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可是只有在中国革命获得胜利并实行改革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才能逐步得到发挥，并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养料。一个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民族，在文化上同样是受压迫的。因此，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解放，必然也是文化的解放，使长期被压抑、被淹没、被遣忘的东西重新被世界认识和赞赏。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的孔夫子不同于旧中国的孔夫子，就是因为当代中国不同于历史上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没落和中断，最根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没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文明古国和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湮没无闻，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停滞和国家的衰败。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应该力求与经济和政治建设协同，而先进文化建设同时是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因为文化传统中的优秀东西，只有在民族文化的延续和重建中才能得以发扬光大。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同样清楚，只有一个稳定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经济发展和政治清明，才能使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成为可能。如果不理解文化的社会制约性，文化建设就会由于失去强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由于失去经济的强力支撑和政治的制度性保证而流为空谈。可是如果不重视文化在思想理论上的先导作用，就会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我们应该记住一个简单真理：文化不能空洞化，文化的内容永远是社会的；文化不能虚无化，它以一种无形的所谓软力量在不断影响社会。文化只有在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中，只有与硬力量即经济与政治军事实力相结合，这种软力量才能显示它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文化并不是终极原因，也不是解释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文化的力量及其在不同社会中的作用归根结底必须从社会自身得到解释。因此，能否正确理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答案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高度重视文化的当代价值，但要防止文化决定论，不能把一切社会问题归于文化，一切求于文化，而应该对文化的作用、意义及其社会制约性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越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越能正确理解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对文化作用的正确理解，关键是科学地理解社会结构，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中把握文化的作用。毫无疑问，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

[1] [德]马克思·舍勒：《哲学人类学》，第217，22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6页。

[3] [美]莱斯利·A·怀特《文化科学—一人和文明的研究》第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98。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96页，人民出版社，2014。

[7] [苏]格拉齐安斯基等：《世界著名思想家评传》，第372页，商务印书馆，1993。

[8]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1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98。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2003。

[11]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人民出版社，1998。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93。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人民出版社，1991。

[14] [美]恩伯：《文化的变异》，第2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列宁选集》，第2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3]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

[27] 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8] 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29]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