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与联系

我们很难把文化与文明截然分开。文明中肯定表现了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因为文明是文化的积极成果；而文化的发展肯定表现了不同时期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体现文化内涵的文明，正如全然不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一样是不存在的。但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说，这两者是存在区别的。

文化是属于社会结构的概念。它是由特定的符号（语言和其他象征）传达的、在人类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例如，哲学、文学、宗教以及道德、风俗习惯，等等。文化是观念形态。物质并不直接是文化，但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具有文化的蕴涵。一块黑布缠在手臂上传达的是哀悼；胸前一朵红花传达的是喜庆和祝贺。黑布和红花是物质，由不同的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而赋予不同的意义。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有机的统一体。在这种关系中，文化是作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中的存在方式，因而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总是会包含一些落后的甚至野蛮的东西。不仅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垃圾也是比比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会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文化与封建文化的残余和影响。因此，文化可以加上定语，革命文化、反动文化、进步文化、黄色文化，如此等等。文明是表示社会进步程度的概念，是相对野蛮而言的。文明是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种尺度。文明发展的不同程度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和在民族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发展序列中的位置。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是多方面的，文明可以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

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既然如此，人类的文化创造必然要受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力水平越低，自然作为劳动对象和资源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就越大。居住沙漠地区的人，不可能以农业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为生，而依托大江大河的民族易于发展农业，水草茂盛之地易于产生游牧生产方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自然条件并不能直接决定有或没有某种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自然条件提供的是条件和机遇，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有待于人类自身的劳动创造。长江和黄河提供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条件并在一定时期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处于非常发达的地位，但它并没有使中国永远是农业国，不能成为工业化国家，正如古代希腊罗马的地理环境便于航海，有发达的商业，但并不妨碍它的工业化一样。事实上，爱琴海仍然是爱琴海，正如长江仍然是长江，黄河仍然是黄河一样，可是几千年来无论是西方或中国社会形态和文化都在发展和变化。同理，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自然环境没有改变，可社会形态和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自然条件并不能直接决定文化的形态和性质，但它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文化是由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的人创造的。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具有种族差异性，但人种不能解释文化，同一个种族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例如，汉族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即使新加坡的华人与中国的华人种族相同但新加坡的文化与中国并不完全相同。美国的黑人与非洲黑人种族相同但文化并不相同。假假一个中国人一出生就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长大而完全与中国人隔绝，他的文化观念肯定是美国式的。种族基因中并不存在文化因子。荀子说的“生而同声，长而易俗，教化也”的说法是深刻的。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在另一个不同文化环境中生长肯定会具有另一种观念，即使他的种族特性相同，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完全是另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文化能够代代相传、保持一种继承关系并不是由于基因相同和种族遗传，而是由于这个民族以社会国家的方式存在，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往，每一代人都在继承上一代人已经取得的成就上前进。对于整个民族而言，文化是一种为适应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创造，可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个成员而言则是一种接受和学习。这表明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只要这个民族存在，它的文化就会存在。当然文化传统可能中断，也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并不是种族的改变，而是社会变化引起的。但变化后的文化仍然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仍然以不同方式同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存在联系和继承关系。

人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不能脱离文明和文化，它表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水平和文化观念。无论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与人类文明程度相关的。文明、礼貌、讲公德，是文明的表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不讲公德是不文明的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文人的酗酒、狎妓、纳妾，以及后来的吸鸦片，就不是文明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的文化程度很高仍然是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样式取决于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什么样的居住条件、饮食习惯和观念等，都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相关。分食制就比我们祖传的共食制要符合卫生要求，要更加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中也蕴涵不同的文化观念。中国人的婚丧嫁娶、亲朋往来的风俗习惯等都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由于是文化观念，其中有好的习俗，也有不好的陋习。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改造落后的、迷信的、愚昧的生活方式，没有相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没有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不行的。

文明是文化的物质成果或精神成果。文明可以传播，可以接受，可以借用。以知识形态表现的精神文明从其原生地而被别的民族接受是常见的。现在通行的数字系统是印度人创造的，通过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据说欧洲的拼音字母创始者是埃及人，经过菲尼基人传到希腊，然后传到罗马发展为现在的拼音字母。特别是物质产品和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更是会通过交往而被别的民族吸收。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对世界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在当今世界几乎任何产品和新技术都能很快为别的国家所采用。一个与外界交往频繁的民族进步相对较快，而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民族容易停滞的原因就在于此。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是可以借用、传播的。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实际上也是文化交流。但在文化交流中，易于接受的是物质产品、科学技术，但文明观念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观念是不容易改变的。中东一些国家生活水平可以比西方毫不逊色，可是思想上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性质主要决定于社会制度和由各种原因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而文明程度往往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西方某些国家的文化传统比不上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国，可文明程度特别是物质文明显然比后者高。这说明文化与文明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丰富的文化传统要结出丰硕的文明果实还要经过再创造。

人类由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表明社会的进步。但文明时期的人的行为并不是一切都是文明的。由于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在文明时期也存在野蛮，而且远远超过原始人的野蛮。文明时代不会杀人祭天、祭神、祭祖，但德国纳粹残杀犹太人，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都是任何野蛮人望尘莫及的。在当代，各种新式武器包括核武器，惟恐杀伤力不大，死人不多。历史证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对人的杀戮比任何野蛮时代要多的无比。这并不是人性的堕落或异化，而是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物质利益的冲突所造成的。有人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包括鸦片战争，似乎是先进文明战胜落后文明，是向落后国家输送先进文明。而不识时务的中国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就是反对进步。这就是不会区分文明和野蛮的缘故。西方殖民主义用大炮、用烧杀掠抢来镇压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反抗，这不是传播先进文明，而是野蛮向文明的进攻，是用近代物质文明武装起来的强盗向古老文明民族的进攻。只有头脑糊涂的人才会把用新式武器破门而入的强盗称为文明人。任何以文明的先进性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文明是文化的积极成果，就这点说，文化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一个文化不发达的民族，也难以建立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可以引进一些西方的新技术，如果没有具有高水平文化素质的人去掌握这种技术和工具，任何先进技术和机器都是无用或用处不大的。文化可以交流，可以吸取，但不能全盘引进。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待自己继承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吸取别民族的优秀成果去自行创造。对一个民族的进步特别对可持续发展来说，文化资源比自然资源更为重要。自然资源短缺而社会发展的国家或自然条件丰富而社会停滞保守的国家在世界上都不少见。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消耗性的，唯独知识与文明是不断增长的无止境的。党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确的。在落后的文化基础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不可能的。

二、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阶级性问题

自古以来，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当然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说文化都只是本土文化，因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纯粹的，都会吸收外来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由本民族的地区文化逐步融合而成，而且往往她吸收了别的民族的文化。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是没有的。但文化的民族性并不会因为文化的融合或吸收而消失。因为任何文化都是由处于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具有共同的心理的群体创造的。这种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地理环境、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这个群体在文化观念上具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基本特点。

正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因而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文化的各种形态，从风俗、习惯、交往礼节到哲学、道德、法律、宗教都各有特点。例如，哲学的民族性就很显著。作为以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有自己的不同哲学。很显然，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即使同属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不同于日本、印度和朝鲜哲学，它们彼此也各有特点；即使同是以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同属西方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不同于英美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从哲学的着力点，即各自关注的中心看，古希腊罗马哲学更多地注重作为纯客体的自然，因而自然哲学比较发达。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注重人伦，即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中国古代哲学也讲到自然，如《道德经》和《庄子》，但老庄哲学讲的自然，不仅是人之外的自然，更主要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自然本性。“顺其自然”的原则，是人的本性不受外物束缚的原则。从思维方式看，西方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区别，讲求观察、实验、理性的方法，一般来说擅长分析；而中国古代哲学虽然也有的哲学家倡导明于天人相分，但主流是张扬天人合一，强调主体，强调依靠主体的内在意识和道德实践来实现二者的统一，它运用的是反求诸己的内省方法，一般来说，擅长综合。它们彼此的哲学范畴也各有特点。中国哲学讲理气、有无、动静、形神、知行；西方哲学则讲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质量、肯定否定。这种特点各有优点，应该取长补短；不能绝对说孰优孰劣。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不同。民族主义是贬低其他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片面地把本民族的文化视为唯一优秀的文化，而且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采取排斥的态度和做法。例如，西方文化中心论以及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主义都是如此。

事实上，文化的民族性绝不能成为排他性。例如，哲学具有民族性，但哲学可以相互吸收和传播。中国哲学可以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中国明清之际，特别是晚清曾经接受过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的影响。至于中国哲学对西方和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巨大。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更有条件相互影响。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使用的许多范畴，就不是中国哲学固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创或经过马克思哲学中介吸收的西方哲学范畴。哲学中的相互吸收融合是一种进步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批判地继承了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应该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个民族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而不是说一个民族只有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事实上进入阶级社会后，唯一的无差别的民族文化是不存在的。列宁说过，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也有这两种文化，正如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有这样两种文化一样。列宁的意思是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利用民族文化口号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反对文化的民族性。不存在唯一的民族文化是就其内容说的，但就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而言，即使两种对立的文化仍可以有共同的东西。例如，山水画、书法、中国的诗、词、章回小说、京剧以及各种地方剧种等都是中国民族的文化表现形式，它并不会因为存在两种文化而丧失它的民族特性。

文化具有时代性。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各个国家和民族交往较少，各自在特定的地区独立地进行活动，历史突出地表现为国别史，历史还没有转变为世界史。在这个时期，文化的时代性集中地表现为各个民族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和历史性，即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础。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别决定了文化的时代的特征。很显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都是由社会制度的演变决定的。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社会的特征，从它的演进看即具有时代特征。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出现了另一种文化的时代特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和科技的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壁垒逐步被打破，出现了越出一个国家和民族范围的时代概念，如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等等，它对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各民族的相互作用的加强和世界潮流的出现，必然会给各个民族的文化打上烙印。

文化的进步性不同于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属于一定的时代，这是文化的时代性，它表明的是这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和何以如此的原因。而文化的进步性表明的是这种文化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的是社会进步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帝国主义思潮以及它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的出现，显然具有时代的特征，但它是反动的落后的文化，是丧失时代进步性的文化，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的新文化是进步文化。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又成为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可以说，在任何社会，在任何时代，特别是处于社会变革时代，各种文化并存的状况是必然的，它们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性，但并不都具有先进性。例如，哲学可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可以是时代的糟粕；哲学家可以是时代骄子，也可是时代的弃儿；可以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以是错误理论的吹鼓手。问题是反映了时代的哪一个方面。真正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在于它符合时代的进步要求，抓住时代的主题，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一个哲学家越有才华和贡献，他就越是依存他的时代反映他的时代，用哲学为他的时代的进步服务。

一个民族不只拥有一种文化，一个时代也不只存在一种文化，这说明文化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尽管文化中包括一些非阶级性的现象，如语言和某些风俗习惯，但从文化总体上说，应该说是有阶级性的。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在阶级社会中创造文化的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他们的情感、意志、兴趣、目的都会受到一定阶级地位的制约，这些必然表现在他们的精神产品之中。其次，从社会的角度看，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内容是受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因而作为人文文化形态的哲学、道德、宗教、法律、政治学说总是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维护处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某个阶级的利益。

当然，文化的阶级性绝不能意味着某一阶级的成员必定创造代表这一阶级的文化，关键不是创造者的阶级出身，而是取决于他站在什么立场、代表什么利益进行文化创造的。马克思在讲到某一阶级的思想家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关系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地位来说，他们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的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超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关系，都是这样。”[17]例如，俄国的伟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是贵族，可列宁把他称为俄国农民的一面镜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反映了那个时候俄国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论阶级地位他是贵族，但论思想情感他代表的是农民。这种思想与阶级的分离，在精神生产中并不罕见。马克思出身于富有的知识分子家庭，恩格斯出身于工厂主家庭，可他们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并不是说明思想体系本身是超阶级的，而是说明这种思想体系的创造者本人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因为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变革时期，一些原本属于某个阶级的人背叛自己的阶级，自觉地站在被压迫者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而且，文化的阶级性不是说阶级社会中两种文化之间就没有任何共同点。即使是意识形态比较强的哲学、法律、道德等，它们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而且具有知识性，能够作为知识的积累而为另一个阶级所接受。宗教更是如此，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教徒，既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穷人，既可以是无产者也可以是资产者。这并不否定宗教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因为它通过维护社会的稳定来维护现存秩序和现存制度。但从信仰说，宗教信仰可以是共同的。

特别是阶级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是这个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尽管就其阶级性来说，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可就其影响和作用来说可以遍及全社会。被统治者往往违背自己的利益而接受统治者的思想，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接受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被统治者接受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是规律性的现象。因为统治者拥有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只有当被压迫阶级逐步走向成熟或矛盾逐渐激化的时候，从思想上摆脱统治阶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斗争才会尖锐起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以人伦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着重是调整人们的各种关系，如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以及各等级隶属之间的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由于儒家学说的政治伦理特色，从根本上说，儒家文化是比较保守的，它是为维护大一统的封建君主制服务，为宗法服务的。因此，它强调正名，即各种等级各色人等，各安其位，享受和承担与自己的等级身份相符合的权利与义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各有地位各有职责，不能错乱。因而儒家的理论是不准改革，不准造反，更不准犯上作乱。儒家不利于革命变革，但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就是变革时决不会提倡儒家，必然提倡反对尊孔读经，而取得政权之后可能会提倡尊孔的原因。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从五四运动到袁世凯复辟时的历史便可证明这点。

我们现在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稳定器。我们当前需要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其中稳定是能否深化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我们的稳定不是依靠儒家学说得到的，不是无原则的倡导和谐，更不是虚假地标榜仁政，或者维护不合理的旧体制和干群关系。我们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来使社会稳定并在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中推进改革和求得发展。我们的稳定不是消极的，不是把凡是现实的都说成是合理的，而是为改革求得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在我们社会中儒家学说能起的稳定作用，无论就其性质、方式和目的来说，都同封建社会迥然不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不利于稳定的斗争学说，把儒家说成是有利于稳定的学说，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绝不是一个“斗”字能概括的，正如儒家学说也不能归为一个“和”字。儒家倡导宽猛相济，就说明它并不是只一味讲“和”的。别的不说，仅就王阳明和曾国藩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而言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王、曾都算是儒学的信奉者，也是大儒。

儒家的政治性决定历代封建王朝需要以儒学为治国治民的要术。实际上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的确起到了稳定封建制度的作用。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成为清王朝中兴名臣的思想武器正是孔孟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色是因为儒家长期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造成的。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品很多，并不限于儒家。但是，儒家由于它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儒家处于正统地位并为法律所维护，非圣与非法一样历来是杀头的罪名。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的性质和社会性质决定我们只能是以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治国而不能以儒治国。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不是儒家学说挽救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挽救了儒家学说，使它免于同社会和民族的衰败一道走向没落。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使儒家学说重新光彩夺目。儒家学说中的精粹只有当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以后才有可能重得到正确评价、清洗、吸收和发扬，因为与儒家学说相依存的封建社会已经成为历史，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死亡。儒家学说与它极力维护的政治现实距离越来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越是减弱，它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越是凸现。所以旧中国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儒学的解放。儒学摆脱了历史上充当封建制度思想卫士的重负，真正成为科学研究对象，成为中国人民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资源。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取决于儒学的双重性。儒家学说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并具有封建主义本性的文化，但不等于说儒家学说全部内容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不仅在同一社会中可以存在两种文化，而且即使代表统治者利益并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也包含可供继承的不同的内容。一种具有阶级性的文化形态，何以能为另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人所继承和吸收呢，这并不是由于儒家学说代表人性，因而可以成为永恒不变的常道。其实儒家学说从先秦经两汉到宋明的发展和演变，是代表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关系，因而它的一些规则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面。如人们相互交往中讲信、对父母讲孝、夫妻关系中的互敬和互爱、对国家和民族讲忠义、讲大节，这对所有社会处理类似关系都有可供借鉴方面。因此，儒家倡导的仁爱精神，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提倡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提倡以义制利、反对见利忘义，等等，这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有益的。

中国有12亿人口，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华人华侨也是最多的。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之间之所以认同中国主要不是认同马克思主义、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种族血缘关系的认同。此外，这种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最根本的是对儒家学说的认同。他们不会认同老庄哲学、认同墨家、认同孙子兵法，等等（除了少数文化人以外）。为什么？因为儒家是与血缘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学说，它是专讲人伦关系的。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最能为华人所认同。但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看，儒家并不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刻、最丰富的思想形态。儒家比较狭隘，着重于政治伦理方面。如果说到各种文化形态的优点所在，那么，讲哲学应该是道家即老庄，讲逻辑应该是墨家，讲军事应该是兵家，讲农业应该是农家，讲法治应该是法家。所以，中国的诸子百家各有特点各有贡献，儒家仅其一而已。但其他各家都是一个方面，或打仗，或论辩，或耕作，或刑名，唯独儒家所具有的政治伦理色彩，使它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并发挥任何其他学说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粹的东西。纯粹只是一种舍弃其他一切因素的抽象。社会形态如此，文化同样如此。阶级性绝不是绝对排他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结合的。一个阶级越是处于进步的上升的时期，它的阶级性中包含的社会因素就会越多。这正是文化可以交流可以继承的内在根据，如果阶级性是绝对排他的，人们只能被封闭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三、文化发展的本质是创造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是停滞不变的。每一代人都要在文化宝库中或多或少增加一些新东西，又要从先辈的的文化遗产中借用一些东西。可是，文化的积累不是往钱罐子里塞钱，而对前人文化遗产的继承也不是从钱罐中取钱。文化的积累和继承都是一个创造过程。没有每个时代人们的创造就没有积累也没有继承。不能把文化的发展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诠释，不能认为文化存在于世世代代的人民对祖先文化传统的诠释之中。文化是一种创造，是现实的人面对现实需要的一种创造。离开了现实人的现实活动，既不可能有文化的积累（无东西可积累），也没有文化的继承（没有必要继承）。

当然，任何时代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都不可能脱离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可是传统不等于文化典籍。对传统的继承不能理解为对文化典籍的诠释，把文化典籍视为不可超越的范本，而当代人只是古代典籍的解释者。其实，古代文化典籍中的重要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存在，即使在古代也可能并没有实行过，并不是现实而是一种个人的理想和信仰。例如，《论语》中许多道德规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从来就没有人真正做到过、实行过，包括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和历代的所谓大儒。写在书上的不等于实有的，古籍中精华不等于是传统。我们说的传统保存在当代中，离开了当代就不是传统。因此，传统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世世代代起作用的那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它古老而又在一定程度为当代人们所遵守和认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古老的过时的东西不断减速减弱，而新的东西又不断凝集为传统。传统就是这样在保存和变迁中演进的。

每代人在继承传统过程中，利用历代先人积累的文化典籍是极其重要的。它为后代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提供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名人越多，流传下来的典籍越多，表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越丰富。但这些瑰宝能否得到利用，取决于后人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正如同样的材料，由于厨师的手艺有高下优劣之分，因而菜肴的水平完全不同一样。可是尽管继承什么、如何继承传统、把什么视为精华、什么视为糟粕，可以因人而异，但从时代角度看，只有符合时代需要，有利于时代进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才是真正对我们祖先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历史经验证明，立足于时代和人民需要的继承，和当代推进社会的实际活动需要结合在一起的继承，才不是尊孔读经的复古倒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都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一个国家的文化状况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列宁讲过文化落后的国家容易产生专制主义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民主制度，这不是取决于人们的愿望，而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即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君主制，也是资本主义化的君主，而不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帝王。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列宁说：“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的飞速发展等条件所造成的。”[19]而在东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还可能产生极端的个人迷信，产生个人的高度专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落后，文盲遍地，农民占绝大多数。小农是好皇帝的温床。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状况的制约性，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普及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意识，有利于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论述，指出“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创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号召。

文化建设涉及很多领域，但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问题。绝不能把文化建设问题简单变为一个继承文化遗产问题，甚至变为在中国复兴儒学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建设、要创造，而不可能只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来完成。要正确继承传统文化还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不能在儒学范围内谈论儒家文化的继承问题。不跳出传统文化的视角就不能真正继承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史证明，尽管儒家思想在历朝历代也有变化和演变，但都是在这个框框内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清洗、吸收、改造。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来不隐讳这一点。如果要谈论复兴儒学的话，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我认为孔夫子绝不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是中国的复兴才使儒家重振家声成为可能。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就不会有一个名扬四海的孔夫子。是中国的强大把儒家推向世界，而不是儒家把一个曾经是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可能越出前人的窠臼。党的十五大做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并写进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宪法。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处于低潮，而是处于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使在世界某些国家和地区遭到挫折的马克思主义重放光辉。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其他领域，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并在邓小平伟大旗帜指引下，研究进一步推进改革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就是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是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任何社会，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正如江泽民在报告中精辟指出的：文化相对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方面，生产力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和价值观念发生危机。这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就出现了。卢梭在他的获奖论文中，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不理解这个矛盾。马克思也曾论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性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问题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失衡是必然的，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西方一些思想家设想一种混合结构，即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有些思想家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文化的失衡而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科技发展，这同样是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想，没有真正弄清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为繁荣社会主义经济而且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21世纪，具有丰富文化传统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一定能立足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各系科是整个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服务，而且要培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人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有利于全民族的思想理论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加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不容易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没有自觉的道德纪律、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这是关系到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必然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科技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人的素质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而素质不是单纯的科技水平，它也包括人的人文素质，其中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创造绚丽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和专业特长，就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把现实、理论、传统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立足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文化）传统，在创造中继承，在推陈中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