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一文化艺术运动发轫于意大利，并逐渐发展到法国、尼德兰、德国、英国等国家；该词的本义是“死而复生”，这一思潮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为旗号来对抗中世纪，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世俗价值，追求人在尘世生活中的自由与幸福。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针锋相对，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性反对神性，人权反对神权，摒弃由“原罪说”带来的救赎论、人在神面前的卑微渺小感，将人树立为宇宙的中心、万物的尺度，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力量和伟大，赞美人的身体之美、人性的高贵及知识的力量，歌颂凡尘人间、此世生活，崇尚理性和科学。如果说，中世纪艺术重内在精神世界，轻客观现实世界，重精神（灵魂）之美，轻物质（肉体）之美，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致力于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结合，这从德国绘画题材的转变可以看出：1480—1489年，仅5%的画作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半个世纪之后，此类画作增至22%。

恩格斯曾言，文艺复兴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最进步的变革，艺术史学家朱伯雄指出：“这场运动历时两百年，它像一股摧枯拉朽的狂飙，彻底扫除了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文化中的残渣余孽，所以每当打开西欧史书上‘文艺复兴’这一页时，它像一座照耀近代西方文化史航程的坐标，总会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1]尽管如此，如果仅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艺术作黑白对比，划分为落后/进步，会失之偏颇。文艺复兴的艺术从题材和风格上不乏中世纪的痕迹，古典时期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千年艺术并非一片空白。比较可取的倒是美国历史学家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提出的辩证观点：

历史的连续性拒绝在相续时期之间进行绝对和极端的对比，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中世纪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黑暗、那样停滞不前，文艺复兴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光明、那样发展迅猛。中世纪展示了活力、色彩和变化，展示了对知识和美的热切探求，展示了在艺术、文学和教育等方面富于创造力的成就。意大利文艺复兴以一些相似的，虽然范围较为狭窄的运动紧随其后。[2]

这一时期的建筑不再追求中世纪教堂的高耸入云，而是注重世俗性和实用性，以宫殿和住宅为主，风格上趋于理性和平衡，尽量保持建筑各部分的对称，水平与垂直的均衡；建筑外观显得稳定、庄重、协调，虽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作品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和创作灵感，可谓其精神之子，但是复兴不是复古，并非机械照搬，而是以此精神源泉为基础的重大革新和发展。

文艺复兴是西方艺术的盛世，意大利作为其发源地和中心，文化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在此出现了文化艺术之都，比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富庶，市民阶层的兴起，城市富商、高级教士以及城邦国君主大力支持、鼓励文学艺术的创作，对艺术家（包括诗人）十分尊重、礼遇有加，艺术家的地位高于商人。在这里不仅涌现出文学三杰，即彼特拉克（抒情诗）、但丁（长诗《神曲》）、薄伽丘（中篇小说集《十日谈》），还有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出现了波提切利、威尼斯画派（贝利尼、提香、丁托列托、乔尔乔内）等，可谓文化群星璀璨。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欧洲近代美术的开端，艺术家们不仅深入研究解剖学，重新发现和表现人体之美，还发明了绘画中的透视法（Perspektive），即在一维画布上描绘三维空间和立体物象，以便科学地再现物体所处的空间位置。人（画家）的双眸仿佛灯塔，其视线就像灯塔发射的光线，所有外在现象都汇聚于观者的视觉范围，在人的眼中呈现出三重特性：体积、形状、颜色；当物体距离人眼的远近不同时，这三个特性会随之变化，例如距离人眼越远的物体看上去越小，将之如实（眼中所见）地表现于画面，这就是透视法的原理。画家可以有意识地采用透视法的三要素（视点、足点、画面），创作出具有三维视觉空间感的画面，使作品富于真实感和立体感，取得幻真效果。透视法包括线性透视和散点透视，构成整个文艺复兴绘画的基础，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意大利画家布鲁内莱斯基、弗朗西斯卡、达·芬奇和德国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

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滞后于意大利和尼德兰，始于15世纪，直至16世纪上半叶才出现艺术高峰，这与德国当时的政治割据、经济滞后相关。自10世纪中叶起，德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在15世纪虽然形成了表面的统一，其实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各地诸侯割据一方。15世纪中期，德国人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成功制成以铅、锑、锡为合金的欧洲拼音文字活字，将之应用于印刷；欧洲的印刷术首先在此发展起来，这促进了版画创作（主要是木刻和铜版画）的繁荣和发展，德国成为欧洲版画的故乡。15世纪，德国的工业、商业和农业迅速发展，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例如纽伦堡、奥古斯堡、科隆，市民阶层兴起，一些城市还取得了帝国直辖市的地位，世俗力量逐渐发展强大，开始与贵族（宗教）势力相抗衡，市政厅的建造就是建筑领域的明显例证。

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门口贴上“九十五条论纲”，从此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他在论纲中列举教会兜售赎罪券的种种荒谬行径，斥责教会是“人间最大的窃贼和强盗”，反对其权威地位，抨击教会推行的精神禁锢和横征暴敛。按照路德的主张，对《圣经》的理解不需要依赖教会及其神职人员这一中介纽带，而是取决于每个信徒在内心与上帝直接展开的对话，他可以在心中对上帝倾吐愿望、祈求、欢乐、悔恨等情愫。由于人与上帝之间的沟通方式只能借助神的言语—《圣经》，因此阅读《圣经》是宗教信仰的源泉和基础，是非的绝对标准仅仅取决于《圣经》。路德的主张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宗教改革运动随即发生在欧洲各地，包括北欧；从旧天主教内部分裂出新教，即路德教派，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诸侯国建立了脱离罗马教皇的民族教会。宗教改革运动不仅终止了天主教会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独霸地位，在德国还引发了以托马斯·闵采尔为首的农民战争，这一农民运动虽于1525年以失败告终，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势力。

1521年，路德被罗马教廷宣布为异端并被革出教籍，当局下达逮捕令；路德避难于图林根公国的瓦特堡，在此期间将《圣经》译成德语。新教提倡的《圣经》阅读极大地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的广为流传以及学校的创办，这都促进了德国文化（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繁荣。不过，新教徒反对用绘画或雕刻作品来装饰教堂，加尔文教派更是推崇生活的朴素节俭，这样一来，新教地区的艺术家失去了教会的委约创作（祭坛画、壁画等），这促使艺术家越来越多地接受王室贵族、富裕市民阶层的委约创作，转向以现实人物为描绘对象的肖像画创作。本章主要介绍德国文艺复兴的四杰：丢勒（1471—1528）、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约1470/80—1528）、小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1497/8—1543）和老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der ?ltere，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