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扼要说明，使文明进步之“领导精神”（学者、技术专家、经济界领导人物）本质上与上述所有三种类型的人区别开来者是什么。

领导精神之充分价值首先并非作为位格，即作为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原初自我价值的位格，它之具有充分价值是由于它的行动和作为。它始终只是将一个沿着某种方向出现的过程延续下去或者扭转其方向；它首先服务于我们称作价值之“进步”的东西。这类价值不同于高尚的精神价值，既非“永恒”，也不可能增长，而是其后来的价值废弃原有的价值，例如精确科学——它与哲学相反，艺术家的技术——它与艺术相反。此外，人们很难使主导精神离开它在历史的功业序列中所占有价值地位。

“领导精神”——在其位阶中——应该要求“进步”。当“领导精神”不履行其义务的时候，或者哪怕有人出于浪漫之念想阻止它履行其义务时，便会出现反动：这就是说，在没有出现进步的事物中要求进步；由于爱的使命、急切要求的使命和对增长的期待的使命被延误了，可能进步的东西同时便被搁置了下来。在这里，存在着合理的意志主宰，而出于浪漫之念对这一主宰进行限制的“要求”则是极大的恶。这种意义上的理智和“意志”将成为多余，以致起主宰作用者便只有精神、戏弄和自动机制了。

凡是“要求”某种不同于可能要求者的东西的人，便同时妨害着至高的、非意志性价值的产生，并放弃了可能被要求的东西。不过，这只是意趣和实用——至少就个体的要求而言。

最伟大的“怀有要求”的英雄们，即“要求者们”，怎么不相信“自由意志”，不相信意志坚强者领域呢？这是因为当爱、兴趣、注意力离开内容的“要求”的时候，最强烈的和其价值最高的意志取向便仅仅是可能。

最高价值是不可以要求的；因为人们不得不要求最低价值。

人们绝不可要求天国，而必须要求“地上的乐土”。然而，人们为了能够要求“地上的乐土”，却必须拥有天国。

即便领导精神也是可通过爱引导的：即通过对人类的爱或者对人类社会的爱加以引导。

“领导精神”的类型：工作型领导精神：a）在精确科学中：国际性的、人格上可以代表的和前进的（永远前进的）性格；b）在技术中：一切领域的技术思想、为了文化自由而与自然相对立的实用和权力之形式理念（技术哲学）、“一切可能的”机器、技术与文化、技术与机械的自然观、科学从形而上学和手工技艺的产生、工具与机器（手工业与工业）、技术主义的错误、技术种类、物料的生产、生命的自然技术（农业技术）、人的技术（经济学）、心理技术。c）经济领域：企业家和组织者。

技术专家服务于支配着自然的“权力”。他由此而参与生命的福利价值，在实质上却只与实用有关。他是进步精神之最高形式。精确的科学研究作为其活动制定规则者而为他服务。

真正的技术专家没有自我兴趣。

医生直接服务于福利；他在级别上高于技术专家和精确科学研究者。心灵医生、生命医生、“治疗者”（预防者）。他与教士的关系（学科的争论）。种族医生、社会医生、个体医生（心理分析医生）。

现代企业家的意义。他是要求得到最大发展而又不谋求享乐主义目标的原创性力量。

经济领袖是超越对经济需求的满足而发现新的经济道路和形式，并通过生产唤起新的需求的人。伟大的经济领袖，即“具有企业家天性者”，与资产者不同，在资本主义时代绝不是“享乐主义者”，绝不是“自私自利者”。[1]他是要求在获得更多的活动中发挥影响的一股巨大的能，他在对经济的控制中谋求权力而并不觊觎主宰地位。马克思在论及他时说，“只有他才认真对待戒绝嗜欲的福音，因为他对黄金偶像的爱胜过对声色的贪欲”。这一说法有失偏颇。须知，工业家、技术专家和商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商人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更多地投身金融活动，而不再受具体实务的约束；工业家是献身于实务、事业的，像一个战略家那样，为一个长远目标而工作着。

[1] 参见桑巴特：《资产者》；此外可参见M.Weber、W.Rathenau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