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语录】
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也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圣人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
【语录精解】
所以，对于没有视力的人，就没必要让他看五彩缤纷的色彩；对于没有听力的人，就没必要让他听各种声音。之所以不能前往游说他，是因为他蒙昧暗滞而不值得开启。不能前去游说他，是因为对方过于浅薄，没有接受的能力。事物不和谐通畅，所以成就不了事情。古人有句话说，“口可以随意地吃东西，却不可以用来乱说话”，这是因为言语是有所顾忌和隐讳的。众口一致的言辞可以把金属熔化，这是因为言语有所偏差和曲解的缘故。
曾国藩年轻时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说了几句话，顿时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使他被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卓怀来，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自从立下这个毒誓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他对慎言语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生活。
多言有许多害处：
其一，多言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
其二，多言则傲。曾国藩曾说过：“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冲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保持谦虚状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虚心。
其三，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他自己谨言的结果。
最后，多言则易败。俗语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对成大事之人来说，严谨是一重要的态度。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
“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为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因为多言有如此多害处，曾国藩才痛下决心将之戒掉。他把谨言看作是“慎”字第一义。曾国华长子曾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4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要报仇雪恨，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字。信中说：
“须从‘敬’‘慎’二字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
可能是曾国藩担心曾岳崧像自己年轻时一样多言好动，所以谆谆告诫，学“慎”字功夫，以谨言为先。曾国藩自己为官谨慎、用兵谨慎，在从军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唯有谨言，自他考中进士后几年内就感到其迫切性。由此可证，他所说的“以谨言为先”是有道理的，是他根据切身体会得出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兄长的左膀右臂。一开始，因不熟悉官场规律，也是多嘴多舌，言语无忌。曾国藩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为是否北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高兴，在给两位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文章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吴汝纶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文风、办事、谨言，都依法其师，得其真传，1870年因曾国藩推荐而被授为深州知州，后任冀州知州，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十年。他思想开放，讲求西学，曾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教育，建树颇多。
跟鬼谷子学绝学：曾国藩认为，巧妙的言语虽然能令人喜悦，却也会扰乱自己的心神，用闲语打发无聊时，也搅乱了自己的精神。明白的人不会夸你，有人夸你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听途说的东西，聪明的人一笑了之，愚笨的人则感到震惊。受到震惊的人也终究会明白真相，会认为你存心欺骗，而嘲笑的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你，即使你说实话，他们也不再相信。对过去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便写下来警告自己，写下来后再重蹈覆辙，那就永远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