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大事,先做小事(1 / 1)

【鬼谷子语录】

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语录精解】

圣智之人都是在暗中运筹谋划,所以称作“神”;而立功于世上,被人所知,所以叫做“明”。所谓主持政治、经济大事一天比一天取得成效,就是积累德政,让人民安于德政环境中,日以为常而不知为什么获取了利益和好处;所谓主持军事大事很快就取得胜利,就是积累善行,人民自然跟从,却并不知道长久处在这种和平安定环境中的原因。因此,天下人才把这样的圣智之士称作“神明”。所谓主持军事大事很快就取得胜利,是说经常把战争消灭在萌芽状态,使国家不用花费资财,使人民不知不觉地顺服、不知不觉地畏惧,还不知道为什么顺服、为什么畏惧,因此,天下人就把使用摩意术的圣智之士称作“神明”。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并非一蹴而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道路。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治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谨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幸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实际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亲自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做湘军的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嘱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做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际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际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入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跟鬼谷子学绝学: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比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