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即就是做人，晋商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就在于其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商业的运作中，至诚的做人之道使得其在商场中所向披靡。
1．诚信第一
山西商人崇信尚义，名闻四海。
在历史上，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晋商“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他们甚至以砖茶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
自古以来，从经营思想上看，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商，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商，又称任商，佞商，奸贾，奸商。前者薄利多销，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造假掺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其区别在于诚商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山西商人则是重信义的一个代表群体。近代名人梁启超就曾经说过：“晋商笃守信用。”
历史上，山西商号信用卓著，贸易双方产生了一种由信用交易产生的特殊结算形式——标期。太谷为全省商业中心，标期每季一期，届期结算旧债，再生新债，有借有还，体现了商人与主顾间建立的互相信赖关系。过标之期，名商云集，“通衢为之狭”。倘若有人不按规定执行，就要受到所有商号的指责，并采取一致行动，中止与他的贸易往来，让他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晋帮商人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在山西商人中，许多人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就因为他们讲究信义，才得以如此。
即使在当今社会，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实践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因此，与山西人做生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他们不会玩欺诈，也不会见利忘义。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山西票号在历次动乱后，都能谨守承诺，全数归还存款，这使得他们信誉大增，而且在动**之时还敢于向官吏贷款，使满清朝廷上下感激涕零。
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庚子事变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城大乱，各大票号均遭抢劫，号内伙计相伴逃回平遥。原来蔚盛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刘某也带各种账本离京返平，在途经保定时，又遭土匪抢劫，刘经理所携银两和账本全被抢走，这使得山西票号遇到了很大困难。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离北京后经山西到西安，随同的许多官员都曾存款于票号，此时就手持存据到三帮总号来提取，各家票号均予办理。蔚盛长总号特命雷士炜在平遥当地特设京庄办理处，负责兑取和借贷。雷士炜在北京分号担任过多年的司帐，他凭记忆，重拟账目，费时几个月竟获成功。按照账簿，兑付白银，新旧顾客大受感动。山西票号临危不乱，谨守信用的品格因而为远近颂扬，有口皆碑。
同时，在庚子事变中，不少京官逃往上海，由于仓促离京，囊中羞涩，持有票号银两存券的就往各大票号的上海分庄要求提取白银以解决在上海的花费。许多钱铺、银号犹豫不决，暂停支付，当时任蔚丰厚上海分庄经理的李宏龄则与众不同。京师动**的消息一传来，许多商号都将白银挖窖深藏，关铺停业，李宏龄也接到总号暂停营业的通知，但他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依然坚持营业，有求兑取者，依然营业不误。这种临危不乱的气度深得顾客的赞赏，因而许多顾客还将银两存入他的票号。局势稍一稳定，蔚丰厚票庄的营业额猛增。山西商人在历次动乱中都有所成长，良好的信誉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之一。
2．同舟共济，天下晋商是一家
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但是山西商人没有因为利益上的竞争而相互倾轧，反而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家在河东经营盐业，张四维之父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以乡人为主体形成了山西商人群体。
到了清代更是如此，越是在关键时刻，山西商人越会挺身而出共同渡过难关。
晋中平川的祁县、太谷、平遥，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兴盛区。祁县县城内的渠家，乔家堡的乔家，太谷北冼村的曹家，都是闻名遐尔的大富商，他们大都是明末清初发家致富的，每家都经营过许多种类型的生意，在全国各地遍设商号。同治、光绪年间，这些富商受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影响，都投资办起了票号，染指于金融界。
由于发家之初就已占有市场的历史原由，祁县的渠家和乔家在内蒙市场上较有势力，而太谷曹家系由东北起家，在山海关外名声显赫，渠家、乔家在东北也设有不少商号，但较难与曹家匹敌。
渠、乔、曹三家陆续开办票号后，各票庄都发行一种原始纸币，俗称钱帖子。这种钱帖子的发行全凭票号信用来支撑。光绪朝的某一年，祁县乔家、渠家因市面上发行钱帖子较多，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社会上散布出渠、乔两家钱帖子要黄了，将承兑不起的谣言，造成了一股群起挤兑旋风，东北尤盛。乔、渠两家面对这一突然袭来的挤兑旋风，确实很难应付。而此时，太谷曹家的钱帖子仍然信誉甚好。于是，渠、乔两家财主亲赴曹家去求援。曹家此时本可抓住这一机会打击别人，扩展自己，设法把乔、渠两家从东北挤出去。但曹财东没有这样做，而是慨然应允了乔、渠两家的钱帖子兑付现金。社会上一得此消息，挤兑风潮便渐渐平息下来，因为一来曹家钱帖子当时信誉正佳，特别在东北名声很大，有曹家作保，人们对乔、渠两家钱帖子的使用就有了安全感；二来人们感到这三家殷实的财东能互相联手，财势就更大了，不愁钱帖子贬值。
这次挤兑风潮过后；乔、渠、曹三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子女间通婚的更多了。在东北市场，乔、渠两家处处谦让曹家，使曹家在东北的势力更加扩展。
山西商人正是依靠这种同舟共济、互惠互利的群体意识才能盛极一时。
3．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
山西商人之所以善于理财，名扬海内，与他们善于揣摸顾客的心理是分不开的。每个消费者的心理，除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商品外，即所谓买的称心，还希望买的顺心，受人尊敬不被人欺。而买的称心和买的顺心，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的人来说，又各有所不同，晋商在这几个方面都摸得比较透彻，故能针对不同顾客而区别对待。就以称呼来说，对妇女有老太太、太太、大姐、小姐、大娘、大嫂之别，对男士则称老爷、先生、少爷、大爷、大哥等多种。这些称呼，并不是商人与顾客的辈分之称，而是对顾客的尊称。因为人人都喜好吃“顺心丸”，有礼貌地称呼，既体现着商人对顾客的尊重，是“仁”的表现，又对经营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山西商人礼貌待客，在一些老店、大店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店堂门口多有专门接待顾客的人员，迎上前去，鞠躬寒暄，问买些什么，主动领顾客到柜台；顾客离开店堂，鞠躬送往，总要道一声：“请再来，慢慢走！”顾客到柜台，售货员喜容迎接，先问买什么，很快从货架取货让顾客验看挑选，特别是对买绸缎花布的不同顾客，还要主动介绍适合其穿着的花色，让顾客一一验看挑选，一直达到顾客满意为止。热情接待，百挑不厌，使购买者买得顺心。商店多备有顾客休息的桌椅，还供茶水、递烟袋，如果顾客众多，一时抽不出空接待，就让顾客先坐稍待片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顾客的欢心，能使进店的每个顾客都能有所买，做好生意。
经商者在论及生意时，常爱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句话。虽店铺所遇的天时地利条件都很重要，但晋商更重视“人和”。因为能做到“人和”，即使店铺不在繁华闹市，顾客宁愿多走几步路也愿意来。这个道理，孟子和荀子说得很清楚。《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曰：“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充分说明“人和”的重要性。
方便顾客不怕麻烦
一切企业都是依赖顾客而生存的，没有顾客的企业就不成其为企业。生产企业依赖商品赢得顾客，才能不断扩大商品产量，取得利润，有所发展。商品销售企业，依赖顾客盈门，才能扩大销售，赚取批零差价，生意兴旺发达。银行业依赖顾客存款，才能扩大经营资本量，放出款项，获取存贷利差，不断壮大和发展。因为山西商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时时处处“想顾客之想，急顾客之急”，“宁肯自己多麻烦，不让顾客有一点不方便”，以此来对待顾客，为顾客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这恐怕就是当今人们把顾客看做是企业的“上帝”的根由。
山西商人所处的时代，商品多是论斤论尺，即使有部分商品成包成件，为便利顾客，不仅散货要包装好便于顾客提携，成包成件者也可化整为零来销售。比如，经营旱烟的店铺，虽每包烟只1两、5两多和10两重，16两秤合当今10两秤也不过6钱多（即37．3克）、3两多（即199克）、6两多（即373克），却可切片零卖。旱烟能切片，是因为烟块压得瓷实，切片后烟丝不散。后来卷烟流通，虽每包只10支或20支，但也可以几支几支地卖。经营茶叶的，红茶多压成圆柱型，像根短粗木，锯成小段并破开零卖、砖茶同样可以切片。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便利顾客，也是当时一些消费者购买力低下的反映。像卷烟，当今怕没有几个人会去买了。
山西商人开设的店铺，可以说都没有固定作息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这样，夜间有顾客来敲门，他们也是照样接待。清末，政府颁布银行法规，开始规定每日营业时间和星期日休假制度，而有的银行业仍然登报声明星期日不休息。在他们看来，星期日休假，是让钱休息，与谋利相悖。
票号是中国的银行业，而且长期占据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票号之所以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工商业资本的作用，其决定的因素是依赖客户的存款，资本与存款之比，大约是1：10，即全体票号资本号称500多万两，而存款却有5000多万两。因为票号深知，自己的利润主要是靠放出存户的存款取得的，所以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存户提供提取存款和利息的便利，做到一处存款多处可以支取；同时，为了照顾存款户的利益，在存款未还本之前，允许存款户分阶段（一两月或几个月）支取利息，这又适应了“食利者”的需要。票号给予存户的方便，在那时账务完全靠手工操作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不待说，就是在当今电脑联网实现同域或全国通兑的时代，有些也不可能做到，如提前分段支取利息，这或许就是存款制度的变更。
日升昌票号开给存款户的票据分两种：一种叫存银折，登记存银数和付息还本事项；一种是票券和取利折，票券是存银的凭据，取利折则是记录历次支取利息数的。这两种折据，不论存银折还是取利折，平遥总号开出的，却可在其他分号支取（行话叫“代付”），再由平遥总号记入折据内。为了明白起见，举三个实例：
“孝友堂存银折”，光绪三十二年（19跖年）平邑日升昌记立。
九月廿日收借红封库平足纹银贰千两整，言明每月四厘行息，期至来年对日归还，无砝。
三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取付二千两上二十三个月利足银一百八十四两，付至本月廿日止，红封库平。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取付二千两上十个月红封平足银八十两，付至本月廿日止。
八月初一日取付二千两上二个月红封平利足银一十六两，付至七月二十日。
宣统二年四月初六日取付二千两上八个月利红封平足银六十四两，付至本年三月廿日止。
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取付二千两上十个月利红封平足银八十两，付至本年正月廿日止。
六月初三日取付二千两上五个月利红封平足银四十两，付至六月廿日止。
八月十七日取付二千两上三个月利红封平足银二十四两，付至八月廿日止。
壬子（民国元年）十月初九日取付二千两上一年利红封平足银九十六两，付至本年八月二十日止。
民国二年二月初四日取付二千两上四个月利红封平足银三十二两，付至阳历二年一月廿六日止。
民国三年一月廿一号取付二千两上一年利红封平足银九十六两，付至本年一月二十六号止。
“五福堂存银折”，光绪三十一年（1叨5年）十月平邑日升昌记立。
初五日收借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整，言明长年四厘行息，期至来年对日归还。无砝。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取还九九七平足银二千两，又付二千两上六个月利足银三十六两九钱二分。
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收借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无砝，常年四厘行息，至来年对日归汴清还，此批。
十二月二十七日取二千上九个月利足银陆拾两，汴号注，付至腊月初五日。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取二千上十二个月利九九七平足纹银捌拾两，广号代，付至十二月初五日。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取还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整，洋号代还。
又取九九七平足纹银壹百肆拾肆两四钱四分，洋号代，付自元年六月初五起至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利。
此折如数还讫作废。
“何自树堂取利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二十三日平邑日升昌记立。
冬月初五日取六千两上二个月利足银五十七两六钱，平市平。
元年四月初七日取二千两上三个月利足银二十八两八钱，付至本年正月二十日止，本银由陕用过，平市平。
同日取四千两上十个月利足银一百九十二两，付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止。平市平。
民国二年七月十一号取议平银二百两，由西安号用。
三年四月十八号取议平银伍拾两，由西安号用。
五月二十二号取议平银八十两，由西安号用。
八月六号取议平银四十三两二钱六分，由西安号用。
补宣统二年五月十四日取议平银二百两，原日有立永字据寄平存。
此折利银并本银如数算结，陆续使用清楚，票、折均撤销无事矣，此批。
以上列举的存银折和取利折，给予存款户的便利与实惠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存入时原定存期为一年，即“来年对日归还”，而实际上有的六个月即归本取息，有的则是几年期。由此说明，似乎对存款期执行并不严格，只要够月就可以，这就给存户用钱提供了方便。同时，不论提前还本，还是延期还本，执行四厘月息都是不变的。这与当今银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按活期付息，过期支取，过期部分按活期付息形成鲜明的反差，孰是孰非，由人们去评说。
第二，一年定期存款，或演变为几个月或几年期的存款，但都可以在还本前支取利息，既适应了“食利者”的需要，也为一般人提供了用钱的方便，是有利于扩大存款业务的。提前支取的利息，既有以往“上几个月”的利息，也有包括取息日以后几个月的利息。比如，四月初七日取4000两上十个月的利，却是“付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止”，提前支取的利息有三个半月。票号这种支付利息的方法，按说也符合核算的原则，运用存款放出款项已经取得利息收入，把存款人应得的存息付给，票号并不吃亏。如果像四月初七日即把至七月二十日的利息付给当然就有点吃亏了，但这总是个别现象。还本前允许存户多次支取利息，是中国古代或近代前半期银行业的传统文化，有无继承的价值以及对发展存款业务利多还是弊多，人们还没有研究得出结论。反正当代银行业不执行存款提前支付利息的办法，而一律是还本时才付息。存款到期前不付息，而当代银行业放款却是贷款不到期前却要按季计收利息，这与票号恰恰打了一个颠倒，合理与否，孰是孰非，应该评说。
第三，不管是存银折或取利折，都是日升昌票号平遥总号开出的，或者注明由汴号（开封）归楚，但存户却可在开封、广州、上海（洋号）、西安四个分号支取利息或收回存银。各分号代付的利息或本金，通过书信报告平遥总号，再由平遥总号记人存户的存银折或取利折。由此看来，各分号代付的利息和本金，并没有原始折据，而是凭总号书信或是存款人信用支付的，其难度比当代电脑联网的方式要难得多。即使如此，票号为了便利存户支取，再难再麻烦也是不惜的，其为存户服务的精神不仅可贵，也是当代银行业应该学习的。
4．乐善好施，绝不忘本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省全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极端艰辛，由于当时消息的传播非常缓慢，再加上交通不便，当全国各地得知山西境内严重遭灾的消息时，山西各地已是村落荒凉，饥民携子奔走，走到途中，往往全家饿死在道旁。
田野中，草根被挖绝了，树皮被剥光了。甚至有的饥民把石头磨成粉和土掺在一起，吃下去充饥。每天每时都有因饥饿死在路边的人，卖儿卖女的悲景随处可见，真是残不忍睹。
曾目睹山西旱灾惨况的外国人在其报告中说：“在这恐怖的峡谷中，夜间更无法通行，沿途到处是人畜尸骨，任何人只要倒下喘息或病死，就会很快被狼、狗和狐狸吃尽。”
据当时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在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有900万到1300万人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丧生。其中山西占相当大的比例。当地民谣有云：“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因为灾情极为严重，人口减耗过大，清廷指示全国各省全力支援，调集粮款，运往山西。各省官员接到指示，纷纷筹款、筹粮，设法火速运往山西。
而此时，遍及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尤其票商，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在商界中首屈一指。家乡所遭受的灾难，使他们再也无法安心地经营，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自己的父老乡亲。于是纷纷组织起来为家乡出力。
各大票号及股东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各家票号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元丰玖票号的东家孙淑伦为了救护乡亲先是出银一万六千两，此后又捐米数千担，真可谓雪中送炭。
山西票商在大灾之时博得了良好的声誉。乔致庸一人向家乡捐输3．6万两白银，在当地富户中表现很突出。曾国荃大加赏识，亲笔题写“福重琅环”的巨幅匾额相赠。乔家与此同时还开仓赈济当地百姓。
山西商人不仅捐钱捐粮，票商更承担了各省赈灾款的汇兑重任，如：平遥县令约请了蔚丰厚经理范凝晋协助办理本县救灾事务。范凝晋为平遥本地人，在平遥当地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范凝晋受县令之托，主持捐赈局，号召当地士绅捐款、捐物，挽救危难中的百姓。他在负责筹集钱物、粮食的同时，还尽量迅速地把食物分发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连续几个月的劳作，范凝晋却从不懈怠。有的同行对他如此热心公务感到费解，甚至以为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对此，范凝晋也顾不得计较。范凝晋以他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乡百姓，尤其是那些得到救济的乡亲们的尊重。
与范凝晋一起协办赈灾事务的还有日升昌票号经理张兴邦。张兴邦也是平遥城内人，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鼓动亲朋好友多多捐助。在张兴邦、范凝晋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平遥县的赈灾工作取得一定成绩，许多灾难中的百姓，因为得到了及时救助而存活下来，张兴邦为此受到地方官府的表彰，被赠予一块“急公好义”的匾额。
光绪三年的大饥荒中，山西票商中最早倡议捐款捐物的是协同庆总号经理刘庆和。刘庆和十分热心公益事业，地方官吏也对他十分器重，诸如修桥补路、组织团练、开设书院等，他都热心支持。在光绪三年和四年大灾荒期间，他首先站出来号召乡绅捐银、捐谷，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患难见真情”，不仅在山西本地的票商积极投入救灾行列，而且在全国各地分号的人员也为解救家乡的危难而奔走。时任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庄经理的是范家俊，他接受两江总督的委托全权负责募集赈款之事。范家俊四处游说，劝人捐银捐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筹集到十余万两白银。
与范家俊情况类似的还有温佩琛。温佩琛是平遥阎良庄人，长期在四川分号任职，与当地政界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光绪三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各省求助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感到十分为难，原因是当时四川地方藩库存储不多，很难提出较多银两支援灾区，同时对募捐工作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时手下官吏力荐温佩琛主持协办此事。温佩琛以故里情重，责无旁贷，慨然应允先由其票号垫借10万两，发往山西以应急。此后，温佩琛积极在四川士绅中筹募银款，陆续收到的赈灾捐款达数十万两。家乡人民的苦难，使有良知的山西商人无法专心经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报答这块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
在这场罕见的大灾难中，山西票商急公好义、慷慨解囊既体现了山西人良好的群体意识，又为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5．注重公道，为商不奸
一般商人往往见利就取，不顾其他，所以有“无商不奸”之说，但偷奸耍滑也许能得一时之利，却绝对无法长久维持。骗人只能使自己面对被顾客唾弃的困境。山西商人正是重视信誉的建立才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立于不败之地。
山西祁县乔家复字号仅在包头就有几十家店铺，经营范围广泛，其发达兴旺的局面维持长达二百年之久，票号、钱庄亦是其经营范围之一。乔家各处店铺在其东家的指导、督促下形成了自己诚朴、踏实的经营风格。有一次，复盛公油铺进来大批胡麻油，这是本地紧俏物品，一位自作聪明的伙计知道有厚利可图，往一桶油中偷偷地掺入劣质油，以为会讨得掌柜的欢心，没想到掌柜知道后大动肝火，立刻命其将这桶油倒出重装。此事一传出，在当地传为美谈，来复字号购货的人川流不息。
咸丰年间，乔家复字号面铺为招揽顾客，在售货时把斗称放大，十分加一，变相地降价销售，普通市民得知其中奥秘后，纷纷涌到乔家复字号购买所需物品，复字号财大气壮，薄利多销，充分占领了当地市场。
祁县乔家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它对于“相与”（即有生意来往的商号）的选择。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即宽容以待、真诚合作。“商场如战场”，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复字号绝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
1922年，包头市面上有名的财东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这两个商号还欠乔家复字号5万两白银，杨老五无力偿还，亲自到乔家请罪。当时的乔家主持人乔映霞，丝毫不予怪罪，反而竭力安抚。杨老五过意不去，当堂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此后乔家再也不提此项债务了。另外还有一件令乔家声誉大振的事被包头人到处传颂：大顺公毛店亏损倒闭时，欠复盛公现洋1000元，无力偿还。复盛公的经理去其店中取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就算了结。这种事情还不少，乔家经营的原则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这种了不起的商业精神在包头一带妇孺皆知，远近百姓都以能和乔家复字号交往为荣。复字号发行的钱票，当地人们看得比银钱还重。这种崇高的信誉自会导致财源大开，据说其他商号在开张之时都要获得复字号的承认方可营业，否则即使开张也门庭冷落，无法支撑门面。
就这样，乔家凭借良好的信誉牢牢地控制住了包头的市场。而乔家只是晋商的一个杰出代表。晋商信誉满天下，被世人所称道。
6．义利相通，修身正己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虽逐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成为晋商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敬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以义气为重，故敬奉关羽，把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著名皇商介休人范硫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欠83万银两皇银，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除此之外，晋商还非常重视修身正己。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山西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很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自身经商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故所选拔之人多为佼佼者，颇具重望。与此同时，山西商人还很重视勤劳节俭。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这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因此，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7．博大为怀，宽厚待人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和晋商群体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
博大是指山西商人胸怀宽广，眼光远大，善于审时度势，洞察机遇，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
宽厚是指山西商人宽厚待人，以义取财；善于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善于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只是一个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开店的东家。雍正、乾隆时期，尉家的主人尉佳瞄准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等民富物丰的地方，从山东、陕西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收购丝、茶转销内地，使家族的商业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随后一步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到新的行业当中去，扩大了经营范围。他家的商号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苏杭等富庶地区。经营品种也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成为了一个集团式的家族企业，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
以上是尉家博大的地方，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宽厚待人。尉家不但很尊重顾客，对待员工，也是平等宽厚，并为员工配备股份，让员工有归属感与荣誉感。
过大节的时候，为安抚商号员工的思乡心理，尉家每年请来家乡的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过年的时候，尉佳与家人还到各地的商号里去，顶替多年未回家的员工，让他们回家探亲。或者由商号出钱，让店员的家人到店员的驻处去，共享团圆之乐。
此外，尉家还注重培养员工的素质，为了提高员工素质，尉家出钱请私塾老师，教店员识字、算帐。其中，就有在扬州靠卖画度生的郑板桥。
尉家有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与他们博大宽厚的经营策略不无关系。
博大宽厚的精神还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并蓄，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于人。
山西太平王家是一家老字号。清朝初年，由王太来发家致富，此后一直业绩平平，到乾隆年间，其子孙王协中举，方始走向辉煌。
王协中举后，恪守家训，宽厚待人，不久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乾隆南巡时，王协承办接驾差务，礼待大贪官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相互排斥的夹缝中与人容忍共处。由于官声极佳，得到乾隆的赏识，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一跃成为大官，资政大夫有一个特点，亦官亦商，这意味着王协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
王协开始大展手脚，充分显示了一个商人后代的精明，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这一下，打开了王家发展的瓶颈。王协在两淮地区以及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在山西商帮中，成为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外商染指山西盐务的野心，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赏。他家有这样的成就与宽厚的风格不无关系。
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其做法体现了大柔至刚的经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