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盛及五百余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传统观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存有道：他们勤俭持家，艰苦创业；他们打破传统，主张学而优则商；他们分工协作，团队制胜，他们……。总之，他们关于企业生存的秘诀即使今天看来，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勤俭持家，生财有道
晋商经营天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无处不在，他们无时无地不是在市场风浪中拼搏。晋商历经拼搏的结果是，从明万历时的“非数十万不称富”到清代“百万者比比皆是”。但事实上，晋商之所以能纵横天下，并不是靠财雄势大，欺行霸市，其中主要靠的是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经营精神。
古往今来，许多成功的经营者，都十分注重节俭。商人们虽然积财数千万计，但勤俭既是经营的正道，也是修身、正己、立志、创业之精神的体现。“世事无奇，唯忠唯恕；治家有道，克勤克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尚书·大禹谟》中最有教谕。一国一邦的兴衰也往往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山西商人从创业到获取成功的极富时代，始终克守勤俭，留下了晋商俭约的美誉。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晋俗勤俭，养殖于外”，“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明末清初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到山西做过实地调查，他在书中这样评论山西：“昔人言：山西厥土硗薄，故发多贫；厥俗勤俭，故用仅足。”也就是说山西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促使山西人依靠勤俭维持生存的条件。
更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么恶劣的环境与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山西人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用暴力行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困境。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竟没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发源于山西的！即使是大灾大难之年也是如此。山西人把暴戾的破坏性心理化解成了节俭的民风，换来了三晋大地的数千年平静安宁。
山西人的节俭之风落实到了极处，即使对死人也是如此。山西人在埋葬亲人时，不是一人一墓，而只是分别男女异穴而葬，以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三晋富有的大户人家，也是没有宾客上门不上酒肉，爱打扮的妇人也不穿价格昂贵的丝绸服装，对可能的自然灾害始终保持着警觉。
明朝灭亡，清人入关后，山西人依然保持节俭之风，“国初，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即使中等人家，也要亲自做一些砍柴、挑水的杂活。即使是千金之家，从外表上看，也和贫寒之家没什么两样。
山西人身上，自然脱不开黄土地上民风民俗的影响。许多县志中记载当地“土风朴实，民性勤俭”，“晋俗之俭，自古而然”，“民勤耕稼，务蚕桑。男多商贾，女多纺织，士勤诵读”，“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尤尚商贾”，“山西民俗勤俭，古称唐魏之遗”，“晋省风俗朴厚，民间习于勤俭”，“非贸迁为业，即专事力田，一切非分之财，从不妄求”……有一个叫寻金材的商人，临终时还告诫其子：“他日苟有寸进，薄积当体。”清代山西的许多富商大家，还把祖先创业时的讨饭篮子、打狗棒、算盘、扁担、货箱、背褡子供奉在祠堂里，警戒后世子孙永远记住创业维艰，保持勤劳节俭之风。祁县乔家富倾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迄今犹存，不禁使人想到，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中，它对乔家子孙曾起过怎样的约柬作用。
山西商人的节俭之风还曾得到康熙的肯定。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在康熙看来，吴越州郡市肆被晋省商人占领的原因，就是他们勤劳节俭，善于积累所致。
勤俭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我，造福后代的本能，也是山西商人积累财富的有效途径，在晋商发迹的初期，山西人给省外人士的印象是“陋而实”，不尚奢华的风尚也确实避免许多浪费与挥霍，每当外省人讥讽山西人吝啬、小气时，山西人理直气壮的回答足：“说小气就小气，各人心中有主意。”这一点也显示出山西人的精明和有主见，而这在现代山西人中仍有遗留。
2．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晋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称雄500多年，除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外，更为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那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晋商中的创业始祖，除少数出身于旧官僚外，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不甘心于贫苦的生活，为谋求新生活而四处奔波。这些走向商路的农民，不惧千里跋涉之艰难险阻，不畏万里之外乡风、民俗、习性、语言之障碍，艰苦奋斗，积极进取。这些经商始祖，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们敢说敢干，敢作敢当，勤奋刻苦，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表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能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发迹致富后也不忘记，代代相传。如榆次车辋常家，从第八代常威经商开始，先从家里带了一些碎银两，带上前辈放羊用过的放羊鞭，徒步到了张家口，从小本生意做起，风里来、雨里去，数十年如一日，无事不求奢华。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辟了由南向北的万里茶叶之路，树起了对俄贸易的历史丰碑，成为当时很有名气的外贸世家。还有祁县渠家，其祖先渠济，原籍上党长子县，明朝洪武年间，带领两个儿子渠忠义、渠忠信，不辞辛苦，往返于祁县上党之间，倒贩土特产品，天长日久，经过多午的奋斗，有了点积蓄后，才在祁县定居下来。渠济去世后，忠义、忠信两兄弟仍然做行商，沿街叫卖。这样，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经营，到了第9代渠士重时，生意才逐渐好了起来，家道初步呈现小康景象，结束了摊贩生涯，在祁县城内开设了铺面。到清朝乾隆年间，第14代的渠同海，生意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5代渠映潢时，渠家成为较有名的商业大户。到16代渠长瀛时，已建立了四五十座商号，到17代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的商业进入了黄金时代。据传说，渠家商业字号总数达数百座，不仅经营商业、还投资金融业和工业，成为全国著名的商贾大户，祁县乔家堡的乔家，与常家和渠家一样。祖先也是一个很穷的人。在康熙年间，乔家商业的创始入乔贵发出生在乔家堡，他出生不久，父母先后去世，乔贵发寄食于舅父家，稍大后回到了乔家堡，靠出卖劳力生活，后来由于受不了别人的冷言讽刺，便离村到了口外。到口外后，先给人家拉骆驼，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但他有着超人的耐力，可以一天一夜不吃东西，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可以顶风寒雨雪，可以以风餐露宿，徒步跋涉几千里。后来有了点积蓄，才和一位姓秦的徐沟老乡开设了一个草料店，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以及零星杂货。由于他们同心协力，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苦心经营，草料店有了点起色。后来，不知何故，生意做不下去了，乔贵发回到老家种地，老秦在包头看摊子，维持门面。后来因为买卖黄豆赚了一笔钱，又将乔贵发接到了包头，办起了“广盛公”店，扩大了经营范围，增加了绸缎、布匹、副食杂货，也做粮盘、钱盘，还贩运马匹等。后来乔贵发的儿子乔全美接替了父亲的生意，他继承了父亲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并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到乔致庸时代，乔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不但办起了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商号遍布全国各地，还经营了280亩地的复盛菜园，创办了大德恒、大德通两个票号，发展成了晋商中的商业大户。并且在老家修盖了外观威严端庄、整齐高雅、内饰富丽堂皇的乔家大院。太谷曹家也不例外。曹家祖籍晋源县花塔村，始祖曹邦彦时迁往太谷，曹家的经商祖先曹三喜是曹家的14世玄孙。明朝末年，曹三喜不愿在他的老家太谷北洗村过穷口子，便到了辽宁一个叫三座塔的地方谋生。开始，他以租地种菜、种大豆为业，后来开始在那里磨豆腐养猪。由于曹三喜吃苦耐劳，为人又好，所以生意还不错。后来，他开始酿酒，进而又开起了杂货店、当铺、钱庄等。生意越做越红火，并在赤峰、凌源、建昌等地也建起了商号。到他的后代手里，曹家的商业逐渐扩大地盘，建立商号，在最兴盛时期，商业字号遍布全国各地。据初步统计，当时曹家的商业字号竟已发展到640多家，雇员达3．6万余人，资本达1000余万两白银。曹家最兴旺的一支所修建的“三多堂”（意为多福、多寿、多男），三座5丈高的4层楼，到现在依然巍峨地立在太谷北洗村，供人们游览参观。总之，无数山西商人，靠着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500多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足迹遍天下”，“海内最富”的显赫业绩，在中国的商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山西商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曾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据《东华录》中记载：“夙闻东南柯臣商大贾，号称辐辏。今联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在康熙看来，南方邢巾被山西人占领的原因，是由于山西人勤劳节俭私累的缘故。《康熙南巡秘记》中也这样说：“晋俗勤劳朴索。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3．学而优而商
山西商榆次县常家，在当地是无人可比的富商，即使在整个晋商群中也是赫赫有名，常家鼎盛时期南起福建、武汉，北至内蒙古和当时的外蒙古、恰克图、莫斯科到处都有常家开设的商号、票号，被推崇为山西商人中最早进军恰克图的外贸世家。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
常氏家规甚严，男子或商或学，或书法或医务均有所成，女子也脱离封建礼制的枷锁而读书学习。凡常家子弟严禁吸食鸦片，并刻有家训石碑，世代为戒。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在常氏兴盛的200多年中，其重商而不轻学，重学更不轻商，学为经商之才培养基础，商为求学之人提供条件，整个家族中没有商与学的界限划分，只有商学互补，商学互通，商学互长。
虽然常氏一门知名学者辈出，如常立教，既中举业，学贯经史、天文，地理尤佳，后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山西三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后自称“盛世遗民”，过着隐居生活。其子弟中亦有进入仕途者，如常运衡，以贡生任清户支部主事，后为袁世凯农工商主事，曾赴日本考察银行税务，回国后在中国银行任职，继任张家口银行行长、山东省银行佥办，直隶财政厅厅长、北洋众议院议员。但他并不醉心于官场功名，而选择“学而优则商”，使常氏的商号、票号代不乏人。如常威的儿子常万圯、常万达及其后代，几乎家家盖书房，设置家塾，延请省内知名举人、拨贡住馆授课，尊师重教，蔚为风气，但最终都弃科举而从商，随父至张家口创业，常万圯创立十大德称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为南常，二人虽未入仕途，却为常家200年的基业奠定了的基础。
继任常家金融事业的常立训，青年时本已读书有成，入选为贡生，并授封朝议大夫。但他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汁”的祖训，弃官从商，把所学知识用于商业经营。庚子之变时，常立训临危不乱，指挥若定，面对骚扰宜化、抢掠张家口的德国军队，他据理力争，胆略过人，终于保住了张家口常氏与晋商的大笔财富，被推为晋商领袖。1909年前后，他又审时度势，呈请清政府委任，挑起了常家两个票号、四个账局的重任。他常说：“人处其逸，我任其劳，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所以常立训立志继承祖训，以工商经营为致富的大业。
常氏虽以书香门第传世，但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对科举仕途本不热衷的观念迅速转化为学以致用，实业救国的新思潮。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五年，即1903年，常家率先废陈了私塾，设立新学堂，成立了“常氏笃初小学堂”，在当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鲜事。
从立私塾到办学堂，从学习八股应制文章到引进新学，紧跟时代的步伐，学以致用，主要目的不在于仕途显赫，而在于承继祖业，发展工商。说他们是“儒商”家族，也不算牵强附会。由于他们奉行一条“学而优则商”的原则，或弃官从商，或弃文从商，才使常氏家族写下了数百年久盛不衰的历史。
4．从小做起，小相公变成大资本家
晋商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内，既有出资开设店铺的大小资本家，大掌柜、二掌柜和三掌柜，又有管账、跑业务、管信、接待顾客的先生，但大多数是大小伙计，车夫、拉骆驼和做杂务的小相公。高高在上的只能是资本家和掌柜们，他们在店铺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剥削广大伙计的剥削者。掌柜们所以也属于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在店铺拥有一个小份额的资本和更多的人力股，具有双重性质，既被资本家剥削，又剥削其他伙计。、
但是晋商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论大小伙计，甚至掌柜和一些资本家，大多都是从小相公做起的。大多数都是从小相公熬成先生、掌柜，最后成为资本家，当然也有不少的人连小相公都做不好。这是因为做小相公是店铺中最苦和最低层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吃苦、不勤劳、不敬业，钱财上公私不分，那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商人，或早或迟总会被店铺辞掉。所以说，做小相公也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相公”一词，在古代是对宰相和他人的尊称。店铺中把刚进号学徒的少年称为“相公”，是取其贬义，类似古代的“男妓”，是专门侍候人的。如此低贱的行当，如果不能忍辱负重，甘居人下，肯定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对山西人来说要想做一个商人，就必须熬出相公这个阶段。
相公在店铺的工作，除每日打扫庭院、揩抹桌椅等极平常的劳动外，还要给先生、掌柜们倒茶、递烟袋、涮烟袋，更甚者要为掌柜每日铺床叠被、提夜壶、倒夜壶。所有这些活计，不是掌柜们吩咐去做，而是站一旁静观掌柜的举止，主动去做；掌柜们从这里考察相公是否有心眼和勤劳与否。掌柜们午睡，相公得守着，每日起早摸黑，没有消闲的时间。一旦杂活做过，就得静坐在那里练毛笔字、练打算盘。3年学徒期满，才能跟随先生们学做买卖、学记账、学写信。倘若在日常杂务中，掌柜们认为相公不机灵、不勤劳、不敬业，即使介绍人与掌柜关系好，那也会毫不讲情面地将相公辞退出号。
既然当相公如此低贱，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把有文化的少年子弟送去学生意呢？这里面有多层原因。在山西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去学生意，首先能把子弟培养为一个勤劳的人，机灵的人，守规矩的人，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商界是教养人的好地方，因为商界各项规矩都是很严格的。比如，商界不准假公济私，不准贪污，不准占别人便宜，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在店铺做个人生意和放账，等等。一个人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和家庭的人。凡望子成龙的人，无人不愿意送儿辈去学生意。其次，为着改善家庭生活，以至发家致富，也愿意牺牲小我而成大我。做小相公，店铺只管伙食，不管衣着，多数又没工钱；这样，在三年熬相公期间，不仅家庭没收人，还要为儿辈衣着花钱。可是当熬出相公成了伙计，就有了工资，若被派往外埠还有衣资；再过几年，如能熬得顶上生意，有了一厘、几厘的人身股，除工资外，遇账期还能分红，倘若是有才干的能当上大掌柜，人身股可增至一股（即十厘），那分红就更多了，确实可以发家致富。正由于从商的利益驱动，所以山西经商的人多，崇商习俗浓，商成了士农工商四民之首。
由做学徒当相公，渐渐有了积蓄，以至成为资本家和商界的头面人物，在山西人数颇多。这里介绍介休县洪山镇乔世杰。
乔世杰（1857-1911年），字英甫，介休县洪山人。兄弟二人，世杰居二。幼年不幸，襁褓丧父，六岁丧母。被外祖父家抚养，由舅父樊贡生教育成人。世杰少年就有远志，能书善文，十四岁就被舅父送到京师一家介休商人的店铺中当相公。学徒期满，十七岁成为伙计，在与商界交往中，才识益进。后来改就京城捐号事，并被委派成都办理捐务，件件办得井井有条，渐渐有了积蓄。
捐号，清王朝捐纳制度，即卖官的产物，是办理有钱者捐纳叙衔的中介性的商业组织。这种组织做的两种买卖：
一是取捐纳中的小费、平色等差额谋利。封建社会的官吏身份，一种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的，名为正途；一种是捐纳取得的，名为异途。捐纳，除举人、进士能捐得外，国子监生（简称监生）的资格，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钱买来的。有了监生的资格，就能再捐各种实职和虚衔。捐纳实职或虚衔，京官最高能捐到郎中，外官最高能捐到道员。虚衔是为不准备做实官，仅希望虚荣耀祖的人而设的。有虚衔就可以穿戴品官的服色、兰翎顶戴等。虚衔以外有封典，得到封典的祖父、父亲也都可以使用品官服色。
捐纳这种制度，无官衔之人可以捐纳，有官有衔的人也可捐纳。官阶低的靠捐纳能加高职衔或者升到高的宫次，受处分的官员靠捐纳可以抵消处分，被革职的官员靠捐纳能升复原官。总之，只要肯出钱，就可以取得一定的官位或官衔，说的难听就是“买官”。
清王朝为了搜刮民财，设有各种官衔捐银的数额及各项费用。如一个人要由俊秀捐纳监生，由捐号为他办理一切手续和领凭转照等事宜。按捐纳制度规定，俊秀捐监生折合正项银两106．38两，换照费银10两，加监照费银2两，但其中，除正项银以外，有许多项目捐号与捐纳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同时各省结费用不同，捐纳者并不甚了解，捐号更可以上下其手。这样，捐号收捐纳者银两多些，按规定交官府银两少于收捐纳者，就成为它的赢利收入，是它的一种生意。
另一种生意是做捐输者与未捐输而想得官衔者之间的中介交易。卖官制度，除自愿交银买官衔者外，清王朝遇事（如军费、皇差、赈饥等等）常常要绅商捐输，派至地方，地方再摊派至户，强迫大家捐钱。而清王朝这种本是无偿的捐银，只是为了奖励捐银者，按捐银多少给予不同的官衔。有的捐输者对官衔没有兴趣，想低于捐银数将其捐输应得官衔卖出换回部分银两，这是一面；另一面，有些在职的或不在职的有官衔之人，又想少花钱使官衔加高，成为买官衔者。有了这两种人——卖官衔者和买官衔者，捐号从中做中介人，或收取佣金，或低价买高价卖，获得赢利。比如，归化一位官员叫沈端卿，打听到在祁县办军赈，捐输有六万银两之多，他想买捐得衔，曾写信给祁县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为其察问有无卖捐的富户，“若各富户不愿请奖，似可移奖外人，省中诸友，怂弟购觅数千，得以过班”。高钰写信告他，“奈祁地暂乏卖者，惟闻太谷钱行有捐款数千，欲以三成转售”。可见，富户捐银一千，以三百卖出，捐号或以三成一二，或以三成五，转卖给买者，获得利益。
乔世杰既在捐号任事，熟悉捐号生意，投资资本不多，只要聘用几位熟悉捐纳业务又善于社交的人，就可开设字号经营。于是，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巡，各省水旱频繁，清王朝捐例大开之时，世杰意识到自己开捐号的时机已到，故辞去京城捐号之事，自己去成都开设捐号。果然，时来运转，不数月捐输者特别踊跃，捐号业务猛增，获利匪浅。由于捐号代办捐输，与地方大员交往，故而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敬服世杰有济变之才，长于理财。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商部令各省成立商会时，乔世杰被推为四川成都商会总办，与地方官交往更深。故又于同年与布政使许涵度、次帅赵尔丰两人合股，资本26万两，在平遥县开设宝丰隆票号，聘请宋聚奎为总经理，设分号二十余处。由于赵尔丰后又专办川滇边务，故宝丰隆票号的分号又设在雅州、打箭炉、巴塘、里塘、西藏拉萨，为其他票号从未去过的地方。
乔世杰财运亨通，又有声望。四川总督锡良奏准设立四川浚川源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世杰又被任命为浚川源银行总经理。
短短十余年间，乔世杰由自己开设捐号，到与许涵度等人合开宝丰隆票号，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又是成都商会总办和四川浚川源银行总经理，真可谓小相公熬到顶了。
5．各尽其出，各伺其职
晋商家族之所以能盛及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族内部兄弟团结一致，共同经营，各自从事的行业互相补益，决没有瞬间衰败的可能。
明代，山西大同府天城卫有薛氏三兄弟，他们分别务农、做官和经商，各尽其业，互补互益最终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
薛氏的祖先在明初被征兵入伍，征战多年，后来定居大同府天城卫。薛氏一家在大同，边耕边读，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而且人丁渐旺，仅四代之后就成了一个大家族，薛纶薛缨等兄弟三人就是第四代中佼佼者。
薛纶从小聪颖，记忆尤其过人。少年时同长兄一起在私塾读书，兄尚未读完一句，他已看过很多行，兄再读时，薛纶已经熟记，背诵如流。薛纶才思敏捷，数百言文章可立刻写就，且文采不凡。长兄对薛纶的才华深为佩服。便放弃学业，继承父业屯田耕作，资助薛纶读书，一心让薛纶成为薛家出人头地的人。薛纶在长兄自我牺牲精神的鼓舞下，越加发奋读书，常常深夜才睡，第二天天不亮又起床诵读经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隆庆二年（1568）登进土第，进入仕途。万历十年（1582），任陕西按察司副使。不久，辞官回籍。很多人都替他惋惜，薛纶说：“我很庆幸继承了祖先的产业，兄长种田，弟弟经商帮助我求学做官，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地位，我已经很满足了。”
薛纶的弟弟薛缨是两淮盐商。明中叶，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入在边疆屯田纳粮换取盐引的开中制度，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代替，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专纳米、豆、草束，依靠贸易盐引谋利。内商则控制盐场，进行交易或转售他人。由于内商处在支配盐的运销的地位，获利多，资本增殖快。所以，山西、陕西、安徽等地的大盐商，纷纷寓籍淮安、扬州，薛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居扬州的。
薛缨在经营中，善于根据市场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经营措施，资产越积越多。为薛家成为显赫的大家族立下了大功。
薛氏家产五世没有分开过，就是为了能让兄弟共同经管。自从薛缨经商两淮在扬州置产后，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人口。为了照管两地的子弟、田宅、奴婢等事，薛纶辞官后，经常往返于大同和扬州之间。可见，薛氏当时在大同和扬州的产业已相当可观。更可贵的是兄弟三人始终团结一心，从不因私利而吵闹，让世人既羡慕又敬佩。
薛氏一家，长兄务农，三弟经商，以资助老二读书。老二登进士第，得授高官。后又辞官回家，振兴家业，这种耕读商三业俱进互为增补的方式，有力地保证了薛家家业兴盛，历经几代不衰。
6．读书做官皆为经商
祁帮商人是山西商人中一支劲旅，而渠氏则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总资产达三四百万银两。
渠氏祖先渠济原来是个小本生意人，从上党肩挑潞麻、梨到祁县，再把祁县的枣挑回上党往返贩卖。他的三个儿子持之以恒，循环往复，居然有了积累，遂于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定居于祁县。渠家发展到第17代源字辈时，成为祁县有名的百万富翁之家。
渠源祯是渠氏商人中胆识过人的一个，他不仅是票业老手，而且长于官场的交往应酬。但与胡雪岩拼命结交清大臣左宗棠相比，他不轻易地与某官员结为生死之交，避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下场。虽然他也曾捐官买衔，先为资政大夫，后升为法部员外郎，也曾深研过刑律，但毕竟不是他的本行，只为他经商所助而已。他虽然受到过曾国荃的礼遇，曾随曾国荃驻兵东亭，为其管理军需，但他的理想与愿望在商场，而不在官场。与官府的大小官员的结交，不过是借官之威，壮己之势，目的是更好的抓住商机，发展自己的商号和票号，所以他看不起那些昏庸官宦，也不愿让他唯一的继承人渠本翘走入仕途，混迹于官场。
渠源祯的儿子渠本翘是渠氏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也是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26岁中举，为山西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渠源桢曾为此感到欣慰，商家子弟一样是仕儒根基，真为商家争了口气。四年后，渠本翘又会试连捷，中了进士，曾被清政府委任为驻日本横滨领事，仕途顺利。这在山西商界子弟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不过渠源祯看到儿子入仕途为官，与那些贪官腐吏为伍，则大不以为然，并不觉得有多大荣耀，倒是担心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商业会后继无人。
渠本翘的想法比之父亲更深一层，多方面的积累不但无损于经商，反而会有助于商业上发展。读书有什么不好？做官又有什么不好？读了书，做了官，可以使眼界更宽广，更能深通世故人情之道，更能把治国安民用人之道转化为经营谋略。为官亦可为商，只要恪守信义之教，官商之途便可相通。果然，渠本翘身在仕途却处处留心商务，最终还是以京官身份落脚于商务。
渠本翘除接管渠氏票号、商号外，还于1900年投资兴办双福火柴公司，建立了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1903年被派驻日本横滨领事时，以了解世界各国商务为己任，时时未忘商家本业。1907年，山西商人为抵抗英商独占三晋权利的侵略行径，成立了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被公推为总经理，承担起保矿护路保晋爱国的历史重任。
渠本翘从私塾到中举、中进士、入朝为官甚至远渡东洋，走的是一条仕宦之路，但做官不是读书的唯一目标。重学乃是重业的体现，重工商之业才会更重读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渠本翘眼界开阔，经营手段更高一筹，同时他更深深地懂得了读书对人生的重要性。1904年时，渠本翘与本县乡绅商定共同集资办学，他本人捐资2万余两，在祁县昭余书院旧址创办了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还附设蒙养学堂，是山西省最早的县办中学之一。1909年，开明乡绅孟步云在渠本翘的大力资助和支持下，力排众议，在祁县东门外创办了县立女子学校，这在山西省乃至全国教育界都属创新之举。此后，清廷还曾委任渠本翘担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后因山西保晋矿务公事务繁忙不得已于第二年辞职。当山西商人开始走向衰落的时候，渠家于弟和其他山西商人仍寄希望于教育，企望通过办学育人，培养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商业人才，重振晋商昔日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