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we are really trying to do is to think about thinking.

——BillMiller

一、我们一无所知

有一天，我把一个叫作苏格拉底的人堵在门口，问了他很多问题。

我从最近被困扰的具体问题开始问起：

为什么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银行、金融业，甚至人类会被科技取代吗？为什么曾经最安全的保护会变成危险的源头？为什么会有前途渺茫的不确定感？

后来不知不觉地过渡到了那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说，你开头问的那些具体问题，我只能给出暂时的，而不是终极的答案。因为这些答案，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今天能解释的，明天就不成立。有时候还没来得及回答，新问题又出现了，或者旧的问题变得更糟了。

你最后问的那三个问题，刚才进大门时，保安也问过我。这些是终极问题，它们会给你带来虚无感，当你对现实失望时才会想到问这些问题。

我的最佳答案，跟回答保安的是一样的：你是当下的状态点，从上一个状态点来，再向下一个状态点进发。

最后，他建议我，不要总问哲学问题，还不如去寻求其他帮助，比如做一个梦并解析它。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一律归类为例外或反常（anomalies）。

我很不满意，这太语焉不详了。果然跟人家说的一样，苏格拉底总是一副“一无所知”的态度，哲学家们总喜欢来这一套。

他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不知自己运用的是哪一套。

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想不明白的时候，我会求助于两类人群：

一类是家庭主妇们。

她们从葱姜蒜中剁出来的生活哲学，可以容下世间万物的道理。她们还种得一手好韭菜，知道什么时候该整齐地割下来；还能解释为什么猪会飞上天，或者为什么有黑色的天鹅出现。

另一类是做对冲基金的人们。

不是我什么事都想往金融上扯，只是因为他们的投资哲学，经常同人生哲学高度一致。

这类人，有些是风云人物，大家可以从《人民日报》上认识他们。他们能连续准确判断市场走势十次以上，能预测明天的报纸头条。他们做的事情，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在遵循自然规律，或者数学、逻辑学、精神分析学原理等。

他们就像《冰河时代》里的松鼠，永远歇斯底里地搜索那颗橡果，寻找投资机会。看起来总在不断试错、怀疑、练习的重复中折磨自己，永远在跟自己的逻辑战斗；但每次都是他们，就是他们，导致冰川巨变。

他们还都是哲学家，喜欢研究人性。

因为只有强大的逻辑才能认清人性；只有认清人性，才能驾驭噪音；只有驾驭噪音，才能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决定，战胜不理智的市场（irrational market）。

对他们来说，长期清晰的投资哲学，比暂时正确的决定更重要。就像苏格拉底说的，任何当下具体的决定，都会随外部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而只有投资哲学，才能在黑暗中，逼出噪音，逼退情绪，帮你回归真正正确的决策。

波普尔（Popper）用一双“药里有苍蝇（there is a fly in the ointment）”的眼睛，来看待所有问题。

他好像看谁都不顺眼，于是把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批判了个遍。

他有一位推崇者，叫作索罗斯，似乎就是为了倡导他的思想而活着。索罗斯继承怀疑精神，用“反身性”把均衡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和随机漫步理论都否定了个遍。否定的结论，就是市场永远都是错误着的，永远都处在非理性阶段。他利用这些错误挣了很多钱，并且在错误被纠正之前迅速离场。

波普尔思想的核心是“真伪不对称”——真没办法被证明，只有伪可以被证明。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证明“所有羊都是白色的”，而只要出现一只黑羊就能推翻此结论。

它同样适用于如下假设：“中国经济是一架永动机”“债市零违约”“互联网+都市创新颠覆”。只要一个低于7%的GDP增速、一张债市上的奇葩公告、一个跑路的P2P，就能推翻上面的所有理论。

波普尔建议我们，对一切问题采用试错法：大胆假设，不断地寻找“药里的苍蝇”，再对假说进行修正，不断重复，直到将最初的假说全盘否定。

这就是对冲基金们一辈子在市场上不停重复的“Trialanderror”，也是我们这一生不断跌倒和爬起的过程。因为试错法是没有止境的。

蒙田也喜欢怀疑，反对盲信。他的口头禅是:“我知道什么。”

他说自己在饭后与饭前判若两人。说肉体、文化、知识、准则、道德观念也许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正确。但是当面对焦虑、混乱与茫然时，要做自己精神的主体。对真相一清二楚，但心不受影响，顺境中不欢喜，逆境中不悲伤。

了了分明，如如不动。

茨威格说，读蒙田的人，不能太年轻，不能没有阅历，最好经常被打击，体验过各种失望。这样的人，除了荒野猎人，就只有已视市场波动为家常便饭的人了。

比如量子基金的操盘手尼德霍夫（Niederhoffer）。他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喜欢挖掘统计数据中的不规则现象，把它们收集起来，再拿去套利。受蒙田启发，他觉得任何“可测试”的东西都应该去测试一下。一旦测试出同常识相悖的真相，也不用大呼小叫，只要淡定地下大注即可。他的行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行业——统计学套利。他写的书《投机者养成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启发了另一个做对冲基金的人，帮助其升华了交易风格。

这个升华，就是“看好后市却依然下注空头”的扭曲行为。他说这样做，是因为没人愿意相信的极端的小概率事件总会发生。我们总会看到一些颜色很奇怪的鸟类；在这些鸟类身上下注，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他就是《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泰勒斯说，是认识你自己。

尼采说，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

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投资者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连续十五年击败标普500的比尔·米勒说：我们该做的是去努力思考“思考”这件事，去找自己认知体系中的基石投资者。

看来苏格拉底是对的，想不明白的时候，除了问别人，最好还是多问问自己。

二、在未知中做决策

“舰长，要不要马上行动？”小强焦急地问道，“声音越来越近了！”

“小强同志，不要激动，再仔细听听。”

小强重新戴上耳麦，各种噪音又响起来。

在杂乱无章的频段声波中，一个幽灵般的声音若隐若现，像老鼠磨牙，像鱼群说话，又像机器引擎在震动。

舰队刚进入海峡巡航时，声纳兵小强就发现了这可疑的声音，并判定此不明物体极有可能是敌方潜艇。全船官兵都很慌张，如果真是潜艇，那敌人随时可能放鱼雷。

舰长拿过耳麦戴上，紧闭双眼，就像电视连续剧《听风》中的地下工作者阿炳一样，用超人般的无线电侦听技能，判断声音的来源。

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说：这是条海豚，打肿了脸也变不成核潜艇。

大家惊叹，舰长，您是怎么辨识到的？

舰长轻轻吐出四个字：听而不见。

无论是导航、警戒、探测，还是反潜，想在漆黑的深海里看清

楚一切，比收集各种声波更重要的是对无关噪音的隔离。我不是千里耳，只不过能将“噪音（noise）”和“信号（signal）”分辨清楚罢了。

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何种未知，这都是做决定的关键。

另一位舰长，掌舵数亿美元对冲基金，在一片更难捉摸的海域里摸索，分分钟都有触礁翻船的可能。

舰长名叫拉里·埃德尔森（Larry Edelson）。

在掌舵前，他研究人类文化学，探索世界上各种原始部落文化。他还观察天气，研究农耕模式和部落生息繁衍。他发现在每个如小卫星般散居的部落里，都有一个确定的经济活动周期、一个完整的循环。无论人类社会进化到何种程度，这种循环规律同原始部落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噪音”变得越来越多。

就在他准备成为人类学博士时，突然发现自己基本处于破产状态。

考虑过后，他觉得再这么学下去，估计会穷一辈子。于是转头去了华尔街。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市场一片肃杀，没有任何方向，只有几个关键词——石油危机、滞胀、货币体系崩溃、股市崩盘、铁腕沃克尔。

他摸进了一家迷你对冲基金，接过老板给的一千万美元交易资金，第一次看到了交易屏幕，摸到了一键定生死的键盘。

手里攥着钱，心里却毫无头绪。于是他把每天的报纸从头看到尾，再从尾读到头；像八卦记者一样打听各种小道消息，没日没夜地研读专家的经济分析。然而这样并没有提升他的交易成绩，他所有靠消息赚钱的交易都亏得一塌糊涂，让人不忍直视。

有一天，他突然醒悟：新闻只有在发生之后才会出现在报纸上。

靠报纸上的新闻来做交易决策，就像盯着后视镜开车，对前方路况的辨认没有任何帮助。原来自己一直都在用噪音勾画未来。

顿悟之后，他卖掉电视，屏蔽专家；像潜艇舰长一样，开始寻找“噪音”中的“信号”——从地缘政治、历史周期，到人类心理，开始重新寻找循环规律。

他首先瞄准了黄金。

他认为黄金是人性的镜子，从里面映射出的是人性的嬗变——“黄金是宙斯之子，蛀虫和铁锈都无法侵蚀之，但人类的灵魂却轻易被之腐蚀。”伴随着人性从贪婪到恐惧，从迷恋到纷扰的循环，黄金的价值也在“乱世中的保护神”和“盛世中的祸端”这两个极端中起起伏伏，循环往复。

时机终于到了。

1983年，苏联大旱，政府卖掉大量黄金储备去换美国小麦。他抓住机会，成为每天20亿美元交易量的黄金做市商。

紧接着，在黄金走势的两个大波段——1980—1999年的漫漫熊市和1999—2011年的黄金牛市——他在最低点和最高点将仓位精准逆转，两个时点分别选在1980年卡特宣布维持美国强权和“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拉开放水大闸之时。

这两次踩点之精准，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四季更换，昼夜交替，潮起潮落，月落日出。天地有循环，经济亦有周期。

在这往复的循环中，有四样东西永不会改变：恐惧、贪婪、爱和恨。

人类群体行为被这四种力量推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恐惧到贪婪，由爱及恨，循环重复。体现在经济中，贪婪生成泡沫，恐惧使之破裂；体现在政治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四股力量作用在无生命但有价值的事物上，比如黄金、石油、货币、股、债，使每个市场有了自己的心跳和心率，并互相影响。在循环的某个时点上，总有人觉得自己可以把这条曲线熨平，或者把曲线反过来画。而这些规律就像弹簧，越被冲击，就越以更大力量反弹。

于是便出现了噪音和波动。

除了拉里·埃德尔森，历史上还有很多人，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循环，来屏蔽噪音。

比如一位苏联经济学家，他画出了一条五十年长波（long wave），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盛衰周期。可惜生不逢时，被斯大林冠以“地主教授”之名，以企图破坏国家计划经济之罪名，关了八年，之后被枪决。

后来熊彼德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此周期理论——康克狄夫大波浪（Kondratiev waves）理论。

马丁·阿姆斯特朗(Martin Armstrong)则对数学走火入魔。他从1683年到1907年的224年历史数据中，找出了26次金融崩溃；再简单粗暴地用224除以26，得出8.615384615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平均每8.615384615年(约3144天)，就会出现一个金融崩溃周期。

他接着开脑洞：3144天是π（3.14）的约1000倍，所以此规律应该叫作“π循环经济周期”。

用这个循环，马丁预测出了1987年的股灾和2011年美国股市上升周期的开端。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赚钱，就以欺诈罪被送进了监狱，周期都结束了才被放出来。

无论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这一定是大数据的时代。

这是一个“噪音”比“信号”增长更快的时代——有数据显示，80%的新闻和90%的朋友圈消息都是“噪音”。

在这个庞大繁杂的体系中，我们看待世界就像盲人摸象，能用来作决策的变量极少——您知道的不一定就是您知道的。如果错把噪音当成信号，它们就会像污染水源一样，蔓延至所有的信息途径。接下来，我们的辨识能力就会逐渐弱化，越来越看不清整头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

要在这个时代生存下来，每个人都要变成“听风者”。学会在噪音中寻找信号，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在寻找自己信仰基石的过程中，有人迷信专家，有人皈依宗教，有人读新闻，有人投靠了大数据。因为组织和数据总不会骗人吧。

但是波普尔认为这种寻求“知识基础”的行为，只不过是人类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需要。

或许真理确实存在，但人性永远会被主观和不理性左右——噪音永远无法被清除。在越来越嘈杂的噪音中，只有那四个信号永远不变——恐惧、贪婪、爱、恨。

我妈就是一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高手。

遇到不好的新闻，她也会先担心。但是几分钟后，她会拿起篮子上街买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对她来说，任凭世界风云变幻，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尽在她掌握之中。今天能买到新鲜活鱼，就能改变今晚的伙食；能改变今晚的伙食，就能改变未来的伙食。

一切事物的本质就是当下的生活。一切尽在她眼皮之下、控制之中。

三、算命先生

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停止偿付外债，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当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派研究员一名，深入一线，调查一位基金经理。

问：墨西哥违约，您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答：做空智利。

研究员大惑不解：“违约的是墨西哥，衰退的是巴西，朝令夕改的是阿根廷，钱贱如纸的是委内瑞拉。只有智利规规矩矩，为何偏偏做空它？”

第二天，智利比索高空跳水。

2011年，美元对卢布1:28。

2015年，卢布一年内贬值60%。我在泰国的师父，于年中飞抵俄罗斯，出入各大银行，开户买入卢布和银行股。一个热带人，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蹲点整整一年半，不离不弃。

2017年，卢布大涨。俄罗斯政府债成了对冲意大利的避险资产。为什么这世界上总有人像算命先生一样，能预测多数人的“共识”，先走一步？

回到前面做空智利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当大家拿起报纸，看到墨西哥违约的头条后，不会去卖墨西哥，而是卖拉美基金。

只有大钱才能单挑出一个国家来买卖，韭菜只能上基金这条大船。当浪起船掀时，情绪波动最大的散户们，是没有能力挑出烂鱼、只带着新鲜皮皮虾走的。于是同在一条船上的智利，当然会被做空，虽然它什么也没做错。

只要抢在这之前做空它，再抢在错杀被发现之前抄回即可。

所以这位基金经理虽不会算命，但有一双能发现“错杀”的眼睛。

过去27年，卢布贬值程度以万倍计；2015年油价每桶跌破40美元，卢布跌去六成，经济十年来没这么衰退过。但俄罗斯人表示压力不大，没有到银行挤兑美元，富豪还主动向国内汇美元，支持普京稳定货币。

跟俄罗斯相关的所有投资，前后左右都是死胡同。只剩下向上一条出路。

所以我师父不会算命，但是有一只能判断风向的鼻子。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撂倒英镑，约翰·保尔森做空次贷泡沫时，“对冲”和“杠杆”都已无必要。因为舆论已崩，最后一刻的踩踏没有逻辑。保罗·都铎·琼斯在1987年大崩溃和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后落井下石，反向获利。他们靠的都是对人性的基本判断。

这些乱世枭雄们不会算命，只是高度重视人性的可怕，善于根据情节发展灵活应变而已。

他们虽然不会算命，但都爱读历史。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据很多史料记载，人类集体无脑时刻，结果必然一地鸡毛。历史不是自然科学，它跟艺术和哲学一样，都是折射人性的镜子。

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有过精彩总结：

“人”，是天文时刻中的一瞬，是地球上进门就走的过客，是物种的细胞，是种族的接穗，是一个由身体、性格和思想搭起的积木，是家和组织的一分子，是信仰的追随者或怀疑者，是一个经济单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是一支军队里的士兵。

以此对应：“历史”，就是分别在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道德、宗教、经济、政治和战争中，来解释“人”显露出的本性、做过的事和对未来的预期。

那些“算命先生”们，靠读懂人性，来听辩噪音。

话虽如此。靠人性来分析一个声音是信号还是噪音，只是1.0时代。在2.0时代，首先得判断这声音是真是假。

在2.0时代，声音并非来自广场、公园和小酒馆，无需聚众，只需一台手机。人性和人发出的声音，相互加强，互为因果，望尘僄声，皂白难分。

在2.0时代，我们不会走寻常路，我们也不会不走寻常路。

我们连路在哪都不知道。

虽然至今仍无充分事实证明，在2.0时代，算命先生们依然能拨云见日，但杜兰特坚持认为：人性不变。他甚至怀疑人类究竟有没有进化。只不过在2.0时代，“真”和“假”，也许没有“您相信什么”重要。

如果您觉得这样理解有点抽象，那我用一个穿越小故事来解释一下：

罗马神话中，有位法玛女神。她拎着两个喇叭，一个传播真相，另一个传播谎言。而传播什么，由为谁传播、为何传播而定。

这天，女神看到恺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在一起吹牛。

恺撒说，如果我有苏联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欧洲；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有苏联的飞机，我就能征服世界；拿破仑说，如果我有《真理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滑铁卢。

女神听罢，把一只喇叭送给了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