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对我说:“现在学校的教授国文,殊不得法,因为他们既不肯放弃,又不能深入。依我看:不研究旧文学则已,既研究,就要求其深入,多用功,多读书,否则不如其已,省些功夫下来,用在别种科学上。把现在拘文牵义的见解,一扫而空。行文老实以口语为主,写在纸上,就成文字。各人所治的学术不同,所就的职业不同,有些人,是终身得不到旧文学之用的,而似通非通的旧文学,亦决无用处。选读数十百篇古文,摘讲若干章《论语》《孟子》、若干段《左传》……其结果还是和不读一样,功力真是浪费。”
这一段话,我深表同情。古语虽不如外国语之难学,然因时间相睽隔,学起来,毕竟亦有相当的困难。真通古语的人,必能径以古语为其思想之表象,不必要译成今语。如此,读古书才能真通;做古典文也才能真通。此其原因,一半由于个性,一半亦由于生活。在科举时代,读书的人所读的全是古文。其结果,大多数人还是不通。所以我们现在,虽不必像欧洲人,于希腊文、罗马文之外,别造出新的民族文学来,然把现代语和古语分开,把学习古语视为专门之业,这种道理,是不能不要求大家都了解的。若能如此,则现在所谓“写别字”、“用错字眼”、“句法不通”、见了极普通的古典成语而不懂,大家以为笑柄的,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超出乎口语的范围以外,根本非多数人所该通。如此,所做的文字中,不过搀杂古文的成分减少些而已。其内容的精湛,还是会随着其学识而进步的。文学的趣味,亦仍能随口语而发挥尽致,不过见解陈腐的人,看得不太入目而已。世界总是进化的。这是决不该也决不能以少数人的偏见而阻遏的。但教授国文,却不大容易了。句法、篇法,会说话时早已学得,亦即随其说话的进步而进步,根本不大要学。只要把现代文字,选好的给他看看,大略讲讲,写出来的文字,只要替他略为修整即可。除掉低能的人,决不会做出全然不通的文字来。这正所谓“师逸而功倍”。而如现在的所为,则不啻“师勤而功半”。所以并非国文难学,只是国文的教学法太陈旧了。
人们意见的陈旧,有些地方,是着实可惊的。如到现在,还要维持毛笔,反对钢笔,便是其一端。我在战前,以一元半法币,买了一枝自来水笔。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九日,佩在身上,跑到孤岛来,到现在,已近四年了。虽已不成其为自来水笔,然蘸了墨水仍可写。这枝笔,我在战前,已用过相当的时间了。假使能用五年,则每年所费,不过三角,而用毛笔,则在战前之价,是每月一元,其相去为四十倍。毛笔诚有其优点及特殊的用途,非钢笔所能代,然大都是有闲阶级才要用、才能用的。非毛笔不能作成,或虽作成而不能优美的作品,大多数人,本来无缘享受,此乃眼前铁一般的事实,岂能否认?以极烦难的手工制品与机器所制之品竞其价廉,以毛和麻与金属材料的笔头竞其经久,何异夸父逐日?若说“这是优美的,值得保存的”,则现在有这优裕的生活么?如德国,如苏联,甚至现在还在隔岸观火的美国,岂能放下武器的制造,而从事于制造美术工具呢?况且毛笔写的字,只是美术品的一种,焉知用别种工具不能造成有同样价值的美术品?秦以前的古文籀篆,均非毛笔所书,何以后人亦视为美术品呢?
有人说:“读外国书要通外文,不能靠翻译,读中国古书,岂能反靠翻译?”这是不错的,但要承认这句话,先得承认古书为人人所必读而后可。这本非事实所能,已如前文所述,而亦非事实所必要。以为必要的人,不过以为“做人的道理”,“立国的精神”,都在古书里,所以不可不读。其实此二者是当受最新的学术指导的。读古书,我们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好处,亦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害处。甚至两者比较起来,中毒的副作用,还较营养成分略多。此理甚长,当别论。
(此篇为刊于1916年2月《中华学生界》第2卷第2期、
1941年《文林》月刊第3期、
1941年11月《中美日报》和
1945年11月《知识》杂志第5期的部分内容的合编,
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