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对我说：“现在学校的教授国文，殊不得法，因为他们既不肯放弃，又不能深入。依我看：不研究旧文学则已，既研究，就要求其深入，多用功，多读书，否则不如其已，省些功夫下来，用在别种科学上。把现在拘文牵义的见解，一扫而空。行文老实以口语为主，写在纸上，就成文字。各人所治的学术不同，所就的职业不同，有些人，是终身得不到旧文学之用的，而似通非通的旧文学，亦决无用处。选读数十百篇古文，摘讲若干章《论语》《孟子》、若干段《左传》……其结果还是和不读一样，功力真是浪费。”

这一段话，我深表同情。古语虽不如外国语之难学，然因时间相睽隔，学起来，毕竟亦有相当的困难。真通古语的人，必能径以古语为其思想之表象，不必要译成今语。如此，读古书才能真通；做古典文也才能真通。此其原因，一半由于个性，一半亦由于生活。在科举时代，读书的人所读的全是古文。其结果，大多数人还是不通。所以我们现在，虽不必像欧洲人，于希腊文、罗马文之外，别造出新的民族文学来，然把现代语和古语分开，把学习古语视为专门之业，这种道理，是不能不要求大家都了解的。若能如此，则现在所谓“写别字”、“用错字眼”、“句法不通”、见了极普通的古典成语而不懂，大家以为笑柄的，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超出乎口语的范围以外，根本非多数人所该通。如此，所做的文字中，不过搀杂古文的成分减少些而已。其内容的精湛，还是会随着其学识而进步的。文学的趣味，亦仍能随口语而发挥尽致，不过见解陈腐的人，看得不太入目而已。世界总是进化的。这是决不该也决不能以少数人的偏见而阻遏的。但教授国文，却不大容易了。句法、篇法，会说话时早已学得，亦即随其说话的进步而进步，根本不大要学。只要把现代文字，选好的给他看看，大略讲讲，写出来的文字，只要替他略为修整即可。除掉低能的人，决不会做出全然不通的文字来。这正所谓“师逸而功倍”。而如现在的所为，则不啻“师勤而功半”。所以并非国文难学，只是国文的教学法太陈旧了。

人们意见的陈旧，有些地方，是着实可惊的。如到现在，还要维持毛笔，反对钢笔，便是其一端。我在战前，以一元半法币，买了一枝自来水笔。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九日，佩在身上，跑到孤岛来，到现在，已近四年了。虽已不成其为自来水笔，然蘸了墨水仍可写。这枝笔，我在战前，已用过相当的时间了。假使能用五年，则每年所费，不过三角，而用毛笔，则在战前之价，是每月一元，其相去为四十倍。毛笔诚有其优点及特殊的用途，非钢笔所能代，然大都是有闲阶级才要用、才能用的。非毛笔不能作成，或虽作成而不能优美的作品，大多数人，本来无缘享受，此乃眼前铁一般的事实，岂能否认？以极烦难的手工制品与机器所制之品竞其价廉，以毛和麻与金属材料的笔头竞其经久，何异夸父逐日？若说“这是优美的，值得保存的”，则现在有这优裕的生活么？如德国，如苏联，甚至现在还在隔岸观火的美国，岂能放下武器的制造，而从事于制造美术工具呢？况且毛笔写的字，只是美术品的一种，焉知用别种工具不能造成有同样价值的美术品？秦以前的古文籀篆，均非毛笔所书，何以后人亦视为美术品呢？

有人说：“读外国书要通外文，不能靠翻译，读中国古书，岂能反靠翻译?”这是不错的，但要承认这句话，先得承认古书为人人所必读而后可。这本非事实所能，已如前文所述，而亦非事实所必要。以为必要的人，不过以为“做人的道理”，“立国的精神”，都在古书里，所以不可不读。其实此二者是当受最新的学术指导的。读古书，我们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好处，亦不能否认其有相当的害处。甚至两者比较起来，中毒的副作用，还较营养成分略多。此理甚长，当别论。

（此篇为刊于1916年2月《中华学生界》第2卷第2期、

1941年《文林》月刊第3期、

1941年11月《中美日报》和

1945年11月《知识》杂志第5期的部分内容的合编，

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