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最美的总是自然的，人工做出来的，无论如何精巧，总不免矫揉造作，有些斧凿的痕迹，所以论文要以天籁为贵。天籁是文人学士，穷老尽气所不能到的，因为这不是可以用工力的事啊！姑以四首民歌为例。“高田水，低田流。伯母叔母当曙上高楼。高楼上，好望江。望见江心渡丽娘”，在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叙事，然而所适非人之意，已寓乎其中，此即古人之所谓比兴。比兴之所以可贵，乃因其意在此而言在彼，可以避免直接的过分的刺激，而且能引起丰富的想象。此义原非诗人所不知，后世的论诗，也贵寓言情于写景，而不贵直率言情，就是为此。然而文人学士做起来，能如此之自然么？这就是天籁和人籁之别。“头上金钗十八对，脚下花鞋廿四双。金漆笼，银漆箱。青丝带，藕丝裳”，读来觉得非常绮丽，然而极其明白易解，绝不要用什么字眼、古典涂泽，此乃所谓不着色之艳。只有不着色之艳，浓淡能恰到好处。用字眼、古典涂泽，好的也不免失之太浓，有意求声希味淡，又不免失之太淡了，这也是人籁不及天籁之处。“问鸳鸯”以下，音节突然短促。凡是短促的音节，总是含有悲愤凄楚之意的。此调用于此处，恰甚适宜，这也是天籁。有一位化学家对我说：“中国文字的程度低极了，万万不够用的。”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即以颜色字论。现在的颜色，奚翅数百千种？中国却只有青、黄、赤、白、黑等几十个字，如何够用呢?”我说：“你怕调查错了古话了罢？要晓得中国的颜色字，共有几个，是不能专据字书的，请你到绸缎铺子里去看看有许多颜色字，单看字书，是不会知道他有颜色的意义的。如妃字湖字即是。”他说：“虽然如此，比外国还少得多。”我说：“这是由于中国的颜色比外国少，不是语言的贫乏。倘使有新的颜色产生，或者输入，中国人自然会替他造出新名词来，用不着你着急。”他的意思，到底不很信。从前有一个人，对一位英国的贵妇人说：“伦敦人头发的总茎数，一定比世界上的总人数为多。”贵妇人虽不能驳他，却总不很相信。这位化学家，也未免有些像这位伦敦的贵妇人了。这些旁文，且不必说它。“藕丝裳”的“藕”字，在古典主义的文学中，就不能用作颜色字。如其用之，那也是参用白话的，决不是严格的古典主义文学。遇到此等情形，自然的口头话，做古典主义文章的人，就不能说；要说，也要遵守许多规律，不能自然地说了；这是天籁、人籁之所由分。第二首中，“咸鱼腊肉不见面，苦珠蚕豆当干粮”，咸鱼、腊肉是两种实物，苦珠却无其物，只是用来形容蚕豆的，两物还只是一物。用文人的格律评论起来，一定要说对得不匀称了。然而读起来绝不觉其不匀称，这亦是天籁的自然之妙。可见得文人学士的格律，有些是自寻窄路的。诗的好处，全在乎怨而不怒。一怒就伧父气了。“长竹枪，枪枪起，枪脱媒婆脚蹯底；短竹枪，枪枪出，枪破媒婆背脊骨”；可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而读来仍觉其怨而不怒。这是因为竹枪并不是杀人的凶器，而只是小孩的玩具。用竹枪去刺人，根本只是小孩儿无意识的话，听来并不使人精神紧张，而反觉得有些滑稽的意味，就不致有累美感了。这也是言语自然之妙。

第三、四首，都是无所指的，可以随意解释的。第四首显而易见，无待辞说。第三首，若用旧时说诗的法子说起来，“丁丁头，起高楼”，我们可以说：喻自处之洁也。“高楼上，织丝绸”，喻靖献之勤也。“丝绸织得三丈八”，而不过“送去哥哥做双袜”，卑以自牧也。“哥哥自有黄金带，嫂嫂自有緮罗裙”，送去做袜的丝绸，必不见省录矣。疾君之蔽于亲昵，不察疏远之行也。“緮罗裙上一对鹤，鹤来鹤去鹤到丈母家。丈母**红绫被，阿姨**牡丹花”，伤君为近习所蔽，耽于游乐，失其威仪也。如此解释，固然决非作者的意思，然而在君主时代，行吟泽畔的孤臣，却不能禁其不作如是想，此即所谓诵义。于此，可以知道《小序》致误之原。缘古人好谈政治，歌谣本不关政治的，念到他们的口里，都发生出政治上的意义来。一变，就说做诗的人也是如此，把诵义变成了作义。再一变，就把什么人为什么事而作等等，都附会上去了。所以致误总是逐渐的，非一朝一夕之故。

有人说：“你既赞成天籁，天籁是要使用口语的，为什么你又不赞成白话诗呢?”殊不知诗是源于歌谣的，歌谣和普通的语言，根本是两物，不是一物。现在的白话诗，只是语言的调儿啴缓一些的，根本只是散文，至多有些像赋，决不会发达而成为诗。把他和民歌比较，就显然可见。现在的民歌，和二千多年前的乐府，还显然无甚异同，可见得一个民族，口中歌唱的调儿变革之难。老实说：倘无外来的新物事搀入，怕其变化的速度，要缓慢得出乎想象之外的。几千年的时间，真算不得什么。中国人歌唱的调儿，只有诗到词是一变（词之仍原于诗者除外），曲和词还只是一物。词的来路，乃是外国音乐的输入。外国的音乐，其根本，就是外国人所歌唱的调儿。现在外国的音乐，为中国向所未有的，正在逐渐输入，新诗体自有产生的可能，不过现在提倡新诗的人所走的，却不是创造诗体的路。

文人学士所做的诗，虽然把天籁失掉了，却亦有其不可掩之美。其一是精工。这是代表人工美的，恰与天然美对峙。其二是诗境的扩大。即歌谣中所不曾有的意思，未说及的事物，它都有了，这不能不说是技术上的进步。所以文人的功力，也不是白花的。不过话太说得尽了，就觉其意味浅薄，因为所刺激起的想象少了。雕琢过于精工，亦不免要因此而牺牲真意。西昆体和江西派的诗，终落第二义；近代人竞学宋诗，到底无甚意味，而如何莲舫，易实甫一类的诗，更其要不得，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歌谣也并不都是好的，尽有庸劣无味的，甚而至于有恶浊的。这是因为歌是大众作品，大众之中，未尝无鄙夫伧夫之故。于此，知《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取其三百五篇，并无甚可疑之处。古人好举成数，估计起来，觉得百位还嫌其小，而要进到千位，就说一个千字；以千位计，还觉得其不止一数，就加上含有多数意义的三字，而说三千。民歌本是重重复复的，古诗自然也是如此，所以《史记》也说孔子“去其重”。假使把现在的民歌，统统钞出来给我看，我也一定要把它删过一番的。至于重复的应该除去，那更无待于言了。所以孔子删诗之说，实无可疑，后人所以怀疑，乃因拘于要向古书中去搜集佚诗，而未一察当前的事实。现在的报纸中，也时时载有民歌，我总觉得好的很少。却记得清末，大约是丁未、戊申、己酉三年之间，《时报》曾载有各地方的歌谣，好的却极多。现在《时报》是停刊了，总还有藏着旧报的人，倘能把它钞集起来，印成一本，倒也是文艺界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