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自己用功，不外乎看、读、作三项。

此中看读自然较作为要。因为必先经过看、读，方才能作。看、读实在还是一事。我们看书时，虽然自己不觉得在念，其实是无不默念的，前文已说过了。看与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无性质上的差别。所不同者，则普通所谓读，乃是将一篇文章，反覆念多少遍，看则不过走马看花而已，一则分量少而用力深，一则用力浅而所涉广，此二者之中，看实尤要于读，因为要求悟入，总是利于从多中捞摸的。

现在有一种人，在看、读二者中更重视“看”，这是拘泥于从前的教法，而不知变通。从前的教法，读“四书五经”的，大致是六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他们对于经书，根本看不懂，教者（1）既欲其应科举，而必教之以“四书五经”，（2）又因考试功令，本是不准携带书籍的，题目出处，不能不知，于是“四书五经”，非将本文熟读不可，不能以看过明白为已足；（3）而此时的学生，年龄幼稚，能力有限，不但自己不能多看书，即分量较多的书讲给他们听，亦苦难于领受；指定一段书，使其反复熟读，却是比较可能的。以此三因熟读遂为旧时惟一的教法。

现在的情形，不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学习文章，全然不要熟读，然初不必如昔日之拘，而且远不如多看的重要。还有一层，教师选授的文章，和学生熟读的文章，可以不必一致的。因为文章各有心得，教师有心得，讲得最好的，不一定是学生所最喜欢的。讲授本不过举隅。天下的文章，哪里讲得尽？所以举示学生的范围宜较广，听其于一定的范围内活动。所谓熟读，并不要照昔时私塾的样子，读得能够背诵，不过对自己所爱好的文章，特别多读几遍，时时加以讽咏而已。其篇目亦无一定，不过大致宜在古今第一流作品之中。而人的好恶，虽若不齐，实亦大同小异，听其自择，自亦不会轶出此较宽的范围的。

至于作，则最要之义，为待其自动，看读得多了，自然有一种勃不可遏之境。在这时候，虽欲使之不作而不可得。教者只须迎机略加指正就够。我们的说话，固然是一句一句逐渐学会的，然而都是到会说了，不能不说的时候，才说出来的，从没有人当我们还没有会说话的时候，强迫着我们说，如其在这时候而强迫着说，只会把话说坏了，决不会收速成之效的。从前教国文的人，每以令学生“早开业”为戒，其原理就在乎此。

（此篇节录自《吕思勉遗文集》一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