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历史，从小就很喜欢，读了很多年，觉得有几种感想：中国史的材料，非常繁琐，中国旧书分经、史、子、集，汗牛充栋，单看一种，已经需要很多的时间；若没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实难希望有所成就。现在的观点，是与从前不同，史部中许多材料，在过去是必需的，现在已觉得没有多大意义，一方面摭精撷华的删去繁芜，一方面又加入其他的实物如金文、甲骨之类的史料，精确性已较从前增加，不过这种工作仍然太繁，个人精力有限，所以有人主张每人研究一门，或每门中的一件事，结果当然比较有成绩，加以科学的帮助，研究方法比从前进步，所以古代不明白的，现在已弄得很清楚了。

专门史研究的结果，只有一小部分的事迹，是非常精确的。然而这种专门研究，常把事物孤立起来了，不能把许多事物相互关连起来。历史的价值，在于了解普通的现象，仅知道某一时代的某一事情，或某一事发展的纵的经过，而把它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明白当时社会的各方面，例如我们住在上海已多年了，对于上海的了解，不能用某一事份来代表全体，须知道上海社会的各方面，像各界的生活状况，工商业的现象，外国人的势力等等，如你仅知道某一方面，这仍旧不能算是已了解上海的。研究历史也是一样，仅仅专门研究一方面，那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注意到各方面的历史事迹的发展。

现在有人以为研究一门也不容易得到很好的成绩，况且近代于历史的研究，尚不大发达，所以有人主张等到各种专门问题研究已有结果了，再把它综合起来。可是这也仅可作是一种理由，我们能不能等这样一个时代，这是绝大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不能有所谓“等一等”。好像住房子，我们不能因好的没有造成，暂时等一年半年，这是不可能的。在新房子未完工前，简陋一黏的茅草屋，也是必要的。研究历史也是这样。我们要研究一个专门问题，须先了解全体的现象，明了整个的情形，也就是须先具有普遍的历史知识，然后对于各个问题的相互关系，方才有法子了解，否则仍是没有方法研究。

我们想要知道历史普通的事实，也是一件难事，中国史书这样的多，不知道从何读起。研究的人，往往因见解不同，取材的标准，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清代以前的人，对于材料的选择，只知道模仿古代。因此形成一种填表式的情形。所以中国虽有许多历史书，仍是非常杂乱，没有系统，阅读的人，仍苦得不到一个概念。于是现在有许多人专门提出研究方法。如果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历史只是在第一步有相当帮助，实际心得的获得，尚须各人的努力如何。我们仅记着历史上零碎片段的事实，最多成为一个书橱。况且我们人总要死的，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也不很对。古人说读书好像串铜钱，片段的知识，即如一个个的散钱，欲想知识弄得有条理，须用绳将所有铜钱串起来。可是绳总有方法向人家求得，而整理知识的方法，就很难求得，每个人用了绝大的精力时间，才有相当的把握。这种把握就是读历史的见解。我们现在不能用中小学的读历史方法来研究的，那时因所读的教科书很单纯，自然不会感到困难，我们现在要读的太多，如果各人不自用一种标准去评量，简直无从读起。不过这种标准尽可因各人不同，甲认为有意义的，乙未必附议，总之我们自己总得有个主意。

古人对于这问题，有人主张读几门，有人主张专一门。不过这种见解，他们自己至少对于历史已有相当的程度，假使自己对于历史毫无概念，将如何去研究呢？将怎样去读书呢？如果有人说这个问题别人不能代为解决，须得自己去想法，这实在也对不起所问的人，总应该有一个比较圆满或勉强可以帮助别人的方法，于是有人从历史的应用问题去做标准。但是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古人说是“前车之鉴”，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可是仔细想一想，也不很对，世界上除了极愚笨的人以外，绝没有死板的模仿古人的，因社会的现象时时刻刻在那里改变，世界上绝无二件完全相同的事，也没有重演的历史，所以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也是错误的。

有人以为人在社会上做事，好像演员在舞台上做戏。当然，演员与舞台有密切的关系。许多人批评中国旧剧在未做前大打锣鼓，震耳欲聋，太不合理；他们不了解中国戏从前是在乡下做的，地旷人众，不买票，完全是为公众的娱乐，要使别人知道什么地方演戏，自然非敲锣打鼓不可，把这种情形拿到上海舞台上来，自然是不适当了。我们人做事也是这样，历史上汉代韩信用“背水阵”，结果打退了敌人，若照兵法上说，这实在是很大的问题，他告诉别人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因为军队都是乌合之众，并不能真心为己作战。所以只好“驱市人而战之”，把他们置诸死地而后生。可是明朝平倭寇的大将戚继光在他的《练兵纪实》中，不主驱市人而战，行险徼幸；却主苦心操演，后来才成精兵，抵御倭寇，边境粗安。他们二人结果虽都告成功，可是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这原因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根本不同。韩信的时代，人民皆兵，自然可以“驱市人而战之”，戚继光的时候，边兵多为专家，假使不训练人民，叫他们怎样去打仗呢？所以他们研究历史的事迹，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离开了社会，往往会使许多事实毫无意义，并且无解决。

我们对于社会的特殊事情，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现在的了解，常不及将来的人明白，可是一般的社会事情，以当时的人了解得最清楚。况且历史上的现象，都是大同小异的，如中国的教徒为吃饭，西洋的教徒也为吃饭，但他们的人生观绝不相同。我们研究历史的注意点，就是要发现他的小异，如从前没有摩托车、梅毒、天痘，从前的外交家为什么不会用现在的方法，就是因社会的景象完全改变了，我们研究历史就应该注意这方面，所谓“得闲而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要处处留意二个问题的小异，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此篇为作者刊于1935年4月《出版周刊》

第102期和1937年4月《新史地》

的两篇文章的合编，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