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诸子者，固不为研习文辞。然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实为中国文学，立极于前。留心文学者，于此加以钻研，固胜徒读集部之书者甚远。中国文学，根柢皆在经史子中，近人言文学者，多徒知读集，实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予别有论。即非专治文学者，循览讽诵，亦足所祛除鄙俗，涵养性灵。文学者，美术之一；爱美之心，人所同具；即不能谓文学之美，必专门家乃能知之，普通人不能领略也。

诸子之文，既非出于一手，并非成于一时。必如世俗论文者之言，谓某子之文如何，固近于凿；然其大较亦有可言者。

大约儒家之文，最为中和纯粹。今荀子虽称为儒，其学实与法家近；其文亦近法家。欲求儒家诸子之文，莫如于《小戴记》中求之；前已论及。

道家《管》《老》一派，文最古质。以其学多传之自古，其书亦非东周时人所撰也。《庄子》文最诙诡，以当时言语程度尚低，而其说理颇深，欲达之也难，不得不反复曲譬也。

法家文最严肃。名家之文，长于剖析；而法家论事刻核处，亦实能辨别豪芒。以名法二家，学本相近也。

《墨子》文最冗蔓。以其上说下教，多为愚俗人说法，故其文亦随之而浅近也（大约《墨子》之文，最近当时口语）。

纵横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战国策》中，此等文字最多；诸子中亦时有之；说术亦诸家所共习也。

杂家兼名、法，合儒、墨，其学本最疏通，故其文亦如之；《吕览》《淮南》，实其巨擘。而《吕览》文较质实，《淮南》尤纵横驰骋，意无不尽，则时代之先后为之也。

要之言为心声，诸子之学，各有专门，故其文亦随之而异，固非有意为之；然其五光十色，各有独至之处，则后人虽竭力摹仿，终不能逮其十一矣。以今语言之，则诸子之文，可谓“个性”最显著者，欲治文学者，诚不可不加之意也。

(此篇节录自《经子解题》一书,

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