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嘉宾，各位喜爱川酒的朋友:

我作为一个作家，精神上有历代文人爱酒的基因。一个爱酒之人，生在四川，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所以，很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以酒会友、品酒论酒的盛会。

“酒非攻愁具，本赖以适意。”这是宋人陆游的诗。他用这首诗给喝酒定了境界。不是 “销愁”，而是 “适意”。而且要跟在名山胜迹的游历、人间况味的体悟结合在一起， “如接名胜游，所挹在风味”。只有饱览了名山大川，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从酒中品尝到真正的 “风味”。

公元1170年，陆游 “细雨骑驴入剑门”，来到四川，整整八年。一个爱国文人的事功之外，他在这里品尝美酒，歌咏美酒。

比他早四百多年，公元759年，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也是越过剑门关进入四川。

两个诗人都在四川广交友，饮美酒，看胜景，写好诗。四川文人李调元说:“自古文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四川的名山胜水，悠久而独具特色的文化，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这些杰出而浪漫的文士来说，蜀地的美酒，也是吸引他们前来的一个重要缘由。

我作为一个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一个四川人，遍饮蜀地美酒之余，也常常会想，在中国，如此集中地产出这么多美酒的地方，为什么独是四川?

杜甫早就发现了四川盛产美酒的秘密，也就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宜人居，宜生产。加上人民勤劳，这就导致了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从汉，到唐，再到宋、元、明三朝，四川在中国都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地区。汉代因种植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出了空前发达的纺织业。生产有了规模，必然导致生产管理水平的创新与提升。今天四川省会成都别名锦官城，就因为在那个时代就设置了管理丝织业的专门机构和职官:锦官。甚至有人说，所谓锦官城，就是把丝织业集中于一个地方，作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是今天的工业园区。是不是如此，还需要更多史料与考古发现来证明。但在当时，因为生产的发达，造成城市消费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也因为有了消费文化的出现，才会有“文君当垆”这样当街沽酒的商业形态出现，有了这样的消费与交际场所，借助了酒的媒介，才会有卓文君与汉代最有才华的文人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发生与流传。

在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时代，丝织业已经是四川的支柱产业。只是因为技术限制，酒还不能长期储存，长途转运，只能是一种即时的在地消费，不能延长产业链，生成一个巨大的商业空间。

到唐代，丝织业更加发达。成都因此有了一条五彩斑斓的濯锦之江。这条穿过成都的江流今天还称为锦江。

在四川，在成都生活了将近六年的杜甫就在这条江边饮酒:

“走觅南郊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

这里不只是酒之美，还有风景之美，人情之美。酒不是一种纯物质的东西，酒是友情的依凭，酒是通向精神自由的可靠媒介。

杜甫诗中记载，他在成都时，当时四川的 “一号首长”严武送过他青城山道士酿的乳酒。那时的四川，盛产春酒。有即酿即饮的生春，也有加热处理后可短期储存的烧春。我们的六朵金花之一的剑南春，就把剑南烧春作为其源头。剑南，就是剑门关之南，那是唐代四川的行政区划名称，叫剑南西川节度。杜甫离开四川，坐船顺岷江而下，到长江第一城五粮液的产地宜宾，那时叫戎州。戎州刺史请杜甫喝的也是春酒：“重碧拈春酒。”可见春酒还各有品名，也就是最初的品牌。这种春酒叫重碧。喝酒还上果盘，是当地出产的荔枝。“轻红擘荔枝。”这个荔枝也很有名，写在唐诗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人解诗，说这些荔枝是从岭南送往长安的。不对，路太远了，荔枝又娇嫩，经不起那样折腾。这个荔枝就产在五粮液的出产地宜宾，就产在国窖1573的出产地泸州。

还是有诗为证。宋代人黄庭坚谪居宜宾三年。写了很多关于酒和地方风物的诗，因其描写的客观性，可作信史看。就说一首诗的名字吧。《廖致平送绿荔枝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枝绿亦为戎州第一》。这里，绿荔枝是佳果，荔枝绿是美酒。一首诗，同时写出宜宾的两大物产。

宋代是四川的黄金时代。

那时传统的纺织业更加发达，外销多换回来的钱也多，因为通用货币是铜钱和铁钱，造成携带和运输的困难。于是，因流通方便的需要，四川人发挥创造性，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先是民间发行，由六个大商户以他们实有银钱为本金，再溢价百分之三十左右发行纸币。发展一阵后，为加大发行面，也为增加信用度，改由国家发行。

这个时候的四川，卓筒井出现了，这是钻井技术的伟大发明，从此，人类可以打出千余米的深井，索取地下宝藏。四川因此又发展起一个新的支柱产业——盐。

此外，还有茶马互市的茶。

四川经济有三大支柱了。

然后，酒成为当时的第四大支柱产业。这首先是由于制酒技术的进步，蒸馏酒的发明。今天我们讲酒，都会讲它与时间同在，在漫长岁月中积淀风味、情感和记忆，因而获得魔力般的神秘特质。但早前的酒是害怕时间的。直到蒸馏酒出现，才使其获得了与时光与记忆同在的特质，也才使酒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前面说过，丝织业发达了，就出现了专职管理的部门:锦官。酒业发达了，能有巨大的税赋贡献给国家，也就出现了专事管理的部门:清酒务。宋代的酒是国营的。最初的办法就是民间可以办作坊酿酒，但不能生产酒曲。酒曲由政府统一生产，酿酒作坊私自制曲可判死罪。你从政府手里买曲，曲钱里头就含了税金。政府有时会贪心，国营企业也会贪心，光赚曲子钱不够，又出手办酒厂。结果当然是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那时四川真是把酒当作一个支柱产业来打造，来经营的。南宋高宗年间，一个考取进士功名的遂宁人，姓赵，他不管行政，也不管军事，管酒产业，为政府理财生财。他接手这个摊子时，四川酒业每年贡献一百多万贯税赋。他一上任，发现国营酒厂经营不善，大多承包给体制外的商人。这种承包制有个名字叫“买扑”。承包也好也不好，最大的毛病就是寻租。赵先生搞改造，把这些承包出去的国营酒厂都收回来，发明一种隔槽法，窖池开放，老百姓要酿酒，到指定的地方来。我提供窖池、甑子，还有技术指导，你自己酿。收费按你酿酒的粮食多少。一斤多少钱，明码实价，公正合理。从而促进了酒业发展。这个制度威力无比，没过多少年，光在四川，酒的税赋翻了不止一番，达到六百多万近七百万贯。朝廷看这个法子好，还推广到全国其他多粮食多酒的地方。所以，把酒作为支柱产业，在四川不是几年几十年，是好几个朝代的事情了。这也证明了，川酒的兴旺，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在的。自然条件好，是一个方面。生产体制的成熟与创新也是一个重要传统。

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的繁盛必然造成文化的发展。

四川在生产力勃兴的宋代，文化也大繁荣、大发展。那一时期，四川，特别是成都，是中国造纸业和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四川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苏东坡。他是政治家，是伟大的散文家、诗人、词人、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林语堂先生在为苏东坡作传时说，他还是个伟大的酿酒师。苏东坡酒量不大，年轻时，他自己的说法是，“见杯辄醉”，后来酒量也一直不大。但他爱饮酒，善饮酒，为的是这种伟大的**能敦睦友谊，能让我们在某种状态下突破禁忌礼数，直抒胸臆，放任旷达，情感自由，灵感升腾。

我认为苏东坡的文化性格是川人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代表。在朝中任职，忧国忧民，积极为治国安邦建言献策，坚持操守，虽遭贬谪也不改其志。为官地方，勤勉为政，造福一方。当杭州刺史，努力治理水患，留下苏堤一条。这条堤，不只是治水，同时成为纵贯千年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人文景观。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造物时并不只拘于实际用途，而有审美的考量。社会黑暗，仕途断绝，在逆境中，他以旷达的人生观享受生命。他在贫苦的处境中创造生活，亲自动手，创造菜，创造酒。他在黄州造过蜜酒，在惠州造过桂酒，并以诗纪之。“大夫芝兰士蕙蘅，桂君独立冬鲜荣。无所摄畏时靡争，酿为我醪淳且清。”淳且清，是酒品，也是伟大人格。

我想，这种对生活对酒的理解与认知，也是川酒传承深远、历久弥新的精神因素之所在。川酒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其中也饱含着川人务实勤劳，同时也达观放任的文化性格。

苏东坡自己制酒，写过 《东坡酒经》，写他怎么制曲，怎么以三十天为一时间单元，酿成自己家酒的过程。这样的作品，也是经世致用之作。拜四川独特温润的气候所赐，川酒的最神秘之处就存在于空气和土壤里无处不在的微生物群之中。在酒曲中，在窖池中。今天以五粮液为代表的川酒，品牌建设、营销方式、流程管理，越来越科学化现代化，但关键的生产方式与环节，制曲与封窖，还是传统的，应时而动，应季而动，正所谓天人合一。比如郎酒今天还保持着端午制曲、重阳下沙的工艺传统。在这些独特的工艺过程中，无数微生物群体，在人类肉眼不可见处的欢快而神秘的劳作，正是各个品牌川酒上佳风味的真正奥秘之所在。

与此相伴，诗与酒一直是同在的。诗人一直是深度参与见证酒业发展的。

再举一个诗人与酒相关的例子。

苏东坡的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大诗人、大书法家。他谪居宜宾三年时间，遍尝当地佳酿。最盛赞的是今天五粮液奉为上源的姚子雪曲。他不是抽象地抒写喝此酒的主观感受，或欲饮此酒的原因，而是客观地写出了赏酒的步骤。直到今天我们赏酒鉴酒所遵循的还是同样步骤。

一、观色:“姚子雪曲，其色争玉。”

二、闻香:“得汤郁郁，白云生谷。”

三、初尝:“清而不薄，厚而不浊。”

四、回味:“甘而不哕，辛而不螫。”

大家看看，一套完整流程，在宋朝时就已经规定好了。祝大家在今天的品鉴会上，也照此流程，举杯，干杯，得大畅快、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