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以来，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与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理性原则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主要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展开批判，将人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是按照理性的原则确立新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马克思开始接触哲学时，接受的同样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底色的理性哲学，并以理性原则批判当时的德国社会。这种理性批判的精神在林木盗窃案和地产析分案中受到冲击，因为马克思所憧憬的、体现理性精神的现实国家，并没有按照理性原则来处理利益问题，反而成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可以说，理性批判失效了，思想在遇到物质利益时，出了丑。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在1845年的哲学变革中，马克思意识到：第一，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思想、观念、意识都是在人们的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三，任何意识都是对现实关系的反映和表现，启蒙以来的理性哲学和理性精神，体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精神；第四，即使一些学者，如青年黑格尔派从理性原则出发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也只是完成了对所生活的世界的另一种解释；第五，只有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从这一新的哲学视野出发，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以及体现这一理性的国家理性，说到底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使这种理性精神得到彻底的实现，也不过是将人变成市民社会中的人，变成资本逻辑统治之下的人。这种人不管是表现为资本家，还是表现为工人，都不过是资本逻辑自我增殖的工具和载体；与之相应的社会，不过是一个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而不是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个人能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马克思的理性批判并没有超越理性主义的理论视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首先就是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以超越启蒙以来的理性精神。既然这种理性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那么对理性的批判不仅需要针对理性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且要指向产生这一理性的社会存在，以揭示理性与当下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内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场地转换中，马克思从理性批判转向了对理性的社会批判，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