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人所有和共产主义]的开头部分，马克思以一句“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4]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

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以为，对这句话进行解释必须要与前一节[私人所有和劳动]的内容联系起来。[私人所有和劳动]一节的主题是分析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史。马克思指出，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相对应，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重商主义和重金主义；（2）重农主义；（3）当代国民经济学。在（1）重商主义和重金主义阶段，财富的本质被归结为货币这样的外部存在。在（2）重农主义阶段，一方面“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另一方面又认为“农业同时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15]。而到了（3）当代国民经济学阶段，财富的本质被归结为劳动，即主体本身，由此而确立起了“财富的主体本质”或者“工业的主体本质”原则。斯密处于（2）阶段和（3）阶段之间，而李嘉图和穆勒则代表了（3）当代国民经济学中的“昔尼克主义”——露骨的、无耻的非人性。随着工业的进步，这种“昔尼克主义”也在增长。[16]这里所谓的“自我异化”是指私人所有的运动，以及作为其理论反映的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史；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则是指对私人所有的批判和扬弃，即指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运动。因此，“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整句话的含义就是，共产主义理论是在同国民经济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与国民经济学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共产主义理论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最初，对私人所有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是劳动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定在形式（Daseinsform）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蒲鲁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人所有的有害性的根源，理解为私人所有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也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劳动，而圣西门则相反，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渴望改善工人状况。最后，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人所有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人所有出现的。”[17]

在这里，马克思列举了三种共产主义理论：

（1）“对私人所有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的共产主义理论。按照[私人所有和劳动]一节所作的划分，国民经济学中从“客体方面”来看待私人所有的属于其最早形态，即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阶段，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马克思给出的这一阶段代表人物是蒲鲁东。但是，蒲鲁东根据因劳动而所有的原则，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于盗窃，即不劳而获[18]，换句话说，他看到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评价似乎与蒲鲁东本人的思想不符。况且，蒲鲁东绝不是法国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相反他代表了当时法国共产主义的最高水平。这似乎也与马克思由低到高来对比国民经济学与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做法不符。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不合常理的难点，广松涉推测，这里出现的“蒲鲁东”可能是马克思的笔误，马克思的本意应该是指欧文。[19]我觉得他的推测有一定的道理。

（2）“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人所有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的共产主义。这一共产主义又分两种类型：一是将农业劳动看成是“最好的劳动的”傅立叶的共产主义；二是把工业劳动看成是本质的圣西门的共产主义。按照[私人所有和劳动] 一节所作的划分，强调农业劳动重要意义的是国民经济学的重农主义阶段，故傅立叶的共产主义只是将重农主义作了简单颠倒而已。圣西门与斯密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是对斯密的简单颠倒而已。他虽然将工业劳动本身看成是本质，但最终并没有像李嘉图和穆勒那样，只从工业的主体本质角度来定义劳动，故他还保留了重农主义的尾巴。

（3）“从私人所有的普遍性来看私人所有关系”的共产主义。如果说（1）和（2）这两种共产主义都是较早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古典共产主义”的话，那么（3）的共产主义则是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现代共产主义”。这一共产主义与斯密以后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是李嘉图和穆勒的现代国民经济学相对应。因为这一国民经济学已经将“土地所有的主体本质”与“工业的主体本质”统一起来，将它们的本质都归结为劳动。因此他们也就“科学地理解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20]。与此相对应，这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就是将这一普遍的私人所有再颠倒过来，“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人所有的积极表现”[21]。

总之，马克思是完全按照与国民经济学的对应关系，整理了早期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其中对“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的认识程度成为他划分早期共产主义阶段的标准。从蒲鲁东（欧文？）到傅立叶、圣西门，再到“现代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经历了理论程度逐渐抽象化、普遍化的过程（请参见“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国民经济学发展的对照表”）。至于这一整理是否合理，我们另当别论。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如何对待国民经济学的私人所有是当时马克思整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维度。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在结束了对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史的总结时说：“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人所有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