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结合我国《手稿》研究的现状，对本章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尽管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并没有达成共识，广松涉甚至还留有苏联哲学体系或者阿尔都塞框架的遗迹，但是他们的讨论毕竟使异化论拓展到了一个包括交往异化、物象化和市民社会在内的更为广阔的领域。特别是望月清司，他成功地将交往异化引入到异化论当中，突破了以往只在异化劳动理论和哲学领域转圈子的局限，开辟了一条重新评价异化论以及重构异化论的道路。经过这场“早期马克思论争”，日本的《手稿》研究已经走向了哲学和经济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的道路，其《手稿》的研究水平也大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苏联“暗灰”统治下的年代，广松涉和望月清司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堪称是一场“启蒙”运动。

反观我国，我们的《手稿》研究似乎还未能突破“异化劳动和人本主义的《手稿》”这一框架，从整体上看还停留在苏联哲学体系或者阿尔都塞框架的水平上，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评价偏低。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旧的意识形态的遗迹以外，主要还跟我国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和《穆勒评注》的研究不足有关。当然，观点不同，对事实的评价也会不同。在我看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还没有真正地吸收《巴黎手稿》的文献学成果，未能确立起《巴黎手稿》的概念。我国的大多数《手稿》研究都局限在《手稿》的那三份手稿上，很少有将《手稿》与《经济学笔记》结合起来的，更不用说按照《巴黎手稿》文献学考证出来的顺序进行解读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还很难将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对《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概念给予特殊的关注。虽然也有人讨论交往异化，但总不能将它提升到“范式转换”这样的高度，相反，却将《穆勒评注》降低到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的水平；虽然有人对异化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对异化论的下一个理论形态（“物象化论”和“市民社会论”）却作不出理论说明，只是像阿尔都塞或者苏联哲学体系那样，用“科学”或者“唯物史观”草草了事，更不要说对异化论进行重构，通过异化论来对马克思作出新解释了。

由此看来，我们若想在《手稿》研究上有所进步，同样也需要一场“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