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讨论青年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吸收过程，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卢卡奇，因为卢卡奇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追溯了这一过程的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卢卡奇为了修正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错误，开始研究出版不久的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德意志宪法论》和《人伦的体系》（1923年）、《耶拿实在哲学Ⅰ，Ⅱ》（1931、1932年），写出了《青年黑格尔》这部堪称是里程碑的鸿篇巨制。[84]直到今天《青年黑格尔》在西方学界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莱文的著作《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85]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从内容上看，《青年黑格尔》涉猎范围颇广，涉及黑格尔从柏林时期、法兰克福时期到耶拿时期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但其主题，是青年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研究及其与辩证法的结合过程。由于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他的研究是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那一评价为主线来进行的，即“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86]。

从“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这一立场出发，卢卡奇首先肯定了黑格尔的经济学研究。认为黑格尔本人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经济学的著作，但是他对经济学的认识却构成了其社会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正是他超越同时代的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的地方。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能够将英国的经济学消化和改造成其社会哲学的建构原理。他说：“对黑格尔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在经济学的固有领地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当时的德国也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而是要将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各种成果有效地应用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黑格尔式的问题——要开始从哲学普遍性中去发现和揭示这些社会关系中所隐蔽的辩证法的范畴。”[87]

卢卡奇所言极是！与数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对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代的哲学所起的作用相类似，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学也必然会对近代哲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或者说会内化为近代哲学的原理。因为经济学的主题不是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学的这一特点是与近代的时代特征，即随着古代共同体的瓦解，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吻合的。康德和费希特虽然确立了近代的主体性原则，并最大限度地揭示了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主体性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实质上将自己的哲学原理拓宽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果在面对近代社会的复杂矛盾时不得不求助于人的抽象活动和道德因素。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则是对近代社会客观结构的理论反映，在其中起作用的是需要、劳动、私人所有、交换、契约、法律等现实的经济关系。用这些经济关系来说明近代社会的形成及其基本结构无疑要比“主观观念论”和“伦理学中的抽象的个人主义”贴切得多、准确得多。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洞察到了近代社会的经济学本质，认识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不足，并逐渐将德国观念论的解释框架转移到客观的经济学上来。当然，这一转向最终是由马克思完成的，是马克思确立起来一个彻底的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来说明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

卢卡奇从经济学与辩证法相结合的角度，对青年黑格尔的经济学思想进行了考察，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譬如，在讨论黑格尔的货币概念时，卢卡奇指出：“他虽然坚决强调货币的客观性、物性，但同时他也明确地看到，货币的最终本质仍然是人的社会关系。虽然它是以观念论神秘化的方式现象的（自我），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正确地预感到这一关系的独创性。”[88]再比如，在第四章“三 对《精神现象学》结构的素描”——这也是《青年黑格尔》中最出色的章节——中，他也提出了跟本章的立意相近的论述，笔者从中也获得了很大的启发。但是，从今天的研究水准来看，卢卡奇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几个缺陷：

第一，也许是当时《耶拿实在哲学》刚刚出版，再加上还有许多判读错误和不明确之处，致使卢卡奇在对黑格尔耶拿时期经济学水平的认识上有许多错误。譬如，他比较重视黑格尔法兰克福时代的经济学研究，而对耶拿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关注较少。实际上耶拿时期的经济学无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高于法兰克福时代。就耶拿时期而言，他错误地认为《人伦的体系》写于《自然法》论文之前，并将《自然法》论文与《精神哲学草稿Ⅱ》等量齐观，忽略了从《人伦的体系》到《精神哲学草稿Ⅱ》黑格尔在经济学认识上的飞跃。这一缺陷直接导致了他对黑格尔经济学研究意义认识的不足，这一点恰如在拉宾的那篇有关《巴黎手稿》的文献学论文发表以前，人们没有看到马克思在《第一手稿》和《穆勒评注》之间的差异，结果忽略了《穆勒评注》所具有的转折点意义一样。

第二，从表面上看，他高度评价了青年黑格尔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为此，他还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贬低为“黑格尔主义者”，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的《青年黑格尔》就会发现，他高度评价的往往是黑格尔对近代分工劳动和机械劳动的批判。譬如，“黑格尔的这一研究，作为这一时代的——特别是一个德国人——对资本主义运动的洞察表现出了异常高的水平。……他在承认由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的全部运动的进步性的同时，也承认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分工必然会带来的劳动者生活的非人化。”[89]即便在赞扬的时候，他也不忘了批判黑格尔，指责他还试图用折衷的办法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此相对，他对黑格尔所确立的解释个体与整体关系的“物象本身”视角却关注不足。他虽然跟本章一样，引用了很多黑格尔关于“交换”、“货币”、“价值”、“价格”方面的论述，但是，他往往给出了消极的评价。譬如，对“价值”概念，他评价道：“黑格尔在试图规定重要的经济学范畴，特别是价值这一范畴时，表现出了很多动摇和不明确之处。……他在价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摇摆不定，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90]，等等。站在这一消极的立场上，自然也就无法使本章的主题深入下去。

第三，他的研究有时以意识形态的立场先行，这种立场可能导致他不能客观地评价黑格尔著作中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譬如，在讨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时，他虽然也看到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意义，但更多地会将矛头指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及他没有对对象化和异化作区分的资产阶级立场等。在对黑格尔耶拿时期经济学研究进行总结时，他指出了耶拿时期黑格尔社会哲学的两个具体缺陷：“第一，在黑格尔那里，社会的内在结构、其向各种社会身份的分化并不是从经济学本身中展开的；第二，国家和统治，其本身也不是各种身份之间对立的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的辩证法的结果。”[91]这一评价显然是从单纯的阶级立场出发的。从这一立场出发，他甚至还直接将“人伦的悲剧”解释成“阶级社会的历史中人的进步的矛盾性的大悲剧”[92]。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过度的意识形态性，有人指责他的研究党派性色彩太浓了。[93]

总之，黑格尔在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找到论证近代个体从个别性到普遍性的中介逻辑。但遗憾的是，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似乎总是遗忘这一点，没能充分地理解黑格尔的意图，从而也就无法对黑格尔经济学研究中的“物象本身”逻辑的形成，以及这一逻辑对于解释社会和历史的意义作出相应的理论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算是弥补了这一遗憾，同时也是对卢卡奇开辟的“经济学与辩证法的结合”的路径的发展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