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的抽象化，固然可以发现价值这样的积极的范畴，从而将零散的、个别的劳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个别劳动向普遍劳动的转变论证；但是，另一方面，对劳动的抽象化，还可能带来一个消极后果，即改变了劳动的本真意义，使劳动异化。从《人伦的体系》开始，黑格尔就意识到了近代劳动所包含的这一矛盾，并对“抽象的劳动”进行了批判。

在黑格尔看来，劳动本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在近代的分工劳动中，一方面，作为整体的劳动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部分，结果迫使劳动者只能从事非常单一的、片面的劳动；另一方面，由于分工对劳动的细分化，人的许多工作被机器所取代，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强。对此，黑格尔表示了担忧：“这一作为整体而指向对象的劳动，其本身被分割为每个个体的个别性劳动。而正是因为如此，这一个别性劳动会变成机器的劳动，从而排除了多样性，结果，劳动本身在变为更为普遍的东西的同时，也会与（生命的）整体性发生异化。……这种机械劳动虽然具有使人们的神经钝化的特征，但也正是在这里，潜藏着把人们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因为，劳动会变成缺少多样性的彻底的量的东西。”[70]

在《精神哲学草稿Ⅰ》中，黑格尔也同样对分工和机械化劳动展开了批判：“人越征服自然，人就越变得低劣。人通过各种机器加工自然，并没有扬弃自己劳动的必然性，而是仅仅将劳动推向外部，使它远离了自然。这种人并不会以有生命的方式把自然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自然加以对待，而是避开了这种否定的生命性。人的劳动越来越被机器所取代。仅从整体来看，人的劳动减少了，但从个人来看，情况并非如此，毋宁说人的劳动增加了。因为，越是用机器进行劳动，劳动就越没有价值，人也就越以这种方式劳动。”[71]

在这段话的后面，黑格尔引用了斯密的那个制钉工厂的例子，并对分工和机械化劳动的消极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α）劳动的个别化使加工的数量增大。在英国的工厂里，做一个铆钉要18个人。每个人从事特殊的劳动，而且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劳动。……（β）劳动越来越变成绝对、僵死，变得为机器所取代。个人的技能越来越极大地受到限制，工厂劳动者的意识也会变得极端的愚钝；（γ）而且，无限众多的个别的劳动方式与整个无限众多的需要之间的联系将会变得完全不可预测，变成一种盲目的依赖。……（δ）就像对自然的同化通过插入中间环节会带来更大的方便一样，这些同化阶段也是无限可分的，大量的方便会使这些同化阶段变成同样的绝对的不方便。”[72]从这些分析来看，黑格尔的确发现了近代分工和机械化所存在的人的异化问题。

从上面的引用来看，黑格尔显然是将机器视为抽象劳动给人带来异化的典型。在《精神哲学草稿Ⅱ》中，黑格尔说道：“这一劳动本身完全变成机械性的，换句话说，会变成属于多种多样规定性的东西。然而，这种规定性越变成抽象的东西，他也就越来越变成抽象的活动性，与此同时，他也就从劳动中脱离出来，用外在自然的活动性来取代自己的活动性。……这就是所谓的机器。”[73]在黑格尔看来，人运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的劳动是自然的劳动，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劳动。而用机器来代替人，则是一种“抽象的外在的活动性”[74]。不仅如此，随着劳动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劳动越抽象，劳动的价值越降低。“劳动者在劳动中消耗的精力越多，他的劳动的价值就会越减少”[75]，“由于劳动的抽象化，劳动变得越来越被机器所取代，越来越变成无感觉的、缺少精神的东西”。对于黑格尔的上述认识，卡尔·洛维特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76]，卢卡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说黑格尔发现了资本主义分工以及机器装置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对人的劳动和人的生活的破坏性影响。[77]

除了对抽象劳动的批判以外，黑格尔在《精神哲学草稿Ⅱ》接近尾声的地方，还分析了市民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是靠自己的劳动技能维持生存、赢得利益的。但是，个体所依赖的市场却是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充满了偶然性。因为是偶然性，所以才会有人突然发家致富，而“大多数人则会被抛向无助的贫困的深渊，于是会出现巨大的财富与巨大的贫穷之间的对立”[78]。而且，由于财富变成了权力，这样一来财富会更加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少数人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会通过行使这一权力加重劳动的细分化和机械化。于是整个社会“出现贫富不均，这种穷困和必然性，意志的极度分裂，内心里会产生出激愤和憎恶”[79]。为了协调矛盾和消除不公，于是出现了国家，尽管国家不能限制“营业的自由”（freiheit des Gewerbes）[80]，但可以导入救济税和公共制度等，从而解决上述贫富分化问题。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黑格尔不是一般地洞察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而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所包含的矛盾。正因为如此，他才与斯密等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调相反，将市民社会仅仅看成是人伦的分裂形态。由于这一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思想家，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才说：“这一描述的主要性质明显地见诸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不无惊讶地注意到黑格尔的草稿终结于这个生动的描述，似乎黑格尔被他关于商品生产社会的分析所揭示的一切所恐吓住了。”[81]

从整体上看，黑格尔耶拿时期的三部《精神哲学》草稿，既看到了分工和抽象劳动对于人们形成普遍的依赖关系的积极意义，又看到了分工和抽象劳动对人的异化这样的消极意义。而到了《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则更多的是从肯定的角度讨论了劳动和分工的意义。在《巴黎手稿》时期，由于马克思不可能看到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草稿，只能以《精神现象学》为底本来评判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结果作出了“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82]的论断。如果对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不够客观和全面——当然，如果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剥削理论为标准来判断，那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的负面认识还只能算作轻描淡写，但是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黑格尔的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研究和评判黑格尔耶拿时期思想的复杂性。在下一节，我想以卢卡奇和霍耐特的耶拿时期的黑格尔研究为例，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说明。

总之，黑格尔之所以在《精神现象学》的《理性章》中能够展开从个体到整体的演绎过程，主要得益于“物象本身”概念。而这一概念，正如本章所分析的那样，显然是与国民经济学，尤其是与其中的核心概念：需要、劳动、分工、价值和货币等密切相关的。它们不仅反映着作为私有者的个别性，而且还反映着私人劳动的普遍性，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用黑格尔本人的话说，就是“对象化了的个体性与对象性的渗透或统一”[8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的货币和价值概念是《理性章》中“物象本身”概念的原型。通过这一概念，黑格尔不仅解决了他所面临的自然法式承认理论的困境，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对近代社会普遍性的解释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物象本身”概念的生成史，也就是黑格尔关于个体与整体相统一认识的生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