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科尔纽就是以上述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线索来梳理赫斯思想的发展历程的。科尔纽写道：“他（赫斯）在《行动的哲学》中，而且是以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基础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作为历史发展必然结果的共产主义原则。他从费希特那里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理论，以费尔巴哈为开端，将扬弃宗教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人的异化视为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7]按照科尔纽的这一说法，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同时受到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两方面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产物。

实际上，与科尔纽的其他赫斯研究著作[8]不同，在这篇《序言》中，相对于费尔巴哈而言，他给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以更多的笔墨。科尔纽指出，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不仅以费希特的“活动性”（T?tigkeit）为《行动的哲学》的原理阐明了人的“完全自由的活动”、“自由的自己规定”的本质；而且还以费希特的自由概念为轴心，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对自由的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的必然的否定”，并通过将人的本质视为“自由且独立的活动”而“推导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因为费希特哲学的这一背景，结果使《行动的哲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兼具了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至于费尔巴哈，尽管科尔纽说他与费希特一道构成了《行动的哲学》的基础，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充当了理论目标的角色，即仅仅为《行动的哲学》提供了消灭人的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而已，并没有像费希特那样，成为《行动的哲学》的理论逻辑。

但是，到了《论货币的本质》，也就是《行动的哲学》发表后不到半年，赫斯所依赖的哲学框架就从费希特转向了费尔巴哈。科尔纽说道：“如果说赫斯的思想在他最初试图为社会主义奠定哲学基础的时期还处于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的话，那么在他的发展后期，他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要比以前多得多，而对费希特的依赖则越来越少。”[9]赫斯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一个原因是费希特哲学的固有缺陷，即费希特哲学往往导致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这不符合赫斯所主张的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理念。要想克服这一缺陷，还需要把人理解为“共同存在”（Gemeinwesen），故他转向了主张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费尔巴哈。因此，《论货币的本质》不再像《行动的哲学》那样，把人看作是“以牺牲类为前提恣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个体，而看作是“在和谐的类生活中为了一切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共同活动”的人。另外一个原因是，赫斯为了能够使“行动的哲学”真正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方法正好能满足他的这一要求，于是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就被赫斯应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正是由于转向了费尔巴哈，《论货币的本质》同《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论文相比，“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相对于同时期的思想家而言，“赫斯也许是将费尔巴哈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唯一的人”[10]。

因此，从《行动的哲学》到《货币的本质》，如果用一个图示来表示赫斯的思想变化的话，就是从依赖“费希特和费尔巴哈”，到对前者依赖逐渐变弱，而对后者依赖逐渐变强，即“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过程。这是我们从科尔纽和门克那一冗长的《序言》中能够提炼出来的一个颇为有效的解释框架。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一推断对于分析日本的赫斯研究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