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与大众文化的兴起的确关联甚密，这几近成了一个学术常识。不妨说，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这种“大文学理论”转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在90年代如此迅速地进入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之中，在合法性都未曾来得及详加论证的情况下，它甚至就已开辟出文学理论界专门的研究领域。[35]同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充当了“大文学理论”的转型功能的审美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知识合法性区分为什么往往也以“转型”为标准。由此可见，转型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一种较具合法性的话语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反思当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境况时，往往会将其不如人意之处与大众文化兴起的语境勾连起来。例如，有学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仍然拘守在原有的学科体系和模式中，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大众日常审美经验和文化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36]。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凸显了大众文化的重要性，但它有忽视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已然发生转型这一事实的嫌疑。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并非拘守在原有的学科体系和模式中，且不说转型已然一如上述的发生，仅就大众文化已然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就可以证明。有学人曾较早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从“被歧视、受冷落的境遇一跃而成为影响文化主导性的力量，实践呼唤一种面对当下发言、富有阐释效力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成。在这种情势下，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潜在的然而却异常明显的转向”[37]。不妨说，这样的判断是较为准确的，这恐怕是由于把大众文化研究纳入了文学理论转型的框架之中，将诸如大众文化研究以及与大众文化语境相关的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文化诗学都视为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

然而，为什么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发生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往往会被人视若无睹，令人不满意呢？这里我们仅仅提出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予以简要的讨论。在我们看来，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为什么必然使文学理论发生转型，然而这样一个具有前提意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自觉的论证。

第一，转型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将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勾连起来，其合法性更多来自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理性分析。但这种语境毕竟与文学理论之间有着难以量化的诸多中介环节，诸如为什么语境变换就一定会导致文学理论的更替，甚至于为什么识时务般地主动投靠为佳之类的问题也多有存疑[38]。如此境况之下，文学理论为什么要转型，以及如何看待这种转型等问题难免会引起诸多争议。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依据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有怎样的社会文化语境就会有怎样的文学理论转型，甚至还在相对而言纯粹、理想的语境中想象与认同这种时兴的转型，而对这种转型缺乏深入的、有学理的批判性思考。事实上，某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其实并没有这么纯粹和理想，它所裹挟的某种弊端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日后的病灶。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其社会文化语境恐怕也没有这么纯粹和理想。因此，它所固有的弊病难免早已植入文学理论的转型之中，从而使得这种转型不可否认地具有某种局限性。晚近有学者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语境使得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文学在发挥其“祛魅”的积极功能时也携有犬儒化、无聊化、娱乐化的弊病。[39]在这种境况下，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岂不应该被重新“事件化”地加以理解和思考吗？答案是肯定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在其具体的研究中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出公共性精神和实践参与的能力，这一点值得重视。它恐怕也是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乃至当今的文学理论表现出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40]

第二，什么是好文学理论？这个既与合法性相关又具有正当性的问题，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语境中被讨论，更遑论达成共识。如此，就会导致什么是文学理论这个问题被遮蔽起来，以至于人们不把诸如与转型有关的大众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批评理论甚至文化诗学等视为文学理论。不妨说，文学理论界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是怎样发生的，包括哪些形态，探讨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好的文学理论文献，恐怕都不是很清楚。这些问题也不可能随着大众文化的发生和文学理论的转型被自然而然地解决。

因此，大众文化的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的课题。例如：文学理论为什么要转型？文学理论的转型是如何进行的？什么是大众文化语境中好的文学理论？转型后的文学理论是什么？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如何可能……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更为深入的论证，都应该接合到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乃至当下的问题意识中予以理解。其意义不可谓不大，至少它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基础问题。这里仅乃抛砖引玉，期待学术共同体能因此对之投以更多的关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反对已然具有一定事实意味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的发生，只是认为，文学理论的转型发展要有一个合法乃至正当的前景。我们依然需要将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这一研究课题予以“问题化”[41]，并继续对它展开艰苦而长远的基础理论研究。

[1] 参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 王干等：《王干文学对话录》，12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3] 贾明：《现代性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导论，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1）。

[5] 参见王晓华：《大众文化的独特功能与根本局限——个体文化概念的提出》，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6）。

[6] 刘士林：《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载《东方杂志》，2000（5）。

[7] 范玉刚：《对大众文化时代命名的哲学阐释》，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2）。

[8] 王一川：《面向文化：文学理论的新转变》，载《文艺报》，2000-07-04。

[9] 这是借用童庆炳先生的一个说法：“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提出了一个‘大文学理论’的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童教授指出：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如人文精神问题、终极关怀问题、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等，已远远超过一般文学理论的范围，是人文知识分子全方位地把握当代文化现实的理论企图。这种企图又多多少少与文艺理论问题相关，因此可称之为‘大文学理论’。”参见毛峰：《重建一种诗性尺度——走向大文学理论的时代》，载《文艺评论》，1996（2）。另可参见魏家川：《走向“大文学理论”？》，载《文艺评论》，1996（2）；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359～37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10]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与大众文化/“产品”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电视节目的变迁中看出一二。有论者宏观勾勒了1958年电视诞生以来节目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从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到以20世纪90年代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而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则是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参见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载《现代传播》，2008（4）。

[11] 不少论者认为，大众文化已然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比如，戴锦华认为大众文化“隐形书写”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意识形态”。参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她还认为，大众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构造过程”。参见戴锦华：《文化地形图及其它》，载《读书》，1997（2）。李陀则认为：“大众文化可能正在成为今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借以建构起来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机制。”参见李陀：《“文化研究”研究谁？》，载《读书》，1997（2）。汪晖也认为：“在1989年之后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参见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载《电影艺术》，1995（1）。王晓明同样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让我们走进了可谓之为“新意识形态”的“大时代”。参见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12] 不仅文学已然大众文化化了，甚至文学批评都有了大众文化化的趋势。就微观而言，它已然成为一种批评形态，媒体批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形态。就宏观来说，文学批评的任何形态都可能无法脱离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书商、媒体等，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书商’等‘文化工业’对批评的‘引导’及各种批评形态间的互动关系，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问题”。参见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载《文艺争鸣》，2001（2）。

[13] 黄崇超：《大众文化转型背景下文学的“泛文化”转向分析》，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4] 参见王一川：《面向文化：文学理论的新转变》，载《文艺报》，2000-07-04。

[15] 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6] 文学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值得继续细究的问题，需要将此问题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做具体的分析。这里不妨再简要指出的是，只要不将文学视为纯自主性的，不将文学界定为精英的事业，并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活动所发生的“制度性”改变，我们至少就不会将文学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起来。同时，如果我们不将文学理论视为生产“专家”的“学科”，并认同文学理论与公共领域需要紧密关联，我们就会对文学理论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有全新的看法。

[17] 赵勇：《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兼论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三次转型》，载《当代文坛》，1999（2）。

[18] 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论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该文对几种“文学性”形态的归纳可谓较为全面。对于广告的文学性，该文的说法是，它是“最为极端的消费文学，它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叙事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对于媒体信息的文学性，该文的说法是，“按‘美’的编码规则对‘现实’进行‘面部化妆’正是媒体信息的文学性之所在，那些被认为最无文学性的‘现场直播’或‘新闻报道’也是设计编排的结果，它有作者意图、材料剪接、叙事习规、修辞虚构和表演”。

[19] [法]德里达：《解构和他者》，转引自[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2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0] 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01～1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1] 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载《电影艺术》，1995（1）。

[22] 参见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自序，1～6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23] 张法：《中国文论转型的几个维度》，载《思想战线》，1994（4）。

[24] [美]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5] 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6]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启蒙，我们需要更为复杂的知识立场。这里并非毫无批判地完全认同。因为回到现实语境，这种启蒙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即使在理论上，启蒙的存在样式也常常是一种张力的结构。

[27] 参见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载《文艺研究》，1994（5）。

[28] 李春青：《“大众文化”与文学的命运》，载《求索》，1994（4）。

[29] 参见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载《文艺争鸣》，1994（5）。

[30]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4～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1] 参见张颐武：《“新文学”的终结与新世纪文学》，见王宁：《文学理论前沿》第3辑，248～2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2]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3]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4]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5] 王一川曾认为“修辞论美学”具有审美文化研究的针对性。同时，对于大众文化研究，他提议建构一门“中国大众文化学”。我们可参阅其《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艺术广角》2001年第2期）等文。

[36] 陈传才：《当代文化转型与文艺学的重构——关于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思考》，载《文艺争鸣》，2003（3）。

[37] 邢建昌：《9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载《文艺报》，2000-12-05。

[38] 这里不妨说明的是，有时候，道理讲不通，但并不妨碍历史的实践发生。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并非都是在有自觉的合法性意识的前提下被生产出来的，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其实际的知识生产。这就使我们可以从经验的角度来指认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合法性。同时，从我们已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角度看，我们的研究似乎有追问的意味，同时，这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重建合法性的旨趣。

[39] 陶东风：《文学的祛魅》，载《文艺争鸣》，2006（1）。

[40] 从这个方面看，晚近文学理论的再政治化问题就值得人们重视起来。具体而言，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有两位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其一，陶东风的政治批评。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其二，刘锋杰的文学政治学。参见刘锋杰、薛雯、尹传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41] 由“转型”而来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中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追问与辩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一道理论风景。虽然它还未曾有过一个具有共识性的答案，但这种提问本身就逐渐成就了一种回答，可将其命名为“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对此，已有学人做了相关研究。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