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学理论学科历史的书写主要出现在2000年前后。[26]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其中最为知名的著作。该书对20世纪的文艺学学术史进行了非常自觉而严谨的研究，由四部五本构成：钱竞、王飚撰写第一部，辛小征、靳大成撰写第二部上卷，旷新年撰写第二部下卷，孟繁华撰写第三部，张婷婷撰写第四部。[27]全书总序由杜书瀛撰写。[28]这里就以此总序为对象，考察其历史书写中的学科反思。

杜书瀛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学术史意识，于是在该书导论部分辨析了“20世纪”时段划分的合法性，将文艺学学术史与文艺学史、文艺学思想史做了相对的分离，追问了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意义，说明了书写文艺学学术史的基本理念，描述了百年中国文艺学的运行轨迹，从学科历史发展中反思了有益的启示，等等。就此，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学术史书写是目前我们所见最为专业的书写，既具有开拓意义，又具有典范意义。

杜书瀛认为，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目的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换言之，他认为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学科之路。那么，这种建设如何可能呢？结合杜书瀛的说法，我们可做如下阐释。

首先，“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现实社会文化与文学是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根源和资源，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不能离开现实，相反要沉潜现实，捕捉现实，把握现实，努力与现实社会文化及文学形成互证互释的良性关系。在杜书瀛看来，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其次，“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不能割裂传统，离开了传统的文论发展，往往没有本土文化气息，缺乏历史感，因此很难做出真正的实绩。包括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转型而完全断裂，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它依然幽灵般盘旋在当代。为此，我们需要自觉地从古代文论传统中寻求资源，并根据实际需要加以灵活运用。这恐怕是摆脱当前文艺学研究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

再次，“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百年来的中国文论建设一直在学习西方，学习的结果是带来了中国文论的长足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妨直接以学者的成长为例予以说明。“五四”前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那代学人与西学相遇而获益匪浅，并积极译介西学，推动了彼时文论的发展，这当是不可否认之事。当代学人的成长亦可为证。赵一凡、王逢振、王一川、王宁等文论界知名学者，几乎都有国外学习经验。[29]即使没有直接出国学习，其他文论界知名教授都很难说没有研习过西方理论，更不可否认其学术成绩的获得与西方有关。对此，只需要看看他们的著述即可获此体认。为此，我们的确应该认同杜书瀛所言：外来的学术思想引入，往往是造成本民族文艺学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不可一日停止向外开放学习，这当是不刊之论。

最后，在继承百年来文艺学传统的基础上“接着说”。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要特别重视现代传统，因为它是离我们最近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也有外国因素，但毕竟只是因素，它更多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回应。因为离我们近，所以当代文论发展受其影响最大，或者说，当代文论发展直接就从它那儿来。现代文论建设中遇见的问题，在当代恐怕都会遇见，如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怎样解决文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现代传统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成绩教训？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这恐怕也是杜书瀛研究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原因。因此，与古代传统相比，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传统。我们切不可绕开这个传统直接钻到古代的故纸堆里去。

杜书瀛在谈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文艺学之后，还从百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轨迹中，梳理了对当下学科建设有启示性的几点意见。

第一，走出“学术政治化”的误区。在杜书瀛看来，“学术政治化”是“制约百年文艺学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30]。毋庸讳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包括文艺理论在内整个20世纪的文化主旋律，为此，百年来的文艺理论的确从未远离政治，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亦是文学理论的主题。这个过程中出现过政治对文论的极大伤害，以至于“文艺学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和俯首帖耳的工具”[31]。就此而言，在文艺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如何维护自身的自主性，避免政治的伤害恐怕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是否存在坚实的保护层呢？杜书瀛没有继续言说。我们不妨在此发挥一下。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改变对政治的理解，既而改变政治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一如我们曾指出的那样，政治实有多种形态。所谓“学术政治化的误区”，所谓“文艺文论乃至文化为政治所伤害”云云，其“政治”指的都是“坏的政治”，如意识形态政治，甚至集权主义政治。如果我们的文艺可以创构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政治，也就是通过建构文学公共领域，既而引导政治公共领域的生成，那么，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的伤害。[32]就文学研究而言，这应当是政治批评或文学政治学努力的方向。[33]

第二，不封闭。百年来的文艺学学科发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闭关锁国，搞狭隘的、不开放的文化民族主义，什么时候文艺学学科建设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凋零萎缩直至消失。这的确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例如，“**”时期的文艺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自我封闭。那时的文艺学问题之所以很多，就是因为只学苏联，没有进行真正的开放。新时期以来，通过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二三十年，中国文论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34]杜书瀛为此呼吁道：“‘莫封闭，要开放’，这是百年来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经验。”[35]

第三，多元化。学术观点的多元和差异是正常的，没有分歧和异见倒极可能是不正常的。只要是在自由宽松的文化语境下，关于某一文学问题的理解必定是丰富多彩的。[36]同时，因为或可以集思广益，或有场域内角逐的存在，所以学界对某一问题的理解会更全面、更深刻。此时，文艺学知识生产状况就会比较好，学科的发展态势也总体向好，因言获罪的情况往往可以得到避免。为此，坚持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正确的，这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相反地，在“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的语境下，文艺学知识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了。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企图消除歧见，最后“造成了一段时间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学术研究凋零、衰败，万马齐喑”[37]。为此，我们非常认同杜书瀛所言：“对学术发展来说，多样化、多元化绝对是一个好现象。多元化、多样化的氛围，也是学术发展的最好氛围。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从学理上说，绝对是发展学术的好政策。”[38]这也是文艺学界诸多学人主张交往对话的原因所在吧。[39]

第四，处理好“知”与“思”的关系。所谓“知”，其意是说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是科学研究，要搞清楚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要走进它，搞懂它。但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是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因此，不能停留于是什么的问题，或者在搞懂是什么的问题时，必定要在此基础上介入思想和价值观念，有形而上的思索。换言之，文艺学学科知识生产只有有“思”，才会深刻，才会有人文性。在杜书瀛看来，百年来的文艺学研究往往缺少哲理深度，抽象得不够，也就是偏于知而轻于思，知与思没有做到更完美的结合。[40]

应该说，杜书瀛的文艺学学术史书写非常专业，据此引发的反思也很有价值，其中最为珍贵的恐怕是他所指出的文艺学学科发展要赓续现代传统。这甚至是他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突出现代传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们就以此为重点进行一番简要讨论。我们先来看看关于当代文论的时段划分问题。毋庸讳言，学界关于当代文论时段划分的理解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是约定俗成地将1949年或1942年以来的文学理论视为“当代文论”。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当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有别。如果根据文论历史发展背后的“政党政治史”的异质而将两者区分开来，也未尝不可；但因此否认当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联，甚至认为当代文论要有别样的现代性，这恐怕是不合适的。无论将现代作为简单的时段，还是将当代与政治史关联起来，我们都不否认，作为文学理论的现当代，其实都是或者都要追寻现代性。换言之，中国文论自“五四”以来就走向了现代世界，已然在世界文论场域中存在。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为此，杜书瀛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从古代的诗文评转变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正因此，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现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异质性，以至于忘记了现代文论开启的现代性新质，而且这新质不可能不为当代文论所继承。即使当代文论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那也得认为正是因为它违背了现代文论传统。著名学者钱中文曾主张用现代性为理论视域观照中国20世纪文论，并认为已经形成了现代文论传统。钱中文还一再强调，当代文论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学理论为基点。[41]其观点与杜书瀛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第二种，是将“当代”约定俗成地视为“当今时代”，而后特别强调“当代”文论建设要有“中国特色”。为了强调有“中国特色”，有学人往往不加反思地忽略现代文论传统而主张直接回到古代文论传统，甚至在用语方面都要求恢复古代汉语，似乎如此才足以表明其“中国性”。[42]倡导“中国性”，甚至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涵濡浸染固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已然进入文论世界史的中国文论，不能再臆想回到纯粹的中国古代，试图去那里寻找自我认同的“中国性”。实际上，中国古代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它那里既没有纯粹的中国性，也没有能力独自代表中国文论的“身份”。

为此，杜书瀛强调当下要建设的文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说，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服务”[43]。杜书瀛曾自觉地联系世界历史来讲述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并且指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就是这样诞生、成长和发展的。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44]因此，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切不可忽视杜书瀛所言及的“现代”二字。王一川更是径直用“现代文论”来总括百年中国文论。[45]总之，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把上述三种时段的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纳入学科反思的问题框架中予以述评，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一，它可以让我们明了文学理论学科知识生产的得失，既而更为自觉有效地展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其二，如果不将它纳入学科反思的框架中叙述，我们往往理解不了这些研究成果，比如贴上论题宏大论证浮泛的标签，或者与空疏的学风扯上关联。而一旦我们明白其反思的意图，则可免去这些不必要的误解。其三，对于学人自身而言，这种研究往往是个人的学科历史，而这种历史的书写在表明其学术的自觉外，还提供了人们观察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的一个视角，甚至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视角，因为大多的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往往杂碎拼贴而并没有自觉的历史观。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视这种以书写学科历史的形式来展开学科反思的做法。

[1] 这里需要说明三点。其一，这里所谓百年、六十年、三十年都是文献内指的时间，而非文献发表的时间，更非笔者撰写本书的时间。其二，除了百年、六十年、三十年之外，尚有十年时段、二十年时段、五十年时段等少量总结与反思的研究文献。例如，钱中文：《在蜕变中：新时期文学理论十年回顾》，见《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刘小新、王伟：《新世纪十年文学理论回眸》，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汤学智：《辉煌的20年——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1）；张婷婷、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其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选择了非常有限的几种文献，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2] 三十年时段的文艺学学科回顾与反思的文献较多，其中重要的有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载《文艺争鸣》，2007（3）；童庆炳：《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从三十年来文艺学学术的发展看高校学术组织任务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3）；童庆炳：《延伸与超越——“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之我见》，载《文艺争鸣》，2007（5）；王元骧：《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值得认真思考的三个问题——文学理论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见《论美与人的生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董学文《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趋势》，载《文艺争鸣》，2007（7）；董学文：《怎样总结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历史》，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4）；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3）；董学文：《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反思的几个问题——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9）；董学文：《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10）；鲁枢元：《河东，河西——也谈文学理论三十年》，载《文艺争鸣》，2007（9）；马龙潜：《论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回顾和反思的思想理论基础》，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4）；周平远：《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文艺社会学视角的中国文论30年及应对策略》，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5）；李益荪：《思考和建议——我看30年文论发展的历程》，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王一川：《从启蒙思想者到素养教育者——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的三次转向》，载《当代文坛》，2008（3）；赖大仁：《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载《文学评论》，2008（5）；邢建昌：《文学理论三十年的知识演进》，载《文艺报》，2008-10-18；汪正龙：《文艺学研究三十年》，载《文艺争鸣》，2008（11）；陈雪虎：《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30年回望》，载《当代文坛》，2008（3）；章辉：《西方知识与本土经验：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载《人文杂志》，2008（6）；盖生：《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热点反思》，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此外，学界还举办了相关学术会议。2007年6月23日至25日，华中师范大学等联合主办了“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代表会。参见孙文宪：《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7（6）。2008年，北京大学举办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参见金永兵：《文学理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8）。2010年6月18日至21日，苏州大学举行了“回顾与展望：三十年来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见王耘：《回顾与展望：三十年来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4）。

[3] 该导言又独立成篇，曾以《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为题发表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上。

[4] 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载《文学评论》，2007（3）。

[5] 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载《文学评论》，2007（3）。

[6] 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载《文学评论》，2007（3）。

[7] 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载《文学评论》，2007（3）。

[8] 六十年时段的文艺学学科回顾与反思文献，主要有钱中文、吴子林：《新中国文学理论六十年（下）》，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4）；童庆炳：《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载《文艺争鸣》，2009（9）；金涛：《文艺学六十年：从理论初探到综合创新——访著名文艺理论家、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童庆炳》，载《中国艺术报》，2009-09-29；朱立元、栗永清：《新中国60年文艺学演进轨迹》，载《文学评论》，2009（6）；姚文放：《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载《文学评论》，2010（1）（该文完整版参见姚文放：《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见钱中文、丁国旗、杨子彦：《新中国文论60年》，43～53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欧阳友权：《中西文论60年行进态势及成因》，载《贵州社会科学》，2009（10）；杨向荣、傅海勤：《边界位移中的知识建构与反思——六十年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走向》，载《理论与创作》，2009（4）。此外，学界还举办了相关学术会议。2009年7月16日至20日，贵阳花溪召开了《“新中国文论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六届年会》。参见谭德兴、林早：《“新中国文论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10（1）。

[9] 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 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册，2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 文艺批判运动之如是，甚至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对王实味、丁玲的批判就已经开始。对此，有学人评论道：“这是延安时期发生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文学批判运动，尽管这场批判运动因其对象不同而批判程度有别，但开了从文学思想批评上升为政治斗争运动之先河。它以政治斗争替代文学批评的运动方式，采取行政的手段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批判运动的方式，对受批判的对象进行分化处理的手法，都为新中国文学‘公共空间’的瓦解埋设了有害的精神种子。”参见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册，2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2] 公私的关系有一元论（灭私奉公、灭公奉私）和二元论。有日本学者曾提出“活私开公”的三元论理解。对于公私一元论，有学人曾很好地评论道：“灭私奉公（公一元论）和灭公奉私（私一元论）是公私一元论的两种极端形态，尽管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在个人尊严丧失或者他者意识薄弱的公共性意识欠缺的问题上却是相通的。”参见卞崇道、林美茂：《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崭新学问的视野》，见[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国家·人·公共性》，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5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4] 有学人用“私人空间的焦虑”来评论1949年以来尤其是1956年以来的文艺运动，这的确非常有见地。例如，柏定国就写道：“毛泽东在二十年间曾经不懈地发起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策略的根源。这可以看作‘毛式焦虑’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状态中对私人空间的焦虑。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前提经验，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争造就的、少有私人自足空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经验。”参见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20～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5] 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6] 人们常常因此情愿远离政治，因为政治的形象已然败坏了，可以用这样的语词来修饰，即敏感的，恐怖的，黑暗的，潜规则的，丑陋的，肮脏的，钩心斗角的，权力斗争的，谋取私利的，等等。陶东风对政治污名化现象进行过论述。他强调，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黑暗专制政治的作祟，更由于“**”造成的负面效应，在中国，“政治”被污名化，成为一个被极大败坏了的概念，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就是阴谋诡计、以权谋私，等等。参见陶东风：《阿伦特与当代中国问题》，载《学术界》，2015（8）。

[17] 钱中文：《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6）。

[18]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6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 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0] 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1] 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存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可参见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陶东风《论文化批评的公共性》（《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等。

[22] 对此，可参见陶东风的《还“政治”以应有的尊严》（《新京报》2013年6月8日）、《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和《阿伦特与当代中国问题》（《学术界》2015第8期）。

[23] 参见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载《文艺争鸣》，2008（1）。

[24] 可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著作。

[25]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24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6] 进行百年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有如下文献。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载《文学评论》，1998（5）（该文完整版见王元骧：《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246～29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钱中文：《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6）；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吴兴明：《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谢冕：《百年中国文论述略》，载《东南学术》，2000（1）；陈辽：《百年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前瞻》，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2）；代迅：《百年回眸：世界文论格局中的中国文论抉择》，见王杰：《东方丛刊》第3辑，28～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冯宪光：《寻找百年中国文论的学术视点》，见王杰：《东方丛刊》第8辑，桂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夏中义：《“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论纲》，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6）；李衍柱：《百年中华崛起与文艺学范式转换》，载《百家评论》，2013（1）；董学文：《中国百年文学理论嬗变的反思》，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3）；董学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赖大仁：《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载《学习与探索》，2001（5）；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杨春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载《文艺争鸣》，2011（1）；方克强：《百年中国文论研究的观念性缺失》，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2）；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1）；洪永稳：《迷途与通途——对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历史与现状的反思》，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刘阳军：《“强制阐释”现象及其批判——兼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现代化道路》，载《文艺评论》，2016（5）。此外，学界还举办了相关学术会议。1996年1月22—26日，学界在广东湛江市、海南海口市两地联合主办召开了“20世纪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参见陶原珂：《跨越世纪的思考——“20世纪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学术研究》，1996（5）。1997年9月14—19日，学界召开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参见孙先科：《百年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州学刊》，1997（6）。2012年11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了“百年文学理论学术路径的反思”学术研讨会。参见袁晶：《“百年文学理论学术路径的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见童庆炳：《文化与诗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14年10月17—19日，学界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参见于阿丽：《反思与展望：如何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3）。

[27] 该书200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

[28] 全书绪论又以《文艺学百年》为题收录在其《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还曾以《从现代文艺学建设谈到百年学术史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对中国20世纪文论和美学的回顾与反思》（《南都学坛》2005年第1期）、《反思百年文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等为题非连续地刊发。2013年，这部分内容又被其纳入《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三千年诗学文论发展历程的别样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第七章中，但有增删。鉴于引用的方便，这里主要以《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所收录的完整版本为参考。

[29] 1981年，赵一凡去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1986年，王逢振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做博士后；1988年，王一川去英国牛津大学做博士后；1990年，王宁去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做博士后。参见胡疆锋：《西风东渐30年——西方文论与新时期中国文论建设》，载《当代文坛》，2008（3）。

[30]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1]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2] 王一川在反思百年文论发展时，呼吁用“知识制度保障学术健康发展”，这是有价值的说法。参见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1）。

[33] 学界已然有学人在尝试做此工作。可参考以下相关文献。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载《文艺争鸣》，2008（1）；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3）；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载《学习与探索》，2006（3）；刘锋杰：《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刘锋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曾永成：《文艺政治学导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4] 比如，王宁就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笔者近来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与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鲁汶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西奥·德汉先生的交流对话，得知连对中国学界不甚了解的西奥·德汉先生都知道中国有个王宁教授。参见张江、西奥·德汉、生安锋：《开创中西人文交流和对话的新时代》，载《探索与争鸣》，2016（1）。

[35]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6] 杜书瀛甚至退一步说：“实际上，这样单一的文艺学，即使它是科学的，也不足以说明那么复杂的文艺现象。”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3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7]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9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8]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9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9] 钱中文先生曾以“走向交往对话”作为文学理论著作的书名，并且该书也非常强调多元差异的存在，认为对话交流是好的解决多元差异的理念和方法。这是值得学习的。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杜书瀛曾经对新时期二十年的文艺学进行总结展望，并且意味深长地说道：“如果说最初那20年由多元化走向大一统——最后特别是到40年代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统天下。那么，最末这20年，由于当今时代性质所决定，未来的文艺学发展将不是由多元走向一统，而是走向对话，而且在可以预计的历史范围内将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多元对话的局面。”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3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顺便提及一件笔者经历的事情：童庆炳曾亲自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创办名为“对话”的刊物，并且为该刊物题写刊名。

[40] 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8～130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1] 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279～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2] 学者靳大成曾非常诚恳地指出，我们今天不可能像曹丕时代那样思考和写作，甚至也不会如桐城派那样写作。于是，他断言：“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变化，使我们与伟大的古典传统断然划开了一道鸿沟，而在这个断层的此岸，现代学术体制及其规范已然出场。由此我们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合理性、关于现代性、关于知识的合法性、科学方法论等观念体系，形成了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认识论框架。这才是前人所惊叹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棋局已换，定式和下法还能重复吗？”参见靳大成：《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反思学术思想史？》，见王晓路：《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100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钱中文先生也曾就此写道：“我们不可能再来使用古语说话。如果直接转向古代文论，那么很可能我们一时连话都不会说了。因为，古代文论中不少话语，我们已对它们十分隔膜，在语义上，与当代文学理论已不相通用，我们不可能用古代文论的话语来阐述当代文学现象。虽然有个别学者使用古代话语撰写著作，但也只是针对古籍，而难以对现代文学进行评论。”他认为，我们只能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地研究古代文论，把其中的有用成分，包括它的体系与各种术语，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不是表面地使用一些古代文论的术语，而是丰富其原有的含义，赋予其新义，与现代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融合起来，使其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血肉，形成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形态。这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329～3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历史感的，也是负责任的。

[43]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9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4] 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03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5] 参见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1）。该文是较为全面地对百年中国文论进行反思与建构的重要文章，这里因篇幅所限没有做专门介绍。但要说明的是，我们已经自觉吸收了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