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而言，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终结说”并没有直接引发文学理论界对本学科的自觉反思，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先声。理由至少有两点。其一，从研究对象入手对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问题进行思考，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做法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了震惊效应，从此以后，有关文学理论合法性危机的焦虑与讨论恐怕都与此有关。其二，持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之终结说者，隐微表达了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诉求，这无疑也是此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内在动机。[1]就此而言，我们不可否认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之“终结说”的确是从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角度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展开反思。